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秀英是浦东航头方孝孺二十三世孙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方秀英嫁入夫家后，曾与当时新场古镇的中共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有过诸多交集。

1907年，方秀英嫁到新场开烟纸商店的康家，丈夫名康进森。康宅位于新场大街181号，整个宅院的格局至今依旧，前临大街、背靠小河。前后几十间房子中，临街的门面开店，中间两间开设供人打麻将或吃茶休息的场所。由于康家为人厚道，诚信经商，生意倒也不错。

1927年到1930年间，康宅被中共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同志选为秘密联络点，原因是当时的地下党员沈寿亚与康家熟悉，认为康家人善良可靠。同时，康家院落出入的人较多，陌生面孔来这里是经常的事，后面小河可停靠小船，进退都方便。沈寿亚叫方秀英舅妈，所以和他一起来这里“谈生意”的同志们，也跟着叫“舅妈”。

根据方秀英女儿康萱官回忆，沈寿亚说这些人是做生意的，方秀英见他们来，总是热情接待。来人之中有吴仲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当时是新场信隆典当的伙计。方秀英听说吴仲超前两年在上海读书，现在又回来了。和这些“生意人”保持接触的，还有一个门面房烟纸店的伙计徐福奎，经常招呼他们到里面打麻将。

1928年到1930年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酷的两年。中共的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各种活动。这几个“生意人”中，就有上海地下中共党组织的干部陈云、潘汉年、刘晓等同志。他们接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在南汇、川沙地地区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以领导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据南汇党的组织部汇编的资料记载，1928年新场成立了南汇第一个区委，下辖三个党支部，吴仲超是区委书记，徐福奎任新场镇党支部书记。刘晓当时在奉贤的曙光中学里建了党支部，他到新场参加会议，把奉南川三县的革命活动统一协调起来。

对于上述情况，方秀英起初应该并不知情，但从这些同志来此活动的迹象看，她可能猜出了八九分。因为这帮人说是来打麻将，但往往多数时间在商量着什么，一听到外面有声音，就会有“哗哗啦啦”的洗牌声。更重要的是，有几次来这里“打麻将”的人，是天暗以后乘小船从后面水桥上来的。

从来者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上，方秀英感到这些人都是正派人士，总是认真地接待好他们。但在当时，做到这点需要勇气，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因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要抓的人。后来，方秀英终于知道了这些人的名字，女儿康萱官成年后听她讲述了这些故事。

为了证实这一点，笔者还去浙江嘉兴拜访了当年新场镇党支部书记徐福奎的儿子徐谓斌。徐谓斌曾是解放军的团长，他从父亲那听到的情节与康萱官说的完全一致。

徐谓斌说，当时陈云同志到新场这个秘密联络点，他从上级那边雇船到新场两边的叶家亭子后，再换乘由新场摇过来的小船，停在康家后面的水桥旁上岸。回去时也让新场的小船送到叶家亭子，再改乘来时的船。显然，这是为确保安全作出的安排。当时，徐福奎在街面店里工作，由他负责外面动静，一有情况立即发出信号。据称，新中国成立后被派到苏联做大使的刘晓同志，还曾在1962年看望过徐福奎。

在那个白色恐怖弥漫的时代，方秀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我党的一批高级干部在此开展活动，这样的功绩，正是继承了先祖“道义之心”而为之。作为航头方孝孺二十三世孙女，方秀英的义举与方孝孺“为斯民谋”的精神一脉相承，影响着子孙后代。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为弘扬方孝孺那“刚正不阿、以身殉国”的高风亮节，方孝孺二十五代孙方庆平先生创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伟业，把大半辈子想为儿子买套滨江房子的钱用来打造方孝孺纪念馆，让忠臣的优秀品质泽惠后世。如今，方孝孺纪念馆也已成为航头的文旅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