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新文化运动进入第二个年头，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李大钊以守常为名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青春》一文，发出了对中国青年的殷切盼望与深沉呼唤。

《青春》写于李大钊自日本回国前夕。上一年末、新一年初，袁世凯一意孤行，悍然改元洪宪。国内群起声讨，各界纷起抵制。进步将领蔡锷离京返滇，联络西南地方实力派，率先举起反袁大旗，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爆发了。护国军北攻四川，东出湘西，争取贵州、广西响应，有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根基。

护国战争赢得了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域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后方，云贵两省人民或踊跃参军、从戎远征，或毁家纾难、积极筹饷，或办报演讲、激发民意，或量力捐金、慰劳将士；在战区，川南、湘西等地人民悬旗结彩、壶浆箪食，或拿起武器、直接参战，或报告敌情、担当向导，或组织武装、四处游击；在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各地民众蜂起抗争；在海外，各埠华侨踊跃捐款，并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回国参战。这种军民合力反袁的盛况，正如护国军将领戴戡所言：“特是胜之以武者，固贵军人之先声，持之以坚者，尤赖众心为后劲。”

护国战争的强大压力，造成北洋军阀的内部分裂以及袁世凯外交上的窘境，最终迫使其取消帝制。袁氏倒行逆施的阴霾一扫而空，李大钊的心情也随着春天的到来而转趋明媚。“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国内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再造共和的曙光就在眼前，这给身在日本的李大钊以巨大的鼓舞，促使他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进行深入的思考、乐观的推演。

《青春》一文并未流于就事论事式的空泛说教，而是从哲学层面对青年进行劝谕和引导，从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的角度娓娓道来，勾勒出生机勃勃、激荡人心的青春意象，构建起层次丰富、逻辑严密的青春观。

比如，如何看待或无限或有限之宇宙？从绝对的角度来看，由于宇宙在时间上无初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因而宇宙之青春是无尽的；从相对的角度来看，作为整体的宇宙有进化、有退化，作为个体的万象万殊在时间上、在空间上也是有边界的，因而宇宙之青春是有限的。青年应当认识到“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秉持“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以绝对把握相对，以无尽之青春把握青春之进程。这是因为人类在受动性、依赖性之外，还有极强的主动性、能动性。人类都可以而且应该永葆自身青春，并且以此承担起现在和未来的责任。

又如，如何看待或青春或白首之人类？以生物学者为代表的群体认为，“人类之生活，反乎自然之生活也”，且“其趋文明也日进，其背自然也日遐”；以宗教信士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人类必须虔诚信仰上帝，“惟托庇于神而能免于罪恶灾厄也”。李大钊的立场是，一方面要坚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另一方面也要力图使“背逆自然之生活”向着“顺适自然之生活”接近。

再如，如何看待或青春或白首之国家？作为整体的人类有其发展演变，作为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民族和国家）一样有着其兴衰更替规律。当时的中华民族因为“积尘重压”，渐向衰歇之运。面对这样一个“老大衰朽之邦”，有人幻想在不触动传统的前提下力图苟生残存。但是，中国自身的演变、世界潮流的涌动已不允许这种可能性存在。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更生回春，再造神州，舍此别无他途。

李大钊认为，为了再造神州，中华青年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做到科学面对人生。他批驳了那种“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的价值取向，指出这种态度只会带来烦扰苦恼，使青年堕入“机械生活”，最终“为青春所累耳”。他真诚地劝告青年，不问过往，不惧将来，惜取当下韶光。正所谓，“昨日不能呼还，明日尚未确实。尔能确有把握者，唯有今日”。

他进一步强调，青年若欲求得自觉，应当冲破两种束缚，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换句话说，一方面需克服历史沉疴的惯性阻力，另一方面要跳脱欲望横流的恶劣环境。

对于许多知识青年、进步青年来说，《青春》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毛泽东读了《青春》后，自此成为《新青年》的忠实读者；邓中夏、李达等也受到李大钊青春思想的深刻影响，成为忠实的践行先驱。

虽然相隔近一个世纪，《青春》的思想力量并未衰减。它启迪我们，人生的长度与个体自身所采取的态度紧密相关。如若我们保持积极取向，勇于担负责任，扫除历史积弊，则个人、民族、国家都能保持上扬的态势。它激励我们，只要我们自身常怀青春之心、“摆脱冷气”，以勇毅前行替代踌躇不决，人生就能由抑转扬；只要千千万万个自我不负青春韶光、奋起直追，以搏风击浪之姿挺立潮头，则民族、国家必将“常得青春”。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孟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