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88周年，“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是国人共识。但在昨日，香港唯一国家级抗战遗址乌蛟腾抗日烈士纪念碑，被人涂污了。对于这样良知沦丧、数典忘祖的破坏行为，内地和香港人民都表达了强烈愤慨和谴责。

有意在“国耻日”前侮辱英烈，是目中无法、心中无史，更是胸中无国。作恶者是否知道：当年港督向日军投降以后，乌蛟腾正是东江游击队在港最重要的基地，乌蛟腾村先后有40位青少年义无反顾参加游击队，有9位抗日志士为国为香港壮烈牺牲。英雄无惧无畏，铸就了东江纵队的一段光荣历史。

目无法纪，可用法治矫正，心中无史、胸中无国，说服起来就极艰难。事实上，涂污纪念碑者，与涂污国徽、焚烧国旗、打英美国旗者，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发自心底漠视甚至敌视国家。而在极端案例频发背后，是一些普遍性问题：如何增进一些香港人的国民意识？如何培育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从根本上来说，这离不开国民教育和历史教育。

香港青年的国民教育确实存在问题。2012年，国民教育独立成科的计划被搁置后，再没有启动。尽管特区政府想方设法增进增强港人身份认同，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反修例运动的街头表现看，一些人的国民意识不仅相当淡薄，甚至还有进一步削弱迹象。国民意识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国民教育是民族国家诞生的产物，更是民族国家稳定的基石。有一份研究指出，早在1870年到1970年的百年间，在宪法中明定国家有义务提供国民教育的案例就从43个增到139个。香港的国民教育，在方式上如何开展，存在充分探讨空间，但在大方向上，还是需要明确哪些是坚定不移的，这事关香港社会长远的稳定。

原本，国民教育与历史教育的内容是有交叉重合的，可以互相补强。比如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增进对国情的理解。然而，正如时任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在3年前立法会报告指出，香港中学历史教育存在一个“课程古今比例不平均”问题，“香港现行的课程，古代史分量占超过百分之七十，相反近现代史只占百分之二十多”，这与内地、澳门，古代史及近现代史大体相当的内容编排有很大不同，而且，“因课堂教学较集中古代史，以致四成多的学校略教或不教一九四九年后的历史”。这样的课程安排，很容易导致学生，只知历史的中国，不知现代的中国；只知古代的辉煌，不懂近代的屈辱。可以想见。如果一个港人连港九大队的血泪史都不知，又如何体会乌蛟腾抗日烈士纪念碑之重？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香港，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培育尤其需要增强文化感召力。中国古代史教育为中华文化的讲解提供了光辉灿烂的宏阔背景，但这不等于说近现代史就不重要了，因为这段历史基本与香港被殖民史重合，而这段时期香港的殖民教育，本质上是去国家化的“疏离”教育。若有意轻视、略过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讲述、正确认知，那么“去殖民化”教育，就难以真正完成。

正如有人所说：香港回归，不仅是土地的回归，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回归。因此，我们既要修复被涂污的烈士纪念碑，更要修复淡化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修复人心上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