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以下简称《商贸与文明》）之后，日前，历史学者张笑宇推出了他的“文明三部曲”收官之作——《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

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所说：“技术是引擎，商贸是黏合剂，产业是硬实力，终造成现代文明的宏伟大厦。”“文明三部曲”的视野广阔，观点新颖，是解读“现代文明”的钥匙。

在《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中，张笑宇以“产业”为楔子，以复杂社会为观察对象，进而为理解当下的世界与社会打开了全新的视界。

对复杂社会的理解不到位，容易触发它的崩溃

上观新闻：我们都知道社会是复杂的，而在《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以下简称《产业与文明》）中，您首先希望读者理解的就是“复杂社会”的概念，为什么？

张笑宇：《产业与文明》中的“复杂社会”这个概念不是我们日常用语说的“人心险恶、社会复杂”那个“复杂”，而是有两个学理来源，一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复杂系统”，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复杂社会系统”。

前一个意义可以参考杰弗里·韦斯特的《规模》这本书，这本书里说：“蚁群的建筑事先没有筹划，没有得到任何个体观念、集体讨论或磋商的帮助，也没有蓝图或总体规划，只是成千上万只蚂蚁在黑暗中无意识地工作，将数以百万计的沙土颗粒搬来，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建筑结构。”这就是简单逻辑经过规模累加形成复杂系统的机理。而后一个意义可以参考约瑟夫·泰恩特的《复杂社会的崩溃》，这本书里说：“一个社会在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既定层次上出现快速的、实质性的衰败，它就已经崩溃……崩溃又必须是快速的——不长于几十年——而且必须伴随社会政治结构的实质性衰败。”我引用这两本书的内容讨论这个概念，是想表达两个意思：第一，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复杂社会，它是由简单逻辑组成的，但不能用简单逻辑去理解。现行的很多理论观点、历史理解、意识形态都是简单逻辑，不足以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复杂工业社会。第二，复杂社会的效率虽然高，但也有快速崩溃的风险。如果我们对复杂社会的理解不到位，就很容易触发它的崩溃。

上观新闻：在我们这样一个处于高速发展中的现代文明阶段，您在三部曲中对于人类过去文明的探索有怎样的意义呢？

张笑宇：人类对任何领域的探索都不外乎一个根本，就是寻找因果联系。如果我们相信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机的、虚无的，而是有规律的、有逻辑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去找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寻找因果联系的过程中，如果你的解释框架只限于当下，而不能溯及以往，那你找到的因果联系当然就是没有解释力的。

我们探索过去的文明，不是说用过去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过去，而是用今天更加完善的因果关系理论框架去思考过去。人类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物种，社会学规律的底层是物理学规律，包括能量汲取、物质交换、资源分配这些。这些底层规律当然不会在短短几十年内改变。因此，结合历史上我们能收集到的数据讨论这些变量与人类文明的因果联系，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上观新闻：如您所说，处在复杂的社会之中，我们的未来又会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张笑宇：书里的最后一章讨论，复杂工业社会在过去40年的全球化历史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升了巨大的效率，但它本身是存在地缘政治前提的。如今这个地缘政治前提正在瓦解，意外冲突频发，这是有可能造成复杂社会崩溃，造成“正增长秩序”停滞的。我想这个风险现在不仅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且还在逐渐成长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很多人还在关心全球化时期的中心议题，比如投资增长，比如投资技术进步，我想这些方向对社会的改善效力正在快速衰减，恐怕下一个时代我们要讨论其他方向上的议题了。

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会带来高增长

上观新闻：您在《产业与文明》中提到，“90%的技术出不了科学家的实验室，都被人们遗忘了”。那么，怎样让有用的技术不会被“锁死”在实验室里？

张笑宇：具体哪些技术能通过检验，我们是无法预知的。站在1700年，我们想不到是铁锅的普及帮助了坩埚技术和冶炼技术的发展，从而为发明蒸汽机奠定了基础。站在1800年，我们想不到是煤矿运输的需求帮助了蒸汽机车渡过早期的“尴尬阶段”，持续取得盈利，最终造就了伟大的铁路系统。站在1850年，我们想不到是颜料工业推动了化学研究的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大规模生产药剂、化肥、化纤，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站在1990年，我们想不到是电子游戏产业推动了芯片的发展，最终在2010年前后造就了人工智能的大爆发。这一切路径都是自由发展的，是不可能预知、提前计划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让消费需求更兴旺发达，让商业环境更友好便利，这样科技创新企业才能更容易存活下来，赚取更多利润，反哺到研究部门去。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本质上要靠共同富裕。

上观新闻：能够被我们记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通过了一个漏斗的筛选和检验；通过了漏斗检验的技术，可能会反过来使社会生活、生产产生巨大的颠覆性的变化，就像喇叭放大声音一样，所以您创造了一个“漏斗—喇叭”模型。这个“漏斗—喇叭”模型非常形象，您是怎么想到这样去形容发明研究与生产力的？

张笑宇：这是我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简单总结。2015年前后我曾加入过一些创新公司，当时在电子消费产品领域有一个200元定律，就是说早期的一些电子消费品，像手环、智能音箱这些，功能还很简陋。第一代消费者是把它当作玩具购买的，不追求实用性。但是如果你有了第一代用户，你可以赚到钱，你就可能改善产品的技术和使用体验，让它变成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产品。

很多电子消费品，当时看都以为会改变时代，但是最终那些公司、那些品牌都没有成功，被淘汰掉了。所有人都知道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但是好像反过来又以为技术总能改变社会。这怎么可能呢？其实一者是微观视角，一者是宏观视角，技术改变社会其实是宏观视角下的幸存者偏差问题。用“漏斗—喇叭”理论把宏观、微观连接起来，你就明白这背后的机理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提这个理论的用意。

上观新闻：技术是功利性的，它可能为民造福，也可能导致“礼崩乐坏”。它如何维护“正增长秩序”，又如何破坏“正增长秩序”？

张笑宇：技术进步有时在宏观上都不一定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说现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TFP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表现出来的。它是扣除了资本、人力要素投入之后的生产率，它反映由技术进步和组织进步取得的效率提升。那么我们看到，二次工业革命成果在美国，足足贡献了50年的TFP高增长，从1920年持续到1970年。而20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对TFP的增长贡献只持续了8年，而且水平还更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二次工业革命本质上是延长供应链的技术进步。汽车、电视、冰箱、电灯、电话……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产品，每一个新产品背后可能有几家大公司和几百上千家上游供应商，背后又是成百上千万的新工作岗位。它令整个社会更加富裕，消费能力更强，从而推动新技术更容易通过“漏斗”的检验，再度转化为产业。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自动化技术是缩短供应链的技术进步。原先由工人生产的，现在给机器人生产了。造成的结果是就业不足，竞争压力增大，消费萎缩，这就是很多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的状况。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进行了很多产业转移和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工作。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用简单思维理解复杂工业社会，以为增长可以是线性的、无限的，技术进步永远会带来高增长。复杂工业社会的运作法则不是这样的。

上观新闻：人工智能、机器人蓬勃发展，这本来是技术进步，是“正增长秩序”的产物。但也会让社会产生大量被“甩出去”的失败者，让社会进入病态，动摇“正增长秩序”的根基。在您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笑宇：我们看2009年以来的深度学习，还有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它们其实都在快速取代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它不是取代蓝领，而是取代白领。比如深度学习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电话客服方面，我们知道这是门槛最低的脑力劳动岗位之一，曾经容纳的就业是很多的，但是现在都被淘汰了。现在以ChatGPT、StableDiffusion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我一直在使用。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替翻译、助理、绘图师、剪辑方面的初级脑力工作。它当然还代替不了凡·高或者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天才，但是当它能够3分钟画一幅凡·高仿作的时候，当斯皮尔伯格原先需要300人团队，现在只需要30人团队的时候，它当然就对就业市场和社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

我觉得中国尤其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人口规模摆在那里，就业压力摆在那里。增长如果不能充分转化成就业，这个当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这个技术的负面影响对我们可能会比对很多其他国家来得更猛烈一些。

维护世界稳定，“枢纽”需要履行责任

上观新闻：我们现在的文明发展，已经让地球成为完整的一体。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上，经常提到“地缘政治”的概念，“地缘政治”的背后与产业分工有何关系？

张笑宇：我在书里其实讲解了很多相关案例。产业活动本身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比如水运的能量消耗远低于陆路运输，因此河流沿岸更容易形成金融中心。因为存在长途贸易商的借款或者转账需求，这个反过来会形成经济中心、自治城市，从而影响国家间地缘政治的关系。像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阿尔萨斯地区，它就是因为莱茵河的影响而形成了商业和产业中心，从而成为法德之间的必争之地。如今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也是因为煤、铁、天然气方面的资源，而跟俄罗斯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产业联系，才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尤其是进入工业时代后，很多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冲突背后都有产业分工的影子。

上观新闻：“产缘政治”是您模仿地缘政治创造的一个术语，在产业时代，一条产业链、一系列技术和企业变成了博弈的基本变量。借由产缘政治的视角，可以如何分析文明演进和现代化社会的机制？

张笑宇：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其成就和问题几乎都是围绕两个机制展开的。一是对城市的集中供应，比如能量和食物的供应，因为集中供应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是这就会引发“产业隔离”问题，就是在同一个城市，一墙之隔，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世界。这种阶级差距更加隐晦，更难以辨别。此外还由于集中居住造成性别平等、教育率提升、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现象，都与农耕时代有极大差异。二是能量、资本和产品的输送，也就是我所谓的三流循环，它经常是跨越传统社区乃至国家边界的。上海浦东新区的金融从业者可能跟纽约人的共情程度胜过跟中国某些乡村人的共情程度，这些网络把远在天边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冲突带到我们眼前，都不是传统的社会学、地缘政治和国家主义视角能处理的。

上观新闻：从产缘政治观点出发，中国参与全球化时，真正的权力来源是不是中国制造的枢纽地位？

张笑宇：是的，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权力来源是这个地位，但同时我要说，你有了权力，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你的责任也要从这个地位展开来理解。

具体说来，第一是中国的人口在取得初步工业化成功之后暴涨了一倍，而且是在很大的基数上暴涨了一倍。1960年中国人口6.6亿人，现在是14亿人。这14亿人能够养活自己过上安稳生活的前提是全球化。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王建为代表提的“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就是中国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搞农业现代化，让老百姓吃饱饭太困难了，必须先借助全球化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先打工换外汇，再用外汇买化肥生产线、农机生产线，慢慢反哺农业生产力。这个路径到今天走通了，但是相对的，有9亿人已经几乎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了，都要到沿海城市外贸工厂去打工。如果你不维护全球化，自己的人民生活水平怎么提升？第二是中国既然成为全球制造工厂，那就必然采取一种“大进大出”的模式，就是从全球进口原材料和上游产品，组装起来再卖到全世界。那也就意味着你七成以上石油和天然气、30%—70%不等的核心工业矿产，包括钢铁、铜、铅、锌、锂、钴、镍、磷、钾等需要从全球进口。因此你要关注这些原产地和重要海运航道的稳定性。比如俄乌战争导致黑海航道陷入风险，这个地方出口农产品的40%运往东亚，占中国进口的20%。你不关注这个地方的战争是不行的。这就是说，“枢纽”给你的权力，你要用在维护世界稳定上，要履行你的责任。这需要你具备大量的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的知识。

连现实问题都定位不了，更不用谈怎么解决了

上观新闻：您的三部曲中一直包含着很多因素，政治、哲学以及技术产业与社会关系等，着力于打破专业铁笼的束缚，您是否一直有意打造跨学科的著作？

张笑宇：是的。其实现在的很多认知框架是工业革命之前形成的，像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宪政这些，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启蒙运动时代就得到了讨论。工业革命对这些主题造成了很大冲击，很多都是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讨论？一个原因就是学科太专业化了，就像“铁笼”一样。你只关注自己领域的问题就可以发表论文、评职称、拿研究经费，你当然没有动力搞跨学科研究。造成的结果就是知识界共同体对这些新的议题反思不足。

上观新闻：如何在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大问题中发现新的研究角度？

张笑宇：第一是要有好的问题意识。这个事情不可能只通过读书获得，要跟各行各业、思维完全不同的人去聊才可以。

第二是要有清晰的因果关系的认知。过去人文学科对因果关系的探讨和训练都是很不足的。社科要好很多，但是因为数据和比较研究不好展开，它讨论因果关系也陷入一些困境。总而言之，数据、相关性、反事实假设、逻辑链条，这些要素在因果关系研究里各占什么地位，我们的头脑要清晰，要有一张能够覆盖从微观到宏观的网络。

第三是阅读大量一手资料，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比如我去作讲座，有人问中国怎么从农耕社会转型成现代社会的。我说用农耕社会来概括中国是错误的，我就给他讲郑成功的故事、黄乃裳的故事、泉州和广州的故事。要用大量的历史细节来对冲宏大叙事对我们大脑的绑架。

上观新闻：您写作三部曲的目标是不是要重塑中国年轻人的现代观？为什么现代观如此重要？

张笑宇：中国那么大，年轻人那么多，不可能重塑所有人的现代观。读书很多时候是个人偏好。如果他不关心这个议题，你把最好的研究摆在他面前，他也没感觉的。

我写这套书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有表达欲，自己开心。如果我表达之后有人愿意读，有人发现这本书讲得有道理，我更开心。至于说现代观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决定你的问题意识。如果你没有现代观，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重要，就像150年前北京都通电报了，你还在讨论以礼仪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那你的问题意识全面跟现实脱节，你连现实问题都定位不了，当然就更不用谈怎么解决现实问题了。

上观新闻：您曾在北京读书，又留学德国4年，还在深圳、上海工作过，您如何评价东西方不同城市的技术发展与“正增长秩序”的环境？

张笑宇：“正增长”在每一个时代都有非常具体的机理，比如我在《商贸与文明》里写过，古代就是靠长途贸易，只有长途贸易发达的海港才有可能发展。那现代有工业革命后，受地理的限制没有那么大，但是也看很多具体要素。尤其到20世纪，每一拨具体的技术发展、企业家和产业机会，都会刺激一个或一片“正增长”的城市出现。比如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它们的崛起就跟20世纪的电子产品兴起有关，这一拨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宁德蕉城。再比如说深圳，它的互联网基因就比柏林好得多。因为中国这一拨互联网产业是完完全全抓住了，它的投资机构基本跟美国是同步的，而且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市场，互联网企业成长空间是很大的。相对的，德语市场只有8000万人，它不可能取得像中文市场这么大的成功。这一拨互联网技术很明显，中美是把欧日甩在身后的。

上观新闻：对普通读者来说，思考人类如何构建现代社会这样深层次的问题，有什么用？会帮助人们找到人生的坐标吗？

张笑宇：肯定是会有帮助的。你如果了解中国过去10年金融杠杆和基建扩张的模式，你就会意识到这个模式会在总人口到达刘易斯增长拐点之后发生问题，具体来说也就是2014年前后。那你2014年以后进入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多数人意识不到对社会结构的了解有助于建立自己的人生坐标，是因为有时教育没有起到作用的缘故。学习本质上是一种反馈机制，但是应试教育是剥夺人的反馈能力的。因为它教你采取一种长期主义策略，却没有告诉你长期主义和选择之间的关系。知道社会结构、看得清宏观结构的结果，才能知道人生的方向。

《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
张笑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