2018年，随着《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的批复公布，“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上海城市愿景成为各方热议的重要话题。而“全球城市”概念提出至今已历经27年，其内涵与发展模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以上海为代表的崛起中全球城市的创新实践，更为这一理论的发展不断提供鲜活的经验与反思。如何看待全球城市概念的动态发展特征，分析国际化城市带来的不足与挑战，以及上海等新兴全球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前景，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2018年4月1日，27年前首提“全球城市”概念的哥伦比亚大学萨斯基亚·萨森教授来到上海，参加“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与上海实践”高端研讨会。在会议期间，上观新闻对这位1978年就到访过上海的老朋友，就全球城市的发展与问题，上海如何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等话题，进行了专访。

上观新闻：全球城市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

萨森：1991年，全球城市概念提出后，其内涵的动态性和发展性一直被各界所关注。从学术概念的角度上说，全球城市是一个中介平台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世界的快速全球化相关。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20世纪80-90年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城市的作用在不断下降，因为几乎所有的事务都可以通过数字网络进行处理。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当今世界，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重大变化与发展，恰恰提高了城市作为专业化部门集聚地的重要地位。同时，许多标准化与例行业务则不断从西方的主要城市移出。

全球城市理论的第一个假设在于，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在国内层面进行规律性的生产活动，并在企业总部内部解决其经营所需的全部问题。这些大企业雇佣全职职员以处理企业不同的需求，而这些工作对于优秀的工作人员而言具有上升通道。

而当全球化时代来临后，当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后，上述模式便难以为继了。一旦这些企业在20、50个，甚至90个国家开展业务，它们就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专业化的法律、会计、金融服务。但这些企业可能只需要每年50个小时针对蒙古的法律服务，或阿根廷的会计服务等。这意味着，跨国企业需要一整套的新型复杂专业服务体系，而这种综合性的服务是无法在以往的公司内部完成的。而这就是全球城市中介平台功能的根源所在。事实上，这种平台功能的本质，是巨量的新类型商业运行空间选址于一些特定城市，以响应企业全球运营的新型需求。

第二个假设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相对传统经营模式而言，上述新经济运行模式同时催生出大量高层次就业与低薪资就业机会，而对中端就业则需求下降。而且，这些低层次就业，无论是服务于办公场所，抑或是家庭，其重要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上观新闻：过去20年，全球城市的力量为何会快速增长？

萨森：在过去20年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类型全球城市的数量增长。这主要缘于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作为全球行为体（企业、文化发展、专门人才流动等）集聚地的作用能力超过了国家。

传统上，人们会认为国家政府才具有全球行为体的权力。而事实上，国家和城市都是重要的全球行为主体，但全球城市的行为模式十分特殊。国家政府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扮演了关键主体的角色，如贸易协定等。但城市作为全球行为体，其发展领域与上述体系有很大不同。政府的作用在于规制和治理国际政府性事务，如通过外交手段来治理经济交往活动，以及对战争及和平问题设定规则等。

而城市的作用路径则十分迥异。城市具备复杂、多元、开放的运行体系，因而具有复合性的功能。由于体系的多样与开放，城市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吸纳新的发展机遇，去除过时的规制。而国家政府则是相对更为“正式”与“闭合”的体系，不易变化。

上观新闻：为什么20年来全球城市的成功主要体现为“纽-伦”（纽约-伦敦）模式，却鲜见其他模式 ，这是正常现象吗？

萨森：全球城市概念提出后，西方世界的“纽-伦”（纽约-伦敦）模式一度被认为是“最佳”全球城市发展模式。但新兴全球城市在崛起过程中，并不照搬所谓“经典模式”，其追寻塑造自身发展模式的努力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纽-伦”模式是一种传统模式，其延续已超过一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全球城市的崛起，带来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实现了以下两种特点的结合，其一为主要城市不可或缺的开放特征，其二为城市经济的弹性。这两种特点与国家级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特点大相径庭。城市拥有具有弹性的经济体系，使得其能够容纳新的发展机遇，而这种机遇往往是非正规形态的。国家政府则更多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难以具备城市拥有的开放与创新选择。

相较国家政府，全球城市更多体现出为以人为驱动力的体系特点。创新成为活力城市的主要标志，无论这种创新的规模是大是小。多样化的复合型大城市历史性地成为创新的承载空间。例如，高密度垂直建筑的发明，目的在于容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而非服务于政府的会议。同时，小商贩也是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并非政府创制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城市民众的现实需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许多看起来很小的创新却影响巨大。另一方面，一些大的创新与发明也来自于城市的需求，这种需求涵盖了从公共住房、公共交通，到私人专业服务等的诸多领域。

上观新闻：您如何看待全球城市的分化与不公正问题。

萨森：作为全球化力量的核心空间节点，全球城市的发展，容易导致“驱逐”、“不满”与“分化”现象。在新兴全球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着力避免这些负面因素带来的影响，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不平等是所有大城市的主要特征。对于城市存在的大量的不平等问题，需要高度关注，或可以“城市伦理”视角加以分析。应着力厘清哪些不平等现象是城市贫困阶层能够接受的，而哪些则是这些阶层绝对无法接受的。在西方社会，人们很难理解这些，民众常常会以中产阶层的价值观来看待贫困者和受剥削者。而后者事实上对于“可接受的不公平”和“伤害性的不公平”拥有与前者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源于贫困者的经济条件所限，以及无法获得与中产阶层相近的教育水平。因此，需要研究不同类型的城市中的这些现象，如巴西里约热内卢，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北京、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的这些情况也需要高度关注。

上观新闻：新兴全球城市崛起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萨森：从历史上看，纽约、伦敦、东京等主要全球城市的崛起，依托于所在国的崛起，以及相关城市全球流量枢纽地位的确立。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上海等中国全球城市的崛起前景及主要依托成为城市学界及相关领域关注的重要话题。

“专精”特色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在过往20年中，随着全球城市能级的逐渐累积，带来了多样化的知识体系，如经济、金融、产业、文化、基础设施等。这些知识体系被不同类型的企业、政府、项目所利用。而每个城市都在这些要素的某些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使其有别于其他城市。因此，香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金融中心，与上海、北京、深圳都不同。这种专业化知识体系的作用，在每个城市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以这一特点为核心，主要全球城市的“专精”特点，为这些城市带来了各有不同的专业化优势。这种“专精”特点勾勒出每个城市的独特作用所在，由此，北京得以与上海、深圳、武汉有所区分。当然，这些城市也具备一些“标配”：全球水准的公共交通体系、办公楼宇条件、学校与高校体系、机场等等。我们可把这些“标配”视为高等级的“基础设施”。这些因素则与城市的专精优势完全不同。而上海的高端优势，就在于其独特的知识体系及历史积淀。这些优势与上海的地缘与历史地位，以及独特的城市功能关系紧密。

上观新闻：全球城市正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萨森：随着技术与发展理念的更新，信息化、低碳化、区域化、幸福导向等新变量，在城市发展中形成了所谓“去中心化”趋势。这种趋势是否会削弱全球城市对全球要素的配置能力？全球城市在面临诸多新挑战时的核心竞争力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需要全球城市的研究者、规划者、实践者做出回应。

所有城市都面临这些重要的挑战，而且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此类挑战的重视程度和回应表现，比美国、拉美、非洲以及大多数亚洲政府要好得多。美国的联邦政府并不总是城市的支持者。而美国大部分民众持有对大城市非常负面的态度。他们不喜欢大型、复杂、国际化城市的理念。应当注意到的是，美国人口的大多数居住在小城市与郊区区域。中国民众中是否存在此类反大城市文化需要研究。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大城市的经济核心竞争力仍保持了很好的发展势头。而全球化时代特别之处在于，其强化了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而相形之下，中央政府的地位提升则没有那么显著。

上观新闻：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优势何在？

萨森：我作为1978年就访问过上海的学者，当年曾经与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访问了6周时间，同时还访问了上海，收获颇多。我还到访上海与中国的其他多个城市。历经40年的观察，我认为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具有诸多优势。其中一个关键性优势是上海的国际化特质，这种多样化的特质是在历史多个发展阶段中逐渐累积起来，并深入到了城市方方面面。这一因素常常被人们所忽略，而认为全球城市的经济力量是唯一重要的方面。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有所偏颇的。上海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中心，这一地位赋予了上海开放与创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主要全球城市具备的特质。

同时，上海与中国民众的友善，也令萨森印象深刻。当年我去过一些上海的社区，那里的街道晚上没有路灯，但街边屋中的门开着，各家的灯光照亮了街道。当我一个人到外滩漫步时，尽管当时的外滩十分空旷，没有太多的灯光，当我回过头的时候惊异地发现，身后有许多人无声地跟着，或许是由于我的相貌在这里与众不同。但这完全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或不适，上海民众的这种和善让我无法忘怀。这也是上海与纽约十分不同的地方。

上观新闻：上海正在加强四大品牌与城市营商环境的建设，您怎么看？

萨森：这无疑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座市域空间中富含历史底蕴的复杂城市，上海提出的品牌建设令人印象深刻。这些举措对于上海、中国，以及世界的公众而言，均可能意义重大，它们能够为城市的功能谱系增添一些更具特色的东西。品牌与营商环境策略或许能够为上海带来独特的制造业、金融、经济与技术创新特质，使上海与中国其他的潜在城市相比，具有更高的独特性。而这些特征将使一座城市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特质。应当特别关注的是，上海相较于北京、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的差异化特点。在美国，纽约的金融中心作用，就与芝加哥的金融中心作用有极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全球城市视角的关键在于，并不是城市间在彼此竞争，而是城市的专精特质使其脱颖而出。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