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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记得复旦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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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读史老张 2019-12-05 07:51
摘要:国内大学都有门房,但他们一般都不是主角,寂寂无名。然而在复旦,不记下门房故事,百年校史又似乎缺了一角……

在复旦“混”了十多年,提起校园里的名教授,也算能如数家珍,但若问我:还记得门房的名字吗?恐怕我就答不上来。

门房,旧时称“司阍”,现在叫“门卫”,通俗点说是“看门人”。与国外不同,国内大学都有门房,但他们一般都不是主角,寂寂无名。然而在复旦,不记下门房故事,百年校史又似乎缺了一角……

今日复旦东门,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围墙是水泥围墙(作者摄)。

自1905年建校起,复旦就有了门房。最早的那位叫“明顺”,他原在震旦学院做门房。复旦脱离震旦后,借吴淞提督衙门办学,明顺也随迁吴淞,成为复旦门房中的“元老”。一位老校友记得,明顺是扬州人,“大概有五十岁,身体矮小,人极忠诚”。他究竟“忠诚”到什么程度,似无更多史料。但早期复旦门房中苏北人居多,却是事实。那时,复旦校工都有点沾亲带故,有的是“父子兵”,有的是同乡。例如,吴淞校舍有个门房名叫“冷桂”,后来徐家汇校舍的膳厅“厨司”也姓冷。我怀疑,这两位冷姓校工很可能是老乡。不过,相比之下,门房冷桂口碑似乎还不错,“对于学员,一见即识”。(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多年以后,学生们还想念他;而那位冷厨司呢,终因饭菜质量下降,被学生们炒了鱿鱼!

“一见即识”,不仅仅是冷桂的本事,也是学校门房的基本功。据法律系老校友胡经明先生回忆,他1936年毕业后赴四川,1947年秋重回江湾母校,让他惊讶的是,“大门依旧,门旁的收发室依旧,想不到收发老冯还记得我,认得出我!”(胡经明《琐忆片片话当年》)其实,在江湾校舍门房中,记性最好的是老王。据说他全名“王锦荣”,“矮矮胖胖身材,春夏秋冬一袭长袍,斑斑白发,望之很像一名教授”,平时“缄默不多发言,若悒悒寡欢者然”,但记忆力惊人:对于师生,只要打过照面,就会过目不忘。“尽管你是新生,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会喊出你的大名,学生的家信、情书、便条,只要有你的,一进大门,马上递到,绝无差错。”(郎万法《复旦大学在孤岛》)因此,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邮务处长”。复旦西迁重庆后,老王留守上海,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复旦上海补习学校做门房。有人曾仿照“西湖十景”,编了一个“赫德路复旦人文十景”。“十景”中,有校长李登辉的“礼帽”、银行学教授朱斯煌的“皮包”、商学教授李权时的“身材”、法学教授施霖的“胡子”、土木工程学教授金通尹的“白发”和英文教授顾仲彝的“眼镜”……门房老王的“记性”,也是其中“一景”,并且,他是唯一上榜的普通校工。

1928年,复旦女生宿舍建成,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东宫”。校方规定,女生宿舍“男生止步”。因此东宫门房是“高配”,里外有三个人:最外面的是一个老头,“矮矮胖胖,冬天一身黑直贡呢长袍,夏天穿一身米色纺绸褂裤,稳稳重重,有三分威严,一天到晚坐在门口一张小写字桌上。”里面还有两位:管楼下的叫“徐妈”,识字,“动动笔的事,非她不可”;管楼上的叫“凤仪”,“梳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一甩一甩地”。若有客人来访,老头就会扯着嗓门向里面喊:“徐妈(或凤仪),几号房间×小姐有人会客,那来宾在会客室等!”不一会儿,被请的女生翩然而出……政治系老校友邵梦兰女士记得,“凤仪是一位姑娘,黑黑的,长一脸的青春痘。做事干净利落,蛮凶的。我有一次看她跟子彬院的男工友讲话,大声大气,像一只母老虎”。(邵梦兰《从燕园到东宫》)在如此“凶悍”的门房治下,男生一到东宫门口,便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1928年建成的女生宿舍,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东宫”。

这种治理风格,后来延续到了重庆北碚复旦。夏坝女生宿舍的门房是两位“女将”。一位是法律系戴修瓒教授的妹妹,人称“戴妈妈”,“亲切中带有严肃,一双改组派脚,常常穿着绑带子的黑皮鞋”;另一位叫“苏嫂”,是个当地妇女,“一口四川腔”。她俩把门严格,男女生都害怕。那时,从女生宿舍到教室有一条“天河走廊”,戴妈妈从不允许男生在走廊上“站岗”。有一次,一位男生因与某女生有爱情纠纷,一直在这里徘徊,被她当场呵斥吓走;苏嫂的手段更绝,一遇男生来会面,就故意操着四川腔尖声高喊:“×××,外边有人毁(会)你!”(刘润田《忆母校,念恩师益友》)搞得人家很难为情。这种“严防死守”,确让女生宿舍一片祥和,从未出过事。

除了职业操守,当年的复旦门房都很有正义感。徐家汇校舍门房刘福,温和寡言,“暇时即伏案作楷书”,但在五四运动兴起时却挺身而出,与另一校工徐福一起,组成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捐款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他们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表示,“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这一行动,令师生刮目相看;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位江湾校舍门房则另有义举:有一天,一位进步学生在校门口撒传单,呼吁反蒋抗日,恰遇国民党军警前来追捕,情急之下,他将尚未撒出的一包传单塞给门房。门房赶紧收好,藏进收发室———那位躲过一劫的学生,就是1929年入学、抗战时奔赴延安的陈传钢。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传钢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而那位门房则在国福路教工宿舍看门。中文系老校友于成鲲先生告诉我:“陈传钢先生一直记着那位门房,还让我到国福路教工宿舍去看过他……”

陈传钢当年与复旦女排队员合影。

提到教工宿舍,名气最响的门房应该是张阿长。张阿长与李登辉、章益两任校长都有密切交往。早年,他任李登辉的车夫和侍从,一向忠心耿耿。老校长每次上下班,他就提着公文包陪伴在侧,寸步不离。1947年李登辉去世后,张阿长到复旦徐汇村(今第二教工宿舍)做门房。章益校长就住在徐汇村,几乎天天与张阿长照面,一直很关心他。1950年4月,张阿长的妻子在徐汇村生产坐月子,章益闻讯,让章夫人送去一篮鸡蛋慰问,这让张阿长倍感温暖。当年生活清苦,已卸任校长的章益境遇也不太好,这一篮鸡蛋,蕴含了他对一位普通校工的真情。章益后来调任山东,张阿长一家始终惦记着他,对这位前校长怀有感恩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校园东扩,师生人数日益增多,门房“一见即识”的功力渐渐退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师生们进进出出,门房似乎早已“相见不相识”。1981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到访那天,我在校门口亲眼看见,门房拦住一位教我们中外关系史的老师,要他出示工作证,弄得那位老师哭笑不得。记得在那个年代,校园里流行佩戴校徽,“复旦大学”四个毛体字,在很多师生胸前熠熠闪光,连苏步青校长也不例外。回想起来,当年流行这一时尚,除了荣耀和责任感,是不是也便于门房“一见即识”呢?

门房不识师生,师生也未必记得门房。那些年,我们几个同学常去翔殷路上的“五角场放映站”(翔鹰电影院前身)看夜场电影。放映站设施简陋,但夜场生意奇好,观众大多是附近高校学生。每次电影散场,位于国定路上的复旦东门已关闭,漆黑一片。女生们只能悻悻地绕到邯郸路大门回寝室,而我们男生则会抄近路,从东门旁的水泥围墙豁口翻爬进校。奇怪的是,在豁口内侧,立有一条长凳,它似乎专为翻墙者而设。谁这么体贴、周到?有人猜测,很有可能是东门那位值班睡觉的门房……

几十年过去了,翻墙记忆常被唤起,而那个猜测却从未得到证实;更没有人去打听,那位东门门房究竟姓甚名谁——是的,谁还记得大学时代的门房?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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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学教书十二年,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文化概论等教学与研究,著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社会》(合著)等。报刊编辑十六年,在报刊发表各类读史论文、评论、杂感和随笔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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