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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区,虫鸣声声 | 那些追昆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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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刘雪妍 2019-07-12 05:51
摘要:难以想象,在上海市区能听到这样丰富的虫鸣。

张登山的家,被各式各样的摄影设备占满了:有灯具、发电机、“长枪短炮”,冰箱侧面挂满充电器,茶几旁黑色器材箱叠了3个。这客厅就能当摄影棚。

棚内的主角是螳螂、蚂蚁、洋辣子等小虫,布景是苔藓、苇草和红薯叶打造的“丛林”。为了让画面更有层次,张登山不断调整植株,不时加一枝灯笼草、两根丝瓜藤,再补个光源,喷几滴水。隔着桌子看,他的头发被苇草埋住,灯光打在墙上,剪影竟有些像他最爱的螳螂。

“我以前跟人开玩笑,到我家来借2万元钱没有,要2万只苍蝇倒是有。”张登山将残翅果蝇喂给螳螂,大笑着说。

这位69岁的微距摄影师,喜欢昆虫,更喜欢拍昆虫。他为此甚至把两居室换成了一居室,还摆手说,“老两口,够住就行”。

家门口的公园,稍远些的湿地,上海市区、近郊、远郊,适合虫儿的生态不少。那些追昆虫的人,乐此不疲。

张登山家客厅,临时搭起了工作台。这些灯他去野外也会带着,搭起工作台就能创作。



微观之美

夏日清晨,张登山4点起床,去南汇的东海农场,给螳螂找荷花黄蕊的背景。

“它们有惊人的形态美。”当了大半辈子人像摄影师,他对于美有执念——蚂蚁把花蜜沾到了脸上,不住地搔头;3毫米的小果蝇,翅膀也能折射出彩虹色;一只刚出蛹的螽斯还在学步,两只蜡蝉旁若无人地亲热;就连模样可怖的洋辣子,伸懒腰时也自带萌感;螳螂翻过藤蔓,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

嫩绿新芽上,一只状似粉紫色花朵的兰花螳螂,蓦地举起两把“大刀”,前后微晃,进入戒备之态。

张登山连按快门,留下一组仰头、抬臂、进攻的照片。配以科普文字,照片与珍稀螳螂标本一起,陈列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二楼,成为“飞天刀螂”展厅的展品。

因为这些照片,张登山结识了上海昆虫博物馆馆长殷海生,成为中科院昆虫博物馆微距摄影艺术指导老师。

殷海生认为,活体照片的美感远胜于标本照片,“木乃伊再好看也没有生机”,而且“拍蝴蝶和甲虫这些体型较大昆虫的不在少数,但小虫这么活灵活现的照片很少见。”

在张登山放大5倍的微距镜头中,连一只蜉蝣头顶7个眼睛都清晰可见。灰色,蜷曲,黯淡,不及芝麻一半大的蜉蝣,呼气稍用力似乎就会没了踪影。

世界上最小的昆虫身长仅0.2毫米,最大的也不过300毫米,就算是在动物界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鞘翅目昆虫里,也有许多针尖大的虫子。全球已知140万种生物中,有100万种是昆虫,而昆虫的总数估计约有1000万种。

“10只昆虫里9只不认识也正常,就算称我们是昆虫专家,拿来一只虫,也不一定能叫出名字。一辈子钻研一个科的昆虫都很难透彻。”殷海生说。

昆虫的种类、数量、重量都是地球生物中最高的,某种程度上,说“地球是昆虫的星球”一点也不为过。

一个白蚁的巢穴就有几十万只个体,仅热带地区,蚂蚁的数量就远超过所有哺乳动物数量的总和。如果将地球上的昆虫平分给人类,每人都能分到2亿只虫子,这还仅是针对已发现的昆虫所做的估计。

徐家汇博物院被认作中国博物馆创建的开始,上海昆虫博物馆由其脱胎,很早便开展科普工作。1998年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刚开始做科普时,还是小伙子的殷海生和同事一道,打印照片,找木板喷绘,用螺丝拼出了昆虫世界。

博物馆入口处的展板上有这样一句介绍——“不仅是人类生存之处,就是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从赤道到两极,从河流到沙漠,从几米深的土壤到皑皑雪山,都有昆虫的踪影”。

在张登山眼中,宏观与微观视角虽大不相同,但彼此相通,“微观世界不一定人人都会关注,关注了也不一定会去奋力表达”。而他要做的,就是“展示精彩纷呈的自然,展示微观之美”。



沪上虫鸣

刚开始养螳螂的那个冬天,张登山特意给它们包了电热毯,没想到第一晚就热死多只。他那时方知,昆虫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

而后滩公园时时热闹,蝉鸣洪亮,蝈蝈则多了婉转,蟋蟀声虽不高却更曲折——难以想象,在上海市区能听到这样丰富的虫鸣。

夜晚拿着手电筒观虫的孩子们兴奋高呼:树上那几条鼻涕虫好大,白蛾蜡蝉可是第一次见……

草铺好了,树长好了,与之相栖的生物也就来了:树洞里的天牛,树干外的蝉蜕,河中的虾,岸边的蟹,路灯上飞蛾,石板下藏虫……

拿着小网,向苦草中漫溯,很容易捞到小鱼小虾。带队老师教大家辨认,食蚊鱼和小龙虾是入侵物种,虾虎和鳑鲏鱼是上海本土鱼类,河蚌会收养鳑鲏后代,鳑鲏又会抚养河蚌的子女,这些生物相互依存,虽形态各异、食性不同,但都对环境要求很高。

科普活动的组织者,是上海师范大学的一群研究生。他们主攻昆虫分类和鸟类环评等生命与环境科学研究,两年前创办恋野物语自然探索工作室,开展以昆虫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在上师大创业园,他们的工作室被大自然的气息填满:两个大缸养鱼,数十个小缸里,蟾蜍蛰伏,蜘蛛舞爪,牛蛇嘶嘶吐着芯子。

恋野物语的办公室,创始人的卡通造型从左至右依次是:彭中、屠越邺和宋晓彬。

彭中用钢丝球使劲刷着鱼缸壁的褐藻,念叨着“螺太弱,藻太强”。红尾黑边的鳑鲏鱼群,在绿色水藻映衬下更显体色鲜艳。他回头又给小缸里的植物浇点水,笑着说:“天天围着花鸟鱼虫,老头子一样的生活。”

“80后”彭中是上师大的博士后,作为工作室创始人之一,孩子们更熟悉他“彭三岁”的名字——顾名思义,对自然怀着3岁孩童的热情。

他用双臂直着抬起,两手内扣来模仿中华扁锹,再下蹲曲臂学中华大锹。他活泼地做了一遍,孩子们跟着学,就记住了两种昆虫窄长和粗圆的区别。

满墙蝴蝶标本中,最中间的相框里是两只鞘翅目昆虫:左边的阳彩臂金龟足肢威武,它曾被宣布灭绝,近年又被发现;右边的西郊公园毛角蚁甲,仅不到两毫米,几乎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长,这是2017年3月由彭中和另一位创始人屠跃邺在西郊公园发现的昆虫新物种。

2017年,工作室共发现了3种上海本土昆虫新种。在高度城市化的都市,这些新被认识的小虫广受关注,全市征名。

“这说明上海没有成为水泥城市,在努力打造现代化都市的同时,还兼顾了生态建设。”上师大的李利珍教授如是评价。

昆虫已知的34个目中,鞘翅目最大,鞘翅目里隐翅虫科种类最多。李利珍研究隐翅虫40年,是国内昆虫多样性保护的权威。

工作室几位核心成员都师从李教授,师生们在全国采集发表了昆虫新种多达740余种。除了科普,他们还不间断地调查上海的昆虫,就是为了研究本土生物的保种保育。

“我们说保护环境,其实是要保护生态。只有恢复到最原始的生态,才叫真正的治理,否则就算表象很好,可能也会重置归零。”彭中用后滩公园举例,重建湿地环境让黄浦江水从劣五类水净化到三类,“下了大力气,才有好结果。”

后滩公园,恋野物语的夜游科普活动,螃蟹随手就能从地上抓到。



昆虫“家底”

晌午林间,树荫幽远,从背后打光,张登山就能拍出刚钻出卵的洋辣子通透的身体,也能给螳螂来一个剪影。

在自然界中,螳螂是专业的洋辣子杀手,但它也要做好成为蜘蛛、蟾蜍,甚至是蚂蚁晚餐的准备。

“人们喜欢鸟类鱼类,讨厌蚊子苍蝇,可没有蚊虫为食,很多动物将无法生存。”李利珍用最通俗的方式说明,生态网牵一发动全身,结构越复杂,自愈能力越强,而环节越少,越不稳定,“这是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为大自然编写昆虫篇目录的人,记忆地标的方式,就是这条溪边有圆胸隐翅虫,那棵树下有四眼隐翅虫。

浙江天目山物种丰富度高,几乎年年都去的李利珍发现,20年前找到两个昆虫新种的那块大石头还在,但虫儿找不到了。

屠跃邺最近遇到了和老师类似的问题——儿时放学回家路上,有一片几公里长的篱笆墙,周围栽满木槿,紫红的花心栖着很多小天牛,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今,他兜遍了家附近的木槿花丛,却始终不见其踪影。

对昆虫而言,一场大雨可能冲垮蚁穴,一只鸡就仿佛“哥斯拉”。

“可能这只虫只是出来旅游,它家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它要去哪儿也不清楚。”彭中带着给孩子讲故事的语气说,“只能根据一些环境和生理上的共性去推测。”而且,国内昆虫分类学起步较晚,盘点中国昆虫“家底”则更难。

但不清点,就永远不知道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未被发掘。“说不定我们不认识的哪种昆虫身上的物质,就能治愈癌症呢。”彭中说。

拍复旦大学植物学家钟扬事迹的团队来上师大拍摄,发现这些做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在做着相似的事。种子库和昆虫名录,都是在记录广袤大地的财富。

“所有生物资源中,未被开发利用的最大资源就是昆虫资源。它们种类那么多,我们知道的那么少。”李利珍说。

“没有分类学作为基础,多样性就无从谈起;不了解多样性,何谈生态环境保护。”屠跃邺坦言,“但分类学仍是比较冷门的基础学科。”李利珍的实验室算是“人丁兴旺”了,“李老师出去开会,都被同行羡慕。很多后继无人研究的昆虫类群,研究只能停滞”。

摘出1758年至今世界文献里记载中国物种的内容,汇编成书,这是国家计划。李利珍负责隐翅虫科,他有自己编程构建的数据库。

在上海昆虫博物馆,115万号昆虫标本,存在三大间标本室中。对于追昆虫的人而言,这些都是珍宝。

不过,“既然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忽略重量大小外形,拿在天平上称是不是应该一样重,但你认为熊猫和蝴蝶谁更珍贵?”殷海生问。

昆虫里唯一的一级保护动物,是金斑喙凤蝶。在公众观念中,“熊猫和蝴蝶”确实没有可比性。

人进虫退。由于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人类活动的影响,1972年之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了60%。

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中国召开。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李利珍在上师大第一教学大楼四楼的昆虫标本走廊。这栋楼每一层都有不同种类的标本展示。



敬畏自然

午后的天目山间,张登山发现一只昆虫,直觉它是珍稀物种——鞘翅闪着绿色金属光辉,背部纹饰是立体雕刻状,如同一件工艺品。

他请教殷海生,这果然是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硕步甲。

那天恰好是3月3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张登山在微信朋友圈表达了激动之情,并感慨要“爱护昆虫、保护环境”。

暑假刚到,他带着孙女又去了天目山,那些让他痴迷的虫子却让孩子害怕。他说:“我不是一定要让孩子喜欢昆虫,而是让孩子通过了解自然,建立对世界的认知。”

彭中很是赞同。他举了个例子,日本会对孩子做森林教育,有位7岁男孩在森林里独自过活6天,被找到时并无大碍,因为孩子学会了躲避攻击,还能找到水源。

而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发现,“我们5岁的小朋友和18岁的本科生,对昆虫或者自然的知识体系相似,能画约等于号”。

看似无用的自然教育,在社会生活中一度缺位。所幸,观念正在改变。

孩子喜欢甲虫,如何正确引导;家里养的小螳螂死亡率很高,怎么降下来……李利珍的办公室里,这两年来的一些家长,不再只问应试问题。

他一边告诉家长怎么陪孩子做观察记录,一边为孩子的这些疑问高兴。说起具体事例,李利珍笑了,“例子太多,有一个我总给孩子们讲。”

水黾为什么能水上漂,是吴淞中学一个女孩的疑问:关于它脚上的疏水毛存在两种说法,脚上有油脂,或本身即为纳米级疏水结构。女孩兴冲冲地找到李利珍说,她想到了给水黾洗脚,洗完发现它沉了下去,那就说明答案是前者。

他赞许孩子的同时又启发她,这是间接证据,洗下来的是不是油脂还有待讨论,所以需要有直接证据。女孩便去鉴定了水中的成分,分析出的确有三种疏水性物质。

女孩继续提出问题,油脂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她先放大腿部结构,又切开观察形态,发现了内部相连的管道;为了证明有油脂细胞相连,她再去请教研究细胞的教授,最后解决了问题。

在李利珍眼中,上课、做实验、开讲座,这样的科普远远不够,科学思维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能想出整套探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才最值得鼓励。设计有没有瑕疵,数据是不是偶然,甚至结果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观察、思考、学习、修正的过程最难得。”

在对昆虫、自然和生态的讨论中,“敬畏”一词被几人反复提及。“对自然有爱有敬,就不会去破坏,只会更加爱护。”殷海生说,“这样的孩子会善良地长大。”

这是一只蜉蝣。它浮出水面的第一天,也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天。

日落时分,张登山在水边支起灯帐,等待。蜉蝣即将开启一场盛大的求偶舞会,几个小时内完成交配、产卵后就会离去。他要给它们留下最后的照片。

“朝生暮死”不过是种文学性描述。蜉蝣稚虫在河底已经生活3年,历经数十次蜕皮,浮出水面就是为了去往终点。

这个种群已存在3.5亿年,与它们相比,人类才是世界的新客。

栏目主编:林环 文字编辑:林环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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