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中华第一村”是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为上山遗址题的词，是严先生对上山文化作为东亚稻作农业社会起源符号的重视与肯定。

漫长而持续的农业文化传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稳定特征。记得在一次与严先生的交谈中，他讲到历史上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都止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区这一事实。水稻与河流、土地的天然联系，造就了稻作农业社会有别于旱作农业社会的对土地的更为牢固的依存关系。我的理解是，防御性态势下的土地争夺使得黄河流域成为华夏文明国家政治板块的发祥之地，而长江中下游地区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根基则是中华文明最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定海神针。

这应该是严文明先生一生将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作为重要治学方向的根本原因，也是严先生对浙江发现万年上山遗址始终保持高度关注的根本原因。

上山文化发现了水稻栽培、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证据链，这是栽培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早实证。农业起源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粮食的索取只是表象与诱因，导致的结果是人类从此开启了定居社会的历史。一个在漫长的采集、狩猎经济时代所无法支撑的以规模化人群为基础的组织化社会形态开始出现，这是持续至今的人类文明基本形态的滥觞。

上山文化正是这种文明初始形态的万年样本。

上山文化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命名，发现的遗址数量已超过20处，这些遗址的年代约距今约10000多年至8500年，均坐落在河谷盆地中间，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并得到稳定发展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上山文化体现的聚落定居特征以及作为经济基础的稻作农业证据，是中国尤其是长江流域史前文明演进谱系的基础性一环，我们习惯将其称之为东亚人类从洞穴到旷野所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因为，从实证的材料看，中国境内早于上山遗址的，大多属于洞穴山地类型遗址。从山地洞穴走向旷野，是东亚大陆早期人类走向文明的关键性一步。走出这一步的驱动力，可能比较复杂，但稻作农业的先进性引领，则是最终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上山文化所代表的旷野遗址群在钱塘江地区的出现，看起来十分突然，似乎缺乏从洞穴走出来的具体细节。但从农业革命的本义来说，这种跨越式突变可能就是真实的历史过程。水稻的食用价值一旦被开发，它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对文明的推动作用十分巨大。上山文化之后，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旷野型遗址，在洞庭湖及长江干流一带快速分布开来，如星火燎原。炊烟作为标志性的村落符号，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起，它是东亚农业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发展变迁的开始。中国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则沿着钱塘江的妖娆水脉，走出从上山通向良渚的稻作文明之路。

《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一书，是全国12名学者围绕重要考古发现探析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内容集成，书中涉及万年的遗址只有上山。这一远离中原、僻处钱塘江流域的远古遗址，如何承担起代表“万年中国”的特殊使命？我曾在《万年中国，灿烂辉煌》一文中特别提到上山文化的彩陶——彩陶中不但出现了明确的太阳图案，而且出现了与周易八卦相似度非常高的“卦符”，与太阳图案组合出现的还有疑似代表阴阳关系的神秘图符。我因此发出了“莫非传说中的伏羲是上山人”的感慨。

中华文明构成元素的基础载体，是变与不变的村落。那茅茨土阶袅袅炊烟之中萦绕的祥和与执着，是我们深植在土壤中的根。作为田野考古者，我经常在浙赣铁路和沪昆高速公路上归去来兮，对着窗外掠过的一簇簇青砖黛瓦的传统农舍，我仿佛看到了掩映于草木中的“远古中华第一村”。这是万年乃至永恒的叠影。（作者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冯时 等著

东方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