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个名闻遐迩的伟大科学家，他树起了共和国“两弹一星”的擎天丰碑，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生于上海，梦回“岐山”

1911年12月11日，上海一家医院里，传来清脆的啼哭声，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人间。这个生命就是日后中国航天领域的传奇人物、闻名世界的伟大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按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顺序，为其取名为“钱学森”。父母希望孩子长大以后，学识像森林一样茂密而又广博。

近年来，上海愚园路靠近江苏路口有条弄堂颇为有名，吸引了很多人来打卡。弄名为岐山村，属新式里弄，砖木混合结构的联列式花园住宅，整洁高雅。曾经居住于这条弄堂的名人不少，有当代作家、文学翻译家施蛰存，抗日爱国人士、民主人士杜重远，电影演员祝希娟等。其中的111号曾是钱学森母亲家章家的家产，后由于家道中落，章家将此楼卖掉。再后来，出于对旧居的感情，章家又向房东租回此楼。

岐山村弄堂口。翩翩摄

据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这里至少三度与钱学森的命运紧密相连。

钱均夫是资深教育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一直在教育界从事教书和教育研究、管理的工作，曾在杭州、北京、南京等地的政府教育机构任职。钱学森在北京接受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完整教育。

1929年，钱学森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时，曾在岐山村舅舅家备考。他在交通大学就读时，节假日经常到舅舅家住宿、改善生活。弄堂里的邻居常见他骑着自行车去上学的身影。在舅舅家，他可以和表哥章镜秋一起玩摄影。章镜秋年长钱学森几岁，是个摄影爱好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不少杂志发表过他的摄影作品。受章镜秋的影响，钱学森也爱上了摄影，两人经常形影不离，切磋摄影技巧。这一时期，是钱学森与这间旧居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

岐山村钱学森旧居外景。郑聪麟摄

岐山村钱学森旧居内景。郑聪麟摄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直至1947年，钱学森短暂回国，也是在岐山村见到了久别的父亲。

此时，钱学森的母亲已不幸病逝，父亲已在岐山村定居。回国期间，30多岁的钱学森与儿时就认识的小妹妹蒋英重逢，他俩很快结婚，后共同赴美。

1955年10月，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先抵达广州，参观一天后于10月12日坐火车回到上海。抵沪时，74岁的父亲钱均夫亲自前往天目东路老北站迎接分别多年的儿子，并把他接到岐山村旧居。望着久别的旧居，钱学森不无感慨地说：“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寂寞时不由思念遥远的上海，也曾好几次梦见这座旧居。”钱学森短暂地居住在此。其间，钱学森除了与父亲和亲友们团聚相谈外，还为儿子钱永刚庆贺了7岁生日，并且在这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岐山村旧居内景。郑聪麟摄

不到半个月，10月26日，钱学森就从这里启程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从此开始了他开创“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征程。

交大苦读，全面发展

1929年，18岁的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报到那天，钱学森在父亲钱均夫的陪同下，前往华山路交通大学办理了入学手续。从此钱学森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今日交大校园。李动摄

钱学森在交大期间，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尤其是三年级以后，平均成绩为90.44分，位列全班第一名，并多次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还获得过学校设立的老山德培奖学金和斐陶斐学会荣誉会员证书。交大对学生的要求是极高的。例如1935年，水利学课程的期末考试中，试卷上一共有6道题目，钱学森很快全部做完了，只是在最后一道题的运算步骤中，将“Ns”写成“N”，漏写了一个下标“s”，结果被扣掉4分，最终得分为96分。虽属于“小瑕疵”，但批卷老师毫不留情，该扣则扣。交大学风之严谨，把关之严格，从这张考卷可见一斑。

在交大求学期间，学校图书馆是钱学森每天必去的地方，他将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他遍览了图书馆内所藏的关于机械、力学、航空等方面的中外科技书籍，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为此后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宽广而扎实的基础。

建于1930年的上海交大执信西斋（学生宿舍）。李动摄

在大学期间，钱学森不仅品学兼优，而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包括加入学校的铜管乐队、管弦乐队、口琴队和国乐队等，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演出，是一个兴趣爱好广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

1934年7月，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并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所选专业为飞机设计和制造。在诸多留美学生中，钱学森是唯一一名学航空飞行专业的。

1935年8月，钱学森在上海黄浦江码头乘坐“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东渡太平洋，开启了他在美国留学、工作20年的历程。

沙逊大厦，喜结连理

对于钱学森与蒋英来说，可谓天赐良缘。钱、蒋两家属世交。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早年是同窗学友，后来又一同留学日本。两人志趣相投，时常在同习经典、共赋诗文之余，流露出变革反清、拯救国家、唤醒民众之激进思想，因而结为“苔岑之交”。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家，他与日本夫人左梅共生有5个女儿，被誉为“五朵金花”。而钱家只有钱学森一子。因此，钱均夫夫妇很希望家中有一个女儿，他们见蒋百里三女儿蒋英长得漂亮可人、天性活泼，便恳求蒋家将蒋英过继给他们。蒋家夫妇经商议一口答应。于是，3岁那年蒋英被过继到钱家，更名为钱学英，成了钱学森的妹妹。但没过多久，因为蒋英想家、蒋母思女，蒋英又回到了蒋家。

1947年，钱学森回国，已36岁了，仍未婚娶，成了父亲的心病。而此时，蒋英也已从欧洲学成回国，成了著名的歌唱家。钱学森以一个科学家的直白方式向曾经的“妹妹”蒋英求婚。蒋英虽感突然，但也应允了。

蒋英曾说：“那时，我从心底里佩服他，才36岁就已成为美国的博士和正教授。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就是好人。于是，我很爽快地答应了钱学森的求婚。六个星期后，我们就举办了婚礼，成为令人羡慕的一对。”

钱学森与蒋英

1947年9月17日，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南京路上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举行了婚礼。同门学弟范绪箕（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为伴郎。

艰难返国，创造历史

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返回祖国。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斡旋，终于从美国要回了被扣留五年的钱学森。

钱学森一家在归国途中

祖国把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重任托付给了钱学森。在那个年代，钱学森是国内唯一既精通导弹火箭理论又懂得导弹火箭工程的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进入中科院力学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七机部、航天部前身），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他为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

曾任上海柴油机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的赵世愚（后任上海航天局副局长），深情地回忆了钱学森来上柴厂调研和上海第一台液体火箭发动机诞生的过程。他回忆说：“1959年下半年，钱学森陪同张劲夫等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专家专程来上柴厂参观调研，当时就是由我负责接待的。钱学森一行在参观了精密加工车间、高合金钢热处理炉等后，对我们厂的高精度加工、模具制造和精密测量技术很感兴趣。”

上柴厂对研制液体火箭发动机任务非常重视，指定由副厂长吴梅生负责，并专门从各车间抽调了一批八级技工和技术骨干，安排在一个保密车间进行试制。当时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火箭发动机壳体采用板材滚圆、手工焊接后成型。钱学森在参观时对吴梅生说，美国生产火箭壳体采用的是大型压机，一次冲压拉伸成型。此后，吴梅生多次向厂里提出了购买大型压机的请求，以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另外，火箭发动机要进行热试车，而热试车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在江湾机场内找到一座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旧碉堡，稍经改造后加以利用。操作人员以碉堡作掩体，在里面的试车台进行火箭发动机的点火试验。

1959年12月27日，T-7M火箭发动机首次点火试验成功，标志着第一台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在上海柴油机厂诞生。

1960年4月18日晚，聂荣臻副总理在钱学森的陪同下，冒雨来到江湾机场旧碉堡热试车台，视察主火箭发动机系统第4次热试车。试车时，大家都担心聂帅和钱学森的安危。但他们全然不顾，在离试车台很近的地方仔细观看点火实况。试车获得圆满成功。

火箭发射，需要找一个地点偏僻的发射场。经过反复踩点，最后选定南汇县老港镇东南2公里的一处海边滩涂作为发射场。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在南汇老港发射成功，这是我国火箭技术史上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航天成果，这一天被中国航天历史所记载。

首发成功及以后数发探空火箭的成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钱学森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高兴，他决定赴南汇老港察看探空火箭发射实况。1960年4月29日，钱学森陪同张劲夫风尘仆仆地来到南汇老港发射场。风度儒雅、谦逊和蔼的钱学森走进年轻科技人员中间，与他们一一握手，表示亲切慰问。

1960年4月29日，钱学森、张劲夫前往上海南汇老港探空火箭发射场，指导T-7M-004探空火箭发射，并与试验队员合影留念。

据机电设计院老同志李大耀回忆：“当日下午3点半，我和钟兆迪两人正在指挥所忙着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突然看见钱学森向我们走来。我在大学里学习空气动力学时就知道钱学森教授是机翼理论中‘卡门-钱近似’公式的创立者之一，为改进飞机机翼设计、消除空气压缩效应对高速飞行的制约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公式被誉为航空业飞机设计的经典。能见到世界顶级科学家，大家十分激动。正在我们不知所措之际，钱学森主动上前，与我们握手后，关切地询问有关情况。早就听说钱学森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钱学森那天观看的是T-7M第4枚火箭的发射。一切准备就绪后，伴随着一阵口令和火箭尾部喷出的白烟，只见探空火箭像一条腾空的蛟龙直飞蓝天。数秒钟后，天空出现了一朵白色的伞花，携带着回收装置缓缓飘落。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发射现场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接着，钱学森、张劲夫与大家一起聚集在发射架前合影留念，庆贺探空火箭又一次发射成功。

同年5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柯庆施、杨尚昆等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在上海观看了T-7M探空火箭实物。毛主席在听取了科技人员的汇报后，豪迈地说：“发射8公里，那也了不起呀。应该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见199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航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