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悉解放日报老领导王维同志逝世，我作为当年受王维同志谆谆教诲的亲历者，那些他对年轻记者、编辑关心和培养的往事，点点滴滴浮现在我眼前。

在百余年人生中，王维同志的新闻工作生涯是漫长丰富的，而他在解放日报社担任主要领导工作最为持久和有建树。王维同志在1954年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62年任第二总编辑。“文革”开始后，他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被揪回报社，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1978年初他重回解放日报社，担任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近6年。

我在1966年7月从工厂调入解放日报社。当时，我是刚满20岁的小记者，王维同志是年近50岁的老总编，我俩工作的接触是有限的，事由也是很具体的，但正是王维同志对青年记者思想、工作、生活上种种细致入微的关照和指点，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待人处事细心、细致的鲜明特征。

王杰 摄

一瓶治疗胃出血的胃膜素

1967年春季，我在报社当时的工交财贸组采访轻工、纺织、手工业系统的新闻。我未经过新闻采访的专门教育，刚开始工作精神压力大，又常常加班到深夜发稿，突发了胃出血。在老申报馆5楼的单身宿舍卧床休息3天后，有一天中午我到食堂吃面条，令我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

那时，食堂面积不大，仅能放下十几张四方饭桌。我捧着一碗菜汤面，在食堂北面的一张饭桌前坐下，刚捞起面条要吹吹凉时，抬头看见南面中间饭桌边的王维同志把饭菜放下，目光四处搜索，像是在找人。当他的目光与我相望时，露出了浅浅的笑，做了一个让我坐到他那边去的手势。王维同志咋会找我？自从他1966年8月被揪回报社以来，我这个刚进报社的新人，与他只在走道里、楼梯上碰到过几次，大多是笑着点个头，偶尔称一声“王维同志”打个招呼。想来他也不会知道我的姓名和工作部门。不及细想，我端着面碗走过去坐了下来。

王维同志亲切地对我说，听说你胃出血了，现在感觉好些了吗？我给你介绍一种治疗胃溃疡的药叫胃膜素，它是从猪的胃黏膜中提炼出来的，吃下去以后，像粉刷墙壁一样，在胃壁上涂了一层保护膜，既可以避免胃酸刺激胃膜，又能促进出血点的愈合。听着他这么通俗易懂的介绍，我因头一次胃出血而紧张的心顿时放松下来。我问，这种药哪里可以买到呢？他告诉我，听说是安徽生产的，我以前在那里工作过，马上写信托朋友去买，药品寄到后再送给你。他的这番话，似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涌动。

大约过了半个月，王维同志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拿药。这瓶药吃完以后，我再没发生过胃出血。

这件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难忘的，不仅是王维同志送的一瓶药，更是他身陷逆境时的坦荡胸襟和对后辈体贴入微的关怀。当然，还有愧疚，兴许是因为当时的拘束和兴奋，我拿了王维同志代买的药后，竟然没有询问药价，也没有支付该付的药费。如今，只能以感恩之心来报答了。

一封失而复得的读者来信

1978年2月19日，王维同志重返解放日报社主持工作，担任总编辑。那时候，百废待兴，许多热心读者向党报写信倾吐心声，有时一天收到的来信达一万多封。为了及时反映市民的呼声，尽快处理读者的正当诉求，王维同志主持专题会议，研究恢复和发扬党报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决定从各采访部门抽调年轻骨干到群众工作部，并建立了总编辑直接分管、参加处理读者来信、每天批阅几封读者来信的制度。

王维同志身体力行，坚持每天批阅送给他看的3封读者来信，有的批转相关部门调查处理，有的经记者调查核实编发内部汇报，有的由报社回信进行宣传解释，还有的稍加编辑后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如他所要求的向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周刊学习，做到“民有所呼，吾有所应”。

王维同志对公开刊登的读者来信的重视，从来信主题的选择到保留原件的风格，直至每期《读者来信》专版刊登的篇数，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细心的程度令人叹服。一封读者来信失而复得的故事，便是一个生动的佐证。

1978年秋，我调任《读者来信》专版编辑，负责读者来信的选择、编辑和组版刊发。有一次，我将稍作文字修改的几封读者来信送交王维同志审阅，准备组版发表。第二天，我收到王维同志审阅并逐封签名的来信，当即交排字车间排字、拼版，打出专版大样后再送王维同志审签。

谁知，当晚王维同志打电话来查问：最初送给他看的这一期读者来信专版共有8封原信，现在大样中只选编了7封，为啥少了一封？他还清楚地指出，那封来信提议彻底清除残余街头巷尾的“四人帮”期间的标语口号，内容完全可以公开发表。

我当夜在办公室备用稿堆中寻找，又去排字车间查发排小样，都没有信的下落。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是否信稿送交过程发生了问题？隔天一早，我赶到递送信稿的勤工组询问，结果令人啼笑皆非。

原来，当时报社为减少社会就业压力，吸收了几个残障人员到轻体力劳动的岗位上工作，其中一名智力稍低者进入勤工组，每天发发员工报纸、送送内部信稿。丢失这封读者来信的正是这名小员工。那天，他拿着这叠来信送往群众工作部，当走到三楼一间库房时，发现门框玻璃破了一块，一时玩心萌发，就随手抽出手里的一封信，折成纸飞机，“嗖”的一声，穿过玻璃缺口落进仓库里了……最终，我们找到了这封读者来信并按时刊发了。

一封读者来信的失而复得，促使我们以后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认真：健全了读者来信编发登记制度，勤工组也调整了小员工的工作。更为要紧的是，王维同志对读者呼声和建言如此重视，不放过一个细节，反映出报业前辈践行群众办报路线的踏实作风。

一次反腐促廉的成功报道

王维同志不仅重视选择读者来信在专版刊发，更注重将有分量的来信上头版做头条。他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强烈的新闻敏感，从读者来信中抓出了一批触动时代琴弦的头版头条和重磅典型。《批评信转到区委书记手里以后……》《小小“鱼官”何等威风》等具有现实意义的报道接连出炉。我有幸参与了通讯《工人一封信 书记酒中醒——记上海七宝酒厂是怎样纠正不正之风的》的调查采访和报道，在这个过程中直接得到王维同志的教诲和指导，受到了一次党风党纪教育的洗礼。

那是1981年10月，时任群工部记者的董强收到了一封署名“七宝酒厂一工人”的来信，信中附有九张经厂部领导签字的领取“样品酒”的单据存根和两张仓库保管员发酒登记单，揭发该厂党支部书记借“样品酒”之名请客送礼，搞不正之风。王维同志看到这封信以后，派记者进行深入调查。按常规处理，这封信经调查后公开刊登进行严肃批评，然后由酒厂上级党委组织作出具体处理。但是，王维同志做了另一种决定。

王维同志找参加调查的董强和我等同事谈话了解情况。他指出，“文革”破坏了党的清正廉洁的党风，七宝酒厂党支部书记把样品酒当作“掼手榴弹”，请客送礼拉业务，害了支部书记，更损害了党的优良作风。我们不能只把读者来信一登、支部书记被撤职就了结完事，而要查明原因，做好转化工作，促使“酒糊涂”清醒过来，同时使其他沾有不正之风的干部也能受到教育，做到一封批评信教育一批人。同时，他给了我们宽松的条件，不急于三五天就发稿，可以用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直到促成转化成功时再刊发报道。

在王维同志如此具体而深刻的指点下，我们与市烟糖公司党委作了坦诚的沟通，得到了对方的支持。此后几个月，我们就像七宝酒厂的职工一样去上班，从外滩乘26路电车到徐家汇，再换公共汽车到七宝镇，之后走到酒厂，找人谈心、摸情况、听意见。从金桂飘香到寒风刺骨，近3个月的采访调查，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厂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厂领导转变态度作了检查，制定了企业抵制不正之风的具体规定。更可喜的是，匿名信的作者和单据提供者，看到厂里正气上扬，主动出面向我们坦承了各自的真实身份。当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在厂内紧紧握手时，摄影记者吴文骥拍到了这感人的瞬间，并作为通讯《工人一封信 书记酒中醒——记上海七宝酒厂是怎样纠正不正之风的》在头版头条刊出时的题头照。

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采写，1982年2月8日，这篇反腐促廉的通讯在解放日报刊出，并配发了《提高信心 纠正不正之风》的评论员文章，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好评。不久，时任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同志在市政府礼堂召开的解放日报通讯员大会上热情肯定了这个典型报道，称赞党报深入调查，做了大量转化工作，举一反三，推动了实际工作，社会效果很好。

岁月匆匆，回忆四五十年前的这些往事，虽是点点滴滴，却值得我铭记于心。这点点滴滴所折射出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办报人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