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对于很多后发国家来说，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奋斗目标。当下，尽管很多后发国家已经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但并没有真正地做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即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独立自主，最直观的标准就是该国是否能够不受其他国际主体力量介入的影响，独立地制定并贯彻内政外交政策。从这一标准出发审视当今的国际社会，真正践行“独立自主”四字的国家堪称寥寥，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一、物质基础：从自然禀赋到人口规模

中国能够保持独立自主，进而走上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雄厚的物质基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说，是优厚的资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国的“独立自主”状态。

自然资源是资源禀赋最直观的表现，而国土和矿产资源又构成了自然资源的主要内容。首先，在主题是“战争与和平”的时代里，广袤的国土是一国能够保持国家和民族独立的重要因素，苏联的卫国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而当时代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广袤的国土同样是一国保持独立自主的重要物质基础，因为与那些国土资源较少的后发国家不得不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产业结构“两头在外”、现代化进程掺杂进过多的国际因素相比，拥有更多国土资源的后发国家，往往能够利用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通过政策协调国内的产业布局，进而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其次，广袤的国土资源往往意味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丰富的矿产资源又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保证。就中国来说，尽管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西方现代化来说能耗更低，但仍然会在绝对数量上消耗相当规模的矿产资源，而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为国内的需求托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他国际主体的影响，独立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因此可以看出，一个在矿产资源方面对外依存度较低的后发国家，相较其他后发国家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其现代化进程受国际因素制约的程度相对较小。

但是，就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来看，优渥的自然资源贮藏并不能够保证现代化的成功。一个后发国家想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和重要考量标准，而工业现代化又是其发展经济绕不开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内容，因为那些试图跳过工业化直接通过发展服务业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最终无一不是成了西方经济体的附庸——其社会经济的独立自主无从谈起，发生经济危机时首当其冲，现代化的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也难以捍卫。工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在供给端需要大量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在消费端则需要广阔的市场，西方国家靠着外部广阔的殖民地同时解决了这两端的问题，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殖民掠夺的时代已经远去，它们想要开启稳定而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就只能无奈地选择向内开拓。这就意味着，后发国家想要拥有兼具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现代化，其人口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使其国内具备一定的规模效应，以捍卫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立自主。

拥有相当数量的国内人口的后发国家，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少，但迄今为止，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缺少必要的“有效人口”，换句话说，很多后发国家并没有将庞大的人口规模有效地利用到现代化之中，转变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整体上实现了“有效人口”供给和需求的有序平衡，进而在生产端和消费端同时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成为抵御国际风险的超大型“缓冲器”和“蓄水池”。这种正向循环为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创造了可能，继而构成了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地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政治稳定：破除民主迷幻

中国共产党努力维护和保持的国家政治稳定，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开展的基本政治保障。

回望二战后的国际社会，政治动荡阻断了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它们为之奋斗了多年所取得的现代化成果，也在这种政治动荡中顷刻间化为乌有。这些后发国家中的大多数都遵循着西方所谓的现代化道路，与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进行的，是政治上的所谓“民主化”。当一个后发国家开启现代化之际，其社会经济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发展产生的稀缺性社会资源应当更多地被用来进行社会再生产。但在西方民主因素的过早参与下，这些稀缺资源更多地参与了社会分配，这一方面会使得社会经济由于缺少再生产的材料，只能在低水平的状态下不断循环；另一方面，稀缺的资源会激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现代化进程本身成为政治动荡发酵的温床，而后发国家的政府却无法有效地管控这种政治动荡的产生与发展。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如果对它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的现代化都是在一种非西方民主的状态中筑基和推进的：韩国现代化进程中著名的“汉江奇迹”发生在朴正熙执政期间；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由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主导的；中国台湾的现代化以及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民党的“开放”政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香港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英国的殖民地状态，社会并非处于民主状态。显然，西方民主政治并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一特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得到了体现。

事实证明，稳定的政治环境才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与该国的政治是否符合西方民主的标准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只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提供确定的行为规则和未来预期。首先，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充分的人民性、先进性、领导能力和战略定力，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乃至最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政治力量保证。其次，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会催生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经济活动参与者，他们或者为了已经获得的社会经济利益，或者为了即将获得的发展预期收益，自然地汇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如此重视“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因。再次，如果在政治上作出一种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的制度设计，而非照搬与本国国情不相符合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那么这种政治制度一旦创设并有效运行，就能够有效抵御内外部力量的破坏，从而在制度层面助推政治环境的稳定，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成功地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历史文化：迈向现代化的精神“稳定阀”

有了规模庞大的资源禀赋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之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就能够一帆风顺呢？拿印度的例子来看，答案并不乐观。印度与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相继独立，并开展各自的现代化探索。物质基础方面，印度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国土资源，也是人口大国；政治环境方面，印度在独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由印度国大党一党执政。但是，同样经过七十多年的现代化探索之后，面对比中国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印度的现代化成果却显著地逊色于中国，这种情况在其他后发国家中也普遍存在。这就需要从历史文化层面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首先，后发国家的独立进程为各自如何推进现代化埋下了伏笔。新中国的独立进程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时，革命文化涌动于新中国的血脉，塑造着社会各个方面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在现代化进程出现难以克服的阻力时，革命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人民所展现的直面艰难困苦、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会成为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而就印度来说，其国家独立的进程缺少对于社会底层民众的动员和精神重塑，这就意味着印度在推进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阻力，就会倾向于妥协乃至不了了之，最终使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纵观历史，这种情况在后发国家中普遍存在。

其次，不同国家所采取的不同的历史教育会塑造各自国民的历史观，这会在社会心理层面影响各国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好的历史教育有利于全体国民形成统一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进而更容易使得全体国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合力；另一方面，正确的历史教育也会促使国民从过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以此指导未来的现代化实践。比如，中国人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直观地感受到古代中国的灿烂辉煌和近代中国的黯淡屈辱。因此，当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开启之后，中国人普遍带着一种复兴民族荣光的内生动力，精神饱满地参与到这一伟大事业中去。相较而言，很多后发国家在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后，其国人普遍缺乏一种使命感和集体意识，进而难以形成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内生精神动力。

最后，与那些因遭受西方长期殖民、上层建筑有殖民因素过多残留、在主流意识形态上与前宗主国趋同的后发国家或地区相比，那些在独立之后果断在全社会清理殖民因素、或并未完全沦为殖民地且保留了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后发国家或地区，更容易在现代化进程中培养一种较为成熟的社会心理，最终有效地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