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异质微信群间的流动实践构成一种另类“数字游牧”。该游牧的生成源自微信群在社会场景的制度化应用和个体自我需求驱动的协同作用，演绎出受迫性游牧和自主性游牧两种游牧姿态。游牧的具体运演，呈现出规训式值守、仪式性观望、情感性栖游和工具性插拔四类畛域分明的异调游牧节奏，在此过程还会发生语境移植和议题漂移。数字游牧具有重要的联结意义，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数字社会系统经由流动得到“装配”。从日常技术实践层面来理解数字游牧，不仅拓宽了“数字游牧”的概念内涵，也为理解数字时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和群体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研究背景
微信是现今中国社会的超级软件，构成中国人的“在世存有”。诸多功能应用中，“群”被视为微信的最大特点（孙玮，2015），它深度嵌入各类社会场景，重塑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和交往形式。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202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逾半数的微信用户加入了10~30个微信群（中国青年报，2020）。在不同微信群中往复穿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态。
面对数字群对个体生活方式的介入，韩炳哲（2013/2019：17）批判性地提出：数字群完全没有群体性的灵魂和思想，组成数字群的个人也不会发展出“我们”的意识。本土学者对微信群的认识与之相近，认为微信群仅能支撑肤浅的人际连接与集体交流，并不能培育出彼此间相互信任和依赖的社会联结（尹连根，王海燕，2025）。如是论断虽不无道理，但整体而言，相较其他社媒群组，微信群与熟人网络的联结更为紧密，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之上的微信群往往能够增进群内成员的情感联结和产生共同的身份意识。况且在这充溢弥散性和不确定性的当下，人们并未泯灭对交往、聚群的渴望与热忱。故而，前述认为数字群或微信群难以建构群体内在性的批判性话语并不全然准确、适恰。该论断并未对“群”的异质属性和社会意义作细致考究，欠缺对人们面向不同微信群的认识、定位、使用和体验往往大相径庭这一经验事实的关照，同时也忽视了人们借助微信群与他人交往、合作、互惠中蕴藏的能动性可能。这促使我们秉承系统性和区隔性兼具的视野重新审思和考察纷繁杂多的微信群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嵌入与形塑。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使用“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es）来描述人们在社会结构网络间穿梭往来，并根据现实需要调整自身的社会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层理（费斯克，1989/2006：23）。现今人们在异质微信群间的穿梭恰是费斯克所述经验的数字投影。由此，本研究借用“数字游牧”这一概念，指称人们在多个微信群间往返停留的数字流动实践，并在游牧的理论视角下对该现象进行阐释，归返主体感性经验层面考察个体在该数字游牧实践中的身份切换与流动节奏，并在微信群的普遍应用情景下追问和揭示如是流动背后蕴涵着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生成。
二、文献回顾
（一）嵌入日常：微信群的“弥漫性在场”
微信群由腾讯公司于2013年6月30日正式推出，一经推出便迅速融入中国社会运转的各类场景。回到映射人们自我、平凡、琐碎等基本生存形式的生活经验层面，微信群的使用极其普遍，构成一种“弥漫性在场”。微信群在生活世界的弥漫及其对社会交往行动的重塑吸引着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将之作为研究关切。
早先创建微信群的目的主要在于维系熟人社会的亲密情感。发生在家庭微信群内的交往，能够传递爱与关怀，实现家庭成员间的远程集体共在。而对整个乡土村落而言，微信群能够增进个体意识和族群信念的交织融合（孙信茹，2016）。伴随时间推移，微信群的应用场景愈渐宽泛。例如在工作场景中，创建微信群能显著提升组织内部的沟通与信息传播效率，甚至成为出租车司机群体重要的谋生手段（孙信茹，叶星，2019）。此外，人们也频繁借助微信群参与团购接龙和订购食材，尤其是在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微信群成为对抗不确定性和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缓冲地带”（闫岩等，2023）。
（二）去来之间：数字媒介的弹性使用与微信群跨群实践研究
数字社会的蓬勃发展和应用程序不断推陈出新意味着用户要想流畅自若地操持日常生活和处理各项社会事务，势必需要在不同媒介和平台间游走流动。这种现象通常被描述为“平台摇摆”（platform swinging）或“网络社交迁徙”（online social migration）。当然这种摇摆的发生并不限于多个平台，也可能发生在单一平台内，用户在同一平台参与不同群体间的互动被理论化为“群际摇摆”（group-swinging）（Zhang et al.，2026）。事实上，人们在不同微信群间的漫游、流动与切换的微信群跨群实践实质上即构成一种“群际摇摆”。有学者将人们策略性编排和使用不同微信群的行为形象地概括为“迪斯科式在场”（disco-presence）（Ou & Lin，2024）。
不论是平台摇摆，抑或是微信群跨群流动，相关研究总体上认为媒介使用行为的本质并非是简单的技术切换，而是一种在复媒体环境中进行关系管理、情感表达与身份协商的综合性社会实践（罗昶，杨彦军，2025），更多强调用户对媒介特性、功能的自主理解和能动选择，认为个体借此对自身社会关系距离进行管理与调适，从而建立对社交关系的主导权（刘鸣筝，王硕，2024），并根据具体的对象、需求、场合等社交情境的变更弹性化地调节媒介使用的策略与强度（陈世华，余思乔，2025）。但既有讨论未能在数字日常生活脉络里对该系统性流动社会实践意义进行揭示。尤其是微信被视为现今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微信群也已接入数字社会的诸多场景，充当“社会秩序的提供者”，座架着人与世界的存在与动态关系配置。由此，我们采取“结构-能动”的分析框架详细考察和诠释作为日常技术实践的微信群际流动，希望既要捕捉个体游牧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也要从宏观社会制度层面体认如是流动的结构性意义。
（三）从生计实践到自主姿态：游牧的理论演绎
何为游牧？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游牧在人类学、哲学、文化研究、文学以及传播学领域均有讨论。整体而言，游牧的理论意涵经历了从经济生产模式到展演自主性的发展、演变。与强调定居、稳定的农耕文明反差鲜明，游牧最初是指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模式，凸显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精巧利用与适应。具有变化与弹性也因之被视为游牧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特色（王明珂，2018：26；57）。不论是早先中国的草原蒙古部落，还是苏丹的努尔人，他们均会依循时序交替徙迁至不同地点“逐水草而居”。由此可见，游牧指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存在境遇，蕴含着对主流、权威、规训的抵抗，但从中亦能感知到嵌于游牧族群的能动性与流动性。这也直接影响到后续游牧理论的建构。
诸多关涉游牧的理论探讨中，尤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游牧学”最为系统、充分。他们提出，游牧是一种未经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游牧的空间是具有方向多变性和复调性本质特性的平滑空间（德勒兹，加塔利，1980/2023：357），其中并无等级制的边界与分野。与之相对的纹理化空间则被赋予明确的等级制度，这些固定的元素迫使其中的元素必须依照自身的先天属性行使权力、组织行动。具体阐述过程中，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象棋和围棋的例子加以形象说明：象棋的纹理化空间与围棋的平滑空间相对，象棋的棋子是被编码和体制化了的，具有内禀的特性，马始终是一个马，兵也始终是一个兵，它们的走法、列阵是确定、封闭的；而围棋的“碰”、“围”、“断”等着法则完全是情境化的，它没有内在属性，只有环境属性，棋子在开放空间中的任何一点均具有运动的可能性（德勒兹，加塔利，1980/2023：328）。此外，德勒兹还提出“游牧主体”概念，认为人作为主体不再依附固定身份，不再是固定的、单数的基点，而是在多元联系和开放性语境下生成的结晶（麦永雄，2007：127）。
经由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建构和阐述，游牧的理论价值愈趋昭彰，逐渐从素朴的生活状态演绎为表征个体创造性的自主姿态。也须意识到，对游牧的讨论不能离弃对权力秩序和制度运作的关照与考量。换言之，逸出权力关系外的游牧仅是对特定流动现象的描述，并不构成德勒兹意义上的游牧。循着如是理路，不少研究者借用游牧来展现特定社会语境或文化现象中人的主体性，同时也衍生出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为代表的“性别游牧”和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等研究向度。具体到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个体根据自身需求和能力状况不同评估和灵活利用适宜媒介资源的行为被称作游牧，其中隐含着对“数字融入”话语的质询与批判（章玉萍，吴心越，2023）。此外，皇甫博媛（2024）将普通用户算法权力机制的抵抗和盗猎也理解为游牧，并肯定游牧实践对构建底层话语空间的积极意义。
在游牧理论的脉络下，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在权力网络中予以体现，人的身份也在流动和连接中持续生成，并在特定语境中得到确认。本研究整体上沿循游牧的理论视角，聚焦人们每日频繁在微信群间穿梭往来的现实经验，探讨如是数字游牧的生成机制，擘画其运演形态以及展现在此过程中个体社会身份和生命情感的生成流变，并阐述该日常技术实践对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又有何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尝试与既往的数字游牧研究展开对话，拓宽对数字游牧内涵、议题的认识和理解，进而为我们提供观察数字社会群体关系和日常生活操演模式的崭新视角。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本研究主要采用日志法和深度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经验材料的搜集主要面向年轻群体，相较其他年龄段人群，他们的整体数字技能更成熟，对微信群的操演更具掌控力，同时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在他们生活中的应用需求和场景也更为丰富，因而更具研究典型性。
首先，日志法有助于我们情境化地理解一定时段内用户的行为和体验。2025年6月至8月，研究招募了5位年轻微信用户（见表1中A1-A5），要求他们连续一周详细记录每日微信群的使用状况，该周期的确定基于对日志研究持续时间过长会导致记录者出现记录疲劳和心理抗拒以致记录缺漏的考虑（Strickland et al.，2006）。记录具体内容包括每日微信群的使用数量、不同微信群的应用情景和时段、群内的交往内容、记录者本人的使用细节（如回复形式、使用态度）等，并鼓励他们书写如何认识微信群介入其日常生活的反思笔记。此外，研究者还对他们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便更为细致地把握他们每日在不同微信群际流动实践过程中所生发出的独特情感。该类材料实质是用户的自传书写。作为一种自我表征实践（Gilmore，1994），自传书写不仅强调个体对自身日常生活经验的记录和讲述，还具有一种社会结构性意义，是观测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切片。该方法的运用不仅能够勾勒出微信群游牧与普通个体日常生活的联结，亦能窥见其对于社会运作的整体性意义。
在此基础上，为获取更充分、翔实的材料，2024年12月至2025年11月，本研究还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到8名访谈对象（见表1中B1至B8）。访谈内容由基础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和日常微信群使用情况两部分构成，访谈方式为线下面对面访谈和线上语音访谈相结合，访谈时长25分钟至1小时不等。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对访谈录音进行文字转写，经由日志法记录和深度访谈，共收集经验材料近8万字，在此基础上反复阅读归纳，提取关键信息。沿循学术惯例，本研究在材料分析时对所有日志记录者和受访者个人及材料收集过程涉及的其他隐私信息均作了匿名处理。此外，研究者还收集了豆瓣、知乎等平台的用户帖文作为辅助分析材料。
四、微信群际流动实践的生成与运演
（一）“结构”与“能动”的协同：微信群际游牧的生成逻辑
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实践总是同时具有约束性和使动性（吉登斯，1984/2016：18）。这意味着在承认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要关注行动者表现出的能动性，借此行动者能够突破社会结构，谋求自身发展。微信群际流动实践的生成正是社会结构规定和个体能动调适、相互耦合的产物。
1.微信群的制度化应用与受迫性游牧
首先，社会层面的普遍性和制度化应用，赋予了微信群际游牧天然的必要性。微信群便利性、模糊性、多人在场的技术特征使之成为支持高效率多人关系建设的适宜媒介，和工作场景及学习场景的捆绑尤其紧密。在问询记录者和受访者缘何加入工作群或学习群时，“不得不加”、“必须加”近乎是所有人的共识，A5和B1便分别谈及唯有当进入工作群和师门群中才真正宣告你成为所属集体的成员，“入群”既是社会身份的确认，更成为一项制度性的“通过仪式”。且在日常情景中，工作或学习事务的处理与完成往往需要借助多个微信群。
A1是一名七年级语文教师，他日常工作时需在校工作总群、年级教师群和七年级语文学科备课小组群三个微信群间来回穿梭。会议信息、教师值日排班以及台风停课等通知均在校工作总群中传达，年级教师群则用来接收各班纪律管理和考试成绩评比等信息。除此以外，他每日还需在备课小组群中参与把控教学进度和撰写导学教案的讨论。B5的状况与A1近似，作为一名农村基层会计，他的工作“折叠进村两委群、镇会计业务群和网格群界面的反复切换之中”。同样地，微信群也已经深深嵌入大学的运转体系。例如，B1“被强制”拉进学院就业指导通知群、年级群、班级群、党团群和特定课程群，即便“潜水”不参与互动，他也需频繁游牧其中，关注和获取学校学院下发的政策文件、调课通知、招聘宣讲公告等讯息。
当然，并不只工作和学习，从更宽泛场景看，现如今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运行的常规时常被强制纳入不同微信群，微信群已然深度嵌入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制度化进程之中，成为重组社会交往和管理社会边界的关键媒介。人们若要自如从容地操持生活或是有效开展社会交往，势必在不同微信群间辗转、游牧。由此，微信群在诸多生活场景的制度化应用催生出带有浓郁规范色彩的受迫性游牧。
2.自我需求驱动与自主性游牧
除受迫性游牧以外，为满足自身其他社交需求或兑现自我实现的欲念，人们还会主动流动至特定微信群中，达成一种自主性游牧。整体而言，驱动自主性游牧生成的因素可大体划分为情感需求和工具需求两类。
创建微信群的原初目的即在于维系特定群体间的亲密关系，小范围家庭群、密友群等能满足个体在关爱、温情、归属感以及安全感等情感方面的需求。A5、B1和另一位好友C三个人组建了一个群，C目前正在英国访学，但她仍然需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务，日常工作群的烦扰以及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促使她每日通过在三人小群中互动聊天来安放思绪、纾解乡愁。另一个典型案例是A2。A2的工作和微信群深度绑缚在一起，她实习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近10个微信群的日常运营，事务繁琐且需要经常面对群内成员的“非难”，起初给她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A2的祖辈和父辈每日晚间都会在家庭群中问询和关切她是否下班和抵达住所，并提醒她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注意休息。经由家庭微信群中介和传递的数字关怀给她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情感抚慰，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其在诸多工作群际游牧所产生的烦恼。此后她逐渐开始在家庭群中分享工作和北京生活的琐事，并主动向长辈报告下班到家的讯息。在A2看来，正因为有家人在背后的关心与支持，才支撑她捱过这段苦闷难熬的大厂实习时光。
此外，人们还经常游牧至事务群、购物群等工具属性微信群中搜寻于己有益的信息，有时也会主动在群内发布自身的工具性诉求。A4在博士备考期间，为避免错漏重要通知，主动搜索加入“××博士申请交流群”，他虽始终沉默，但对群内发布的复试经验贴、录取通知书派发、奖助学金发放、新生宿舍分配等信息时刻保持关注。尤其是7月录取通知书发放前夕，A4游牧至此的频率更高。同样地，A1也肯定这般自主性游牧对其职业生涯发展的积极意义：
作为老师，日常除处理学校工作以外，我们还会加入省里或市里的教研群。这些群会不定期地发布初中语文学科竞赛以及有关教学技能培训的通知，我会从中选择一些对我个人成长有益的活动报名参与。对我而言，这些教研群给我提供了高效率的、垂直式的、助益个人成长的信息，因此我有空就会点开这类微信群。（A1）
在受迫性游牧和自主性游牧的协同生产下，在形形色色的微信群际穿梭游移构成人们的生活日常。在不同微信群间移徙、转换的过程中，人的社会身份也在持续生成，不断导向生成-身份的可能，成为“游牧主体”，充分彰显“存在之力或行动之能力的连续流变”（德勒兹，1978/2016：6）。据2025年7月7日A2的日志记载，当日与其生活发生关联且她在群内发言的微信群就达到14个，类型涵括工作群、家庭群、朋友群和团购群。她借由微信群与客户沟通、回应父母的关切、与闺蜜聊八卦以及参与公司附近商家的团购接龙。伴随微信群运用场景的变更，A2的身份也相应地随之切换，成为“生成员工”、“生成女儿”、“生成闺蜜”、“生成顾客”。身处如是游牧状态之下，个体的身份和角色不再也无法被归置进单一、稳定的坐标系统之内，游牧成为数字时代“一种主体的造型”（布拉伊多蒂，2011/2025：94）。恰如A5所述，她每日“就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般在不同微信群间连续地转移游弋。
（二）异调节奏与语境移植：微信群际游牧的运演形态
每个微信群均构成一个交往空间，并表现出独异的空间纹样。根据微信群的类型属性，其空间纹样大抵分为纹理化空间和平滑空间两类，前者指存在明确权力差序的微信群，如工作群、师门群以及规模较大的家庭群等，而平滑空间微信群内的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朋友群、玩伴群以及各类服务群均属此类。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本人也坦言“这两种空间事实上只有以混合体的方式才能够存在”（德勒兹，加塔利，1980/2023：445），事实层面也存在纹理化空间和平滑空间交相转译的可能，如工作群内可能也存有非正式的情感交流或密友群中也存在隐性话语权的差异，但本研究关照的是微信群的运作常态和基本秩序，故而作出上述分类。微信群的行动与运作通常同时缠结着权力关系、人情关系与工具性关系，微信群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程度以及个体对其权力秩序感知和情感投入共同决定了个体在微信群际游牧的运演形态。
1.异调的游牧节奏
节奏是流动性的重要构成和分析维度。日常生活中面对如此多的微信群难免会使人产生连接压力，况且按照聚合模式划分，不同微信群的关系结构、互动模式、情感联系和身份认同也千差万别，由此人们会有意识地谋划和构建适宜的游牧节奏，基于对微信群权力秩序的感知和对不同微信群与日常生活关联程度的充分考量，灵活地调节微信群际游牧的频率和响应速率，进而维持自身对生活的掌控力。参照上述两项变量的差异化组合，形成规训式值守、仪式性观望、情感性栖游、工具性插拔四类数字游牧节奏（见表2）。此外，个体的情感投入对游牧过程中的互动样态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规训式值守节奏。面对与个体日常生活关联紧密且群内权力秩序鲜明的微信群，如工作群、师门群等，人们往往保持高游牧频率，且在接收消息后迅速移入响应。这些微信群主要用作事务性的确认和接收日常通知，是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因此大家频繁游牧至此。群内权力秩序的存在也迫使用户将更多注意力分配至此类微信群且在获悉信息后迅速响应，如若未能及时回复和反馈，当事人不仅会“被领导在群内直接@”（B5），甚至会“给后续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B1）。由此个体往往会将此类微信群置顶，在避免错漏重要信息的同时做到迅速响应。另外，该类微信群由领导、导师规范使用方式，并掌控着群内互动的内容与基调，会话往往也由他们开启，并表现出“权威-顺从”的会话特征。人们的表现通常较为拘谨、严肃，采取不带感情色彩的机械化、标准化回复形式，如“好的”、“收到”等，较少有额外的情感投入。B3就将工作群比喻成一台“机器”：“工作群平时仅是用于处理工作，我对它并没有特殊的情感。因为我做这项工作，必须要处理工作群中派发的任务，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样，每天有消息我就回，每天需要干什么我就回什么，很机械化的一种东西。”
仪式性观望节奏。仪式性观望指的是面向权力秩序强但与个体日常生活关联性较低微信群的游牧节奏。人们往往游牧频率较低，或即使游牧至此也较慢响应甚至不响应，接近于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空洞的仪式”所说的具有低度的集体兴奋、缺乏即时的回应、根本没有或只有很少共同的连带的状态（柯林斯，2004/2012：84）。规模较大的家庭群是采取该游牧节奏的代表性场景。因与自身工作生活关联度不高，且可能对群内的部分远支亲属并不熟悉，人们安于做一个隐形的观察者和潜水者，甚至可能开启消息免打扰或折叠群聊天，仅在节庆或家族重要事件节点时游牧至此发送仪式性祝福，以凸显对长辈权威的遵从与维护。也因为年长世代是大家庭微信群中的主导者和教化者，年轻世代选择缄默以避免自己的发言被置于长辈的评判之下。2025年6月14日晚间8点，A3的舅妈在大家庭群中转发一篇《隔夜水致癌已被证实！》文章，随即A3的三姨便反驳称“喝了三十年长寿”，此后群内成员的讨论甚至从“隔夜水能不能饮用”延伸至对专家话语的质疑，整个互动过程持续近半小时。A3全程“围观”了这场争论，但他始终保持沉默，他担忧自己的发言与家族长辈的权威相悖：“对于大家庭群而言，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在群里发表的东西，如果我们晚辈发表一些专业或科普性质的观点，就有在长辈面前卖弄的嫌疑，他们可能会觉得不把他们当作长辈看待，交流上还是存在代沟，所以我基本上不参与他们的讨论。”
情感性栖游节奏。人们在关联性强但并不存在森严权力秩序的密友群、小家庭群等微信群间游牧的频率也很高，但对响应速率并无要求，“择机回复”是共通的交往准则。人们往往对这类群有着极其浓烈的情感投入，群内的互动亦能激发和产生“真有之情”，因而人们乐于经常游牧至此来涤去生活的疲惫和安顿动荡的心灵。近乎所有的记录者和受访者都提到他们高频率地参与发小群、闺蜜群及其它密友群的群内互动，互动基调自由轻松，议题开放发散，大家既讲述生活趣事，也诉说烦恼经历，且群内会话经常无征兆地突然终止、切换。小家庭群扮演着近似的角色，B1置顶了他与父母、姐姐四人所在的家庭群，他常年离乡求学、工作，惦念家乡的父母，在外邂逅美景或品尝美食时他总会拍照分享至群内以便让父母知悉其生活境况，B1的父母、姐姐也会经常性地在群里嘘寒问暖，叮嘱他添衣加物。每逢他游牧至此，便能觉知亲情的温暖与家的温馨。对群内消息的回复，他亦无响应压力，因为家人都理解他的忙碌。
工具性插拔节奏。通常而言，与个体生活关联度低且权力秩序弱的微信群数量最多，最惯常的做法是将之折叠收起，以减少其对生活的打扰，诸如购物群、拼单群等各类服务群、功能群均属此类。平常人们使用这类微信群的频率并不高，亦不会响应群内持续更新的信息，仅在发生实际需求情境下方才点开群聊界面翻阅通知或发言问询。例如在A4购物时添加的购物群中，每日都有销售人员在群内发布新上衣物款型和店铺优惠活动信息。A4鲜少游牧至此，有购物需求时，他才会点开群聊界面搜寻折扣优惠信息，搜索完成后便迅速退出。B5在忙碌工作之余会去网吧和朋友“一起开黑”放松身心，每次他都会在网吧老板创建的“××电竞棋牌会员群”中提前预订好位置，以免晚去缺少空余机位。但在平时他将该群设为消息免打扰，并不参与群内交流，表现出“U盘式”的即插即用、即走即拔的参与状态和游牧节奏（姚建华，郭琦璠，2025）。
2.语境移植与议题漂移
发生在微信群际的数字游牧不单指人们根据生活场景的变更“移入”特定微信群，在此过程中不同微信群内讨论的议题也可能发生漂移。议题的漂移路径通常由纹理化空间微信群流向平滑空间微信群，其漂移形式既可借由文本转述，亦能通过截图传播完成直接的语境移植。
B6所在的工作群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消息响应制度，领导在群内发布信息后，要求所有群成员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响应与回复。B6经常临时接到群内派发的“时间紧、任务急”的设计任务，领导会直接在群内@他，并设置完成和提交时间。有次B6因身体抱恙耽搁了工作进度，领导便直接在工作群内不具名地提及希望部分员工提高工作效率，B6认为这是对他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质疑，十分苦恼。当晚他将这件事分享至发小群里，群里其他成员认真聆听他的“倾诉”，安抚他的情绪，更由此延伸至对各自工作群烦心遭遇的讨论。聊至浓烈之处，大家更是直接开启群语音通话，聊完后B6的心情云开雾散，情感的裂隙得到缝合。他如是叙述发小群的角色和语境移植之于他的意义：“发小群是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情感树洞’。现在大家都在说情绪价值，虽然在一部人眼中，情绪价值是虚无缥缈的，但对我的影响却是真真切切的。将工作群中的烦闷说与他们听，即使不能改变现状，但至少我的心情能够得到纾解，也能缓解我的焦虑和不痛快。有时如果把烦心事硬憋在心里的话，会很难受。”（B6）
此外，有时人们还会将在工作群、师门群以及大规模家庭群遭遇到的难题“抛”至密友群中寻求建议和决策支持。A1每逢在工作群中碰到棘手难题或不知如何处理回复时，便会向密友群救助，此时群内工作经验丰富的好友便会教授他应对话术。
语境移植和议题漂移是人们在异质微信群际穿梭游弋的内在构成，它印证了数字流动并非“无根系”或是纯粹液态，而是表现为既流动又粘连、既离散又固着的“黏性流动”形态（石迪，2025）。即使每日在数个乃至数十个微信群间游牧，却始终存有安放情感的“栖心灵境”。这区别于既往对流动的认识，流动并不全然导向不稳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它也存在稳固和确定的一面，而这也正是微信群组的特殊性所在，与熟人网络的紧密缠结使之葆有成为心灵避风港的可能。
五、流动的联结：
数字游牧与社会世界的“装配”
前文立足个体的感性经验，描绘出一幅回避又靠近、压抑紧张又主动寻求慰藉的复调游牧图景。而在更为宏观层面，数字游牧还发挥着“流动的联结”功能，个体的数字生活以及数字社会的运作秩序在此过程中得到建立与“装配”。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谱系中，“装配”（assemblage）指的是联结诸多异质性元素，并使之共同运作的一种模式。它并非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由持续的生成过程和流动关系塑造的多线条整体，其核心意涵在于聚集和组织诸要素，形成具有生产性的开放关系网络（Deleuze & Guattari，1987/2005：501-514）。在“装配”的运作机制中，“结域”（territorialization）与“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构成其一体两面的动态过程，前者关涉各类元素缔合形成的稳定结构，后者则指向对现有编码机制的突破、逃逸与创造性重组（戴宇辰，2026）。将之作为理论棱镜，微信群际流动便不再仅是信息的传播或场景的切换，更是一场“装配”日常生活与社会世界的交往过程和文化实践。
在受迫性游牧姿态下，个体需将时间、注意力以及身份固着在特定社会场景之中，结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意义空间，这实质上即是“结域”的过程。此外，“结域”和“解域”并非只是不同群组的固定属性，同时也存在于每一次微信群内具体的互动实践之中，类似工作群中持续更新的任务指派、汇报要求等均是对个体生活进行持续编码与“再结域”。而经由自主性游牧，个体能慰藉情感和实现自我，这对应着“解域”的向度，为个体提供了从制度性束缚中暂时逃逸的路线与出口。在“结域”、“解域”的循环往复中，个体通过游牧实践将工作、消费、社交、情感等原本散落于不同社会场景的活动“装配”为一个连贯的日常生活整体。在此意义上，“装配”便不再只是一个理论隐喻，更是对数字时代个体生存方式的准确描述。
B7的个案，能够详细说明和展现上述“装配”的发生过程。B7在江苏扬州下辖某县经营一家创意面点店，其生活高度依赖微信群的连接。B7创建了一个接单微信群作为核心交易场所，熟客引荐新顾客时便会直接将其拉进该群。她每日在群内接收新订单和回复顾客催单信息，同时还会投入固定时间开展群内关系维护，如发放红包、分享创意面点造型图片等。整体而言，B7在该群的行为表现具有“结域”的特征，她的工作节奏和情感投入等均被市场逻辑和商业节奏俘获。午后清闲时段，她还会到所在社区和邻近社区的公益群，回复居民有关发面醒面、揉捏技巧等面点制作技艺的问询，居民频繁的称赞与道谢使她感知到该行为的积极价值。这使她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中“解域”抽离，进入以互惠和声望为基础的社会联结场域，并体验到生命的本真感和意义感。这般“解域”无形中又促动“再结域”的进程，无偿的面点技艺分享不仅强化其在地认同，更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愈来愈多的居民选择订购她的面点，使得社区公益群和接单群在游牧实践中被串联为相互补足和滋养的关系回路。及至业务完结，B7会从诸多功能性场景中全面“逃逸”，在闺蜜群和家庭群内分享劳作体验和情感表达，达成最彻底的“解域”。透过B7的案例，能够清晰窥见个体通过在承载不同社会功能微信群之间的游牧实践，编织起一个服务其生存、发展的多元流动关系网络，进而完成日常生活的“装配”。当然也须承认，个体的游牧实践并非一成不变，生活情境的变更与调整均会引发游牧轨迹的更新，在冷落某些微信群的同时又会添加一些新群，群和群之间的切换顺序和游牧节奏也可能发生变化。这般调适也恰是“装配”过程性和生成性的体现。
现如今个体和公共生活经由媒介传播不断得到重构，两者的边界日益模糊，能动主体在不同场景下的创造性空间实践和人口迁移一道，共同构成了社会空间结构以及场所的多变、流动和不同界定（潘忠党，於红梅，2015）。由此，诸个体的游牧不仅是个人数字生活的“装配”，同时也是面向整个数字社会的“微装配”。每个微信群均承托着特定社会场景的运转片段，功能各异的微信群被串联成一张覆盖中国各个社会角落的数字关系网络，正是无数个体的日常游牧与流动，原本离散、孤立的社会空间才得以连通和联结，进而连缀整合为数字社会有机整体。这也诚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言，我们的社会是环绕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不只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要素，而且是支配我们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的过程表现（卡斯特，2000/2001：505）。个体在受迫性与自主性、结域与解域的张力之间穿梭游弋，既通过游牧实践组装起连贯的日常生活，也共同参与基于微信基础设施的数字社会运作机制的形成。在“装配”的持续运作中，数字时代个体的生命经纬与社会的运作肌理渐渐浮现。
六、余论：数字游牧的另类实践
将人们在微信群间的穿梭流动界定为数字游牧，既能够拓宽我们对“数字游牧”这一热门文化现象和学术生长点的认知视野，同时也携载着“恢复学术研究对社会整体的结构性分析把握能力”（徐偲骕，2024）的探索与尝试。物理空间的身体位移构成当下主流数字游牧研究的逻辑起点，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数字游民”现象。但诚如布拉伊多蒂（2011/2025：39）所述：“是唤醒-意识的过程和对固化传统的颠覆确定了游牧的状态，而不是实际旅行的行为。”即便没有物理空间的徙迁和物质身体的移动，一些最伟大的游牧同样可以发生。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创建的赛博世界撑持起身体缺场的数字游牧。在卡斯特眼中，人们在网络空间的随性流动是对存在鲜明权力结构的物理空间的抵抗。循此，潘霁等研究者（2022）将在写字楼办公的白领借助数字媒介在线冲浪以实现意识思绪从等级化、区隔、固定、封闭的写字楼建筑空间逸出的行为解读为数字游牧。该视野下，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分别对应纹理化空间和平滑空间，后者消解了前者的权力差序。与之相异的是，本研究在不牵涉物质身体流动的前提下，并未将线上线下划分为对峙的两极，而是仅着眼于网络空间，关切人们何以在作为纹理化空间微信群和作为平滑空间微信群间往返停留，进而绘制出一幅数字游牧实践的新图景。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总结归纳出数字游牧的三条研究进路（见表3）。
这三类数字游牧研究的议题关切畛域分明。主流数字游牧研究将游牧标识为蕴涵自由独立、流动灵活理念的美好生活愿景，习惯于围绕数字游民的在地社会交往及其与游牧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互动展开研究，但难免存在精英化取向，要想体验此类数字游牧需具备一定的经济、文化能力。第二类数字游牧侧重宣扬游牧的抵抗属性，数字游牧能够创建出将人们从现实烦恼中拽离的精神世界。相较前两类，本研究探讨的人们在异质微信群间流动的数字游牧，更多是对人们日常技术实践的描绘。这类数字游牧构成个体日常生活的语境，它的发生也更为寻常普遍，指向数字社会每个“活生生的人”。透过对此类数字游牧和流动实践经验场景的“浅描”、“深描”，或许能够助益我们更为精准地追踪和标识出居处的“数字方位”，同时也更深切地理解和言说数字社会中鲜活个体的生存状况与生命体验。当然，每日在不同微信群间的游牧并不松弛、浪漫，它琐碎、平常，交织着喜乐和愁苦，却真切反映着人的经历、体验和情感，从中亦能窥见数字社会运作的权力关系和内在纹理。在这个意义上，每日在微信群际往复来去、连绵不绝的游牧中，“我们不仅创造和重塑自己，还创造了世界，或者说我们所居留的世界”（Adams，2005：1）。
（陈刚 曾晨：《另类数字游牧：微信群际流动实践的生成、运演与联结》，2026年第8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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