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临近，母亲又忙着准备“做清明”了。所谓“做清明”，用大白话讲，就是做一桌菜给老祖宗吃，是传统家祭形式在当下的残存或者说“简化”。

中国历来有为祖先准备盛宴的传统，在古代也是最重要最常见的仪式。让祖先享用精心准备的食物，他们会保佑子孙后代衣食丰足。直至明清时期，家庭内的中堂祭祀——家祭，和宗族内的祠堂祭祀成了江南地区的主流。近代以来，都市化进程下的祠堂大多湮灭，家庭物理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人大多代之以清明、冬至上坟的墓祭。大约也只有宝山、川沙、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南汇、嘉定、崇明等上海郊区，以及共享一个“信仰圈”的苏浙一带乡镇家庭，保留了简化后的家庭祭拜传统。

一般而言，一年之中除了清明，冬至前和春节前也要如是燕飨祖先，母亲分别谓之“做（拜）冬至”“做（拜）年夜饭”。我至今不确定是“摆”还是“拜”。“摆”，自是形象；“拜”，又符合祭祀的庄重。在我心里，这几个词是汉语语法中的“连绵词”，无法拆开细抠每个字的音形义，共同组成了一种口口相传、世代绵延不绝的虔诚和敬畏。

我家的“做清明”常规菜式如下：红烧肉、红烧鲫鱼、清蒸百叶包肉、芹菜炒肉丝、白切羊肉、腌笃鲜，再加水果、糕点各两样。糕点包括青团，且须得是最传统的豆沙馅，网红肉松咸蛋黄之流皆为异端。同样，水煮鱼、毛血旺，或是燕鲍翅参，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另一方面，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传统的宽容度也在提高，不必每道菜式都纯手工现制。例如白切羊肉从熟食店买，糕点也可以去超市买散装小蛋糕。

燕飨祖先，过程很重要。洗切配菜、灶头炉火，忙碌本身，寄托着对先人的思念和祝福。每当节令将近，父母会提前一周采买、烹制。到了祭拜这天，把客厅里的四方桌子擦干净，一边靠墙，两侧按一盅一筷的顺序摆放，盅内斟满黄酒。菜式糕点果品用花边瓷碗盛放，摆满桌子中央。正前方点两支蜡烛，蜡烛中间是三炷香。待香烛点起，家里人依次磕头拜祝，祭祀正式开始。

之后，父母退居厨房，一边闲话家常一边收拾此前忙碌留下的狼藉，或是和我一起躲进房间，各自刷手机，客厅里的香烛味混着酒香渐渐渗进房间。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从小在全球化语境中成长的“80后”，很长时间内我不知用何种态度看待这种家祭。它是“迷信”，但也是植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民间信仰”。正如学者李天纲在《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中所说，民间信仰既有厚待先人亡灵的朴素想法，同时又受到儒教传统的家祭、族祭礼仪规定的影响，祭重饮食，用食物做人神沟通的媒介。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在它身上寄托着情感。

清明本就有慎终追远之意，在此时节谈祭祀和宗教，大可不必讳莫如深。《论语》里就有“祭神如神在”的表述，李天纲认为，这就是中国人（汉族人）宗教的基本特征：重视灵魂，用适当的方式去和鬼神、魂魄打交道。在宋明儒家最为重视的典章《礼记·中庸》里，也有对祭祀现场的生动描写。宋儒重理气，“理气”观念，直接来源于“洋洋乎如在其上”的鬼神。到清代，江南士大夫主张用完善的祭祀制度“通神”，希望以此让曾经天崩地解、礼崩乐坏的明末社会回到汉朝之前的“三代之治”。

明末以来，包括上海在内的广大的江南地区经历了400多年的中外交往，直到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的时空结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按照不少学者的观点，宗教依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精神现象之一”。每逢年节的简化版家祭，虽只是中国人宗教生活的一鳞半爪，或亦可管窥上海这座城市的传统性——她仍是一座具有江南特征的东方城市。

再举一个“跨文化”的例子。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的《太空漫游》系列作品中，航天员鲍曼因为一次意外事故消失在宇宙尽头，其意念却在某个人类智识尚无法理解触及的高维空间存续。数百年里，没有人见过他，但每当人类命运面临重大转折，鲍曼都会通过某种方式给予善意提醒。克拉克描绘的和我们相信的，也许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