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幸运，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条》获得了首届“东吴文学奖”。这个奖项是响应党中央提出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进一步繁荣江南地区文学创作而设立的，填补了中国文学奖版图的空缺。有意思的是，我的获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佐证：我是上海的作家，写的是浙江的故事，而授予我奖项的则是江苏。

古往今来，江南地区的发展在历史长河中高潮迭起。近年来，江南农民在乡村基层治理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2016年初，我来到浙江省宁海县定点下生活，去了解当地推行《乡村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情况。“三十六条”涵盖了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村级公共管理事项方面的19条权力，以及村民宅基地审批、困难补助申请、土地征用款分配等村级便民服务事项方面的17条权力，并且每一项都有详尽的一目了然的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句话，村干部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该做的怎么做，一清二楚，所有人，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民，人人都按图索骥，照章办事，所有的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说实话，我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去的，可是，当我用两年多的时间踏遍宁海所有的乡镇，并在几个村子里长期蹲点后，我深为当今江南农民积极建设新的基层政治文明生态、真正落实农村基层民主的不懈努力而感动。

我以一个普通村民的姿态走家串户，常常坐在田头、屋檐下、大祠堂与村干部和村民聊家常，与他们做朋友。

我在岔路镇湖头村蹲点时，与时任村主任葛更槐常常促膝谈心，从他身上直接感受到“三十六条”给人们所带来的深刻变化。葛更槐当初竞选村主任的动机一是为族人长脸面，二是为朋友谋利益，所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把综合楼这个380万元的工程项目给拿下来，然后发包给他的朋友们。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2月，“三十六条”实施了。根据这项制度，所有的工程项目必须经过“五议决策法”、公开招投标、工程款经审核转账支付等种种流程，且每个环节都必须进行公示。葛更槐发现每走一步，他手上的那个村主任的权力就给削掉一层，直至最后明白根本不可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了，每个村民都拿着“三十六条”的小册子，一一对照着，谁都休想走歪一步。但他同时又发现村里的工作开展起来比以前容易了，村民们不再因不信任而故意处处设卡。用葛更槐自己的话说：“‘三十六条’让村干部办事有章可循，村民监督有据可查，样样都公开透明了，我们想腐败也腐败不了。一句话，这就是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

在越溪乡大陈村，我认识了七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退休中学老师陈先良，过去他与村干部很少说话，不相往来，因为他认为他从来没有享受到过村里决策、监督的“政治待遇”。可现在他经常会戴着老花眼镜站在公示牌前，依据“三十六条”对村里的每一事项进行监督。以前村里100亩海塘由谁承包、承包年限、承包费用，村民们一概不知，一切都是暗箱操作，最低的时候，一年的承包费只有每亩80元。现在，“三十六条”赋予了每一个成年村民都有参与决策和监督的资格和权力，陈先良和村民们把项目招标的所有程序都摸得一清二楚，因此，每个环节公示时，他们都一一监督，一一追问，不留一点疑惑，如果有人胆大妄为，想在其中做些手脚，那真是连门都没有。2014年，大陈村100亩海塘的招标最后以每亩3558元落下帷幕，这笔收益完全归村民所有，到时候会公开账目，并打入他们的银行卡中。陈先良跟我说，如今他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重新发现了自己在村里的主人翁的地位。

下生活越是深入，越能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心心相印。那天，我一走进湖头村就感觉不对劲，空气里有一股难闻的臭味。原来，这些天下雨，村里才铺设的污水管道却排污不畅，导致几处窨井污水满溢。不可思议的是，工程承包单位竟要村里在工程验收合格单上签字。当然，这被村民们拒绝了。有人受请托给村主任葛更槐送来了二十条中华烟，葛更槐说，你们拿回去，你们甭想买通我，我要在村里待下去的，我不想以后被村民们指指戳戳。知道情况后，我与村干部和村民一处处地去踏勘，每一个有质量问题的地方都细致地记录下来，然后，和村民代表们一起去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很快，局面开始扭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与村民们融为一体了。我回到上海后，有一天，忽然收到一份快递，打开之后，既惊讶也很惊喜，那是湖头村颁发给我的荣誉村民证书，这在我所获得的荣誉中是最特别的，也是我十分珍惜的。

就在我进行《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采访和写作期间，浙江省宁海县这一制度创新工作得到了高度关注，被认为是提供了中国社会基层民主政治的理想样本，为依法治国、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树立了典范。说起来，这部报告文学真的是生活给予我的馈赠，没有去乡村深入生活，就没有这部我自己的“中国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