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平台社会的深入发展，粉丝文化呈现出显著的泛化倾向。本文引入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从时空及权力维度建立分析粉丝个体流动的综合框架，并以“流动性粉丝”的敏感性概念概括其流动性特质。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粉丝展现出流动拼贴的液态认同，“tour”模式则生动地描摹了粉丝生命旅行中的瞬时激情与漫游动态，指向一种后现代的新型粉丝“活法”；在空间维度上，“半专业”状态作为粉丝流动性实践的核心表现，既呈现为粉丝与平台用户实践的日常混融，也表现为多重流动光谱，蕴含逃逸平台与饭圈专业化规训的解放潜能；从与时空交织的权力维度来看：纵向层面，粉丝在“现实生活-粉丝圈”的双重生命经验中沉淀阅历、重构自主性，形成流动的韧性；横向层面，平台化生活与粉丝实践深度连接，形成类“平滑空间”的个人平台系统，其多重穿梭与平台资本的编织形成流动性张力。流动性粉丝现象揭示出粉丝主体对自我认同的持续协商及平台实践的多样探索，是对青年群体数字游牧式生存的微观写照，也是对既有粉丝研究视角的有益补充。
一、研究缘起
流动性与现代性相伴相生，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以“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揭示这一深具启发性的理论视角。今天的现代性是个体化和私人化的，流动过程才是社会常态（周睿鸣等，2018），而全球流动加剧更是数字转型与加速社会的突出现实。当下，流动性视角已融入多学科研究，并呈现多元范式，粉丝研究的流动性转向亦深嵌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等指出，第三波粉丝研究浪潮聚焦粉丝个体乐趣与动机，将粉丝圈视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以捕捉对现代生活的基本见解（Gray et al.，2007：7-10）。时隔多年，此经典理论需在当下数字社会语境中予以进一步更新及对话。近年来粉丝研究领域在趣缘群体、饭圈组织、社会动员与情感劳动等方面成果丰富，但多偏重于圈层逻辑与群体视角。随着平台社会的加速发展，粉丝个体的流动性与异质特征日益凸显，这呼应了鲍曼所揭示的后现代转向，我们也亟需对粉丝个体生命经验的流变予以更精微的观察与学理
阐释。
既有研究对粉丝流动性的探讨，或从空间维度基于“操作性”视角分析跨平台实践，或从时间维度勾勒粉丝情感的起伏变迁，但尚缺乏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本文将鲍曼对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宏观洞察，引入微观的“粉丝世界”，将其抽象的“流动性”操作化为时空维度下的变化，从而统合纵向的情感生命史及横向的平台实践流变，把握粉丝流动现象。在时间维度上，粉丝认同、情感与实践的流动，映射出后现代个体动态的生命体验。这要求我们引入一种流动的生命史视角，在延续经典生命历程（life course）研究对连续性与同一性关注的同时，也将异质性与过程性纳入研究视野。研究预访谈中有粉丝提到：“韩娱有个很火的词叫‘tour’，经常说最近又tour了哪个团。”“Tour”原指巡演，但已被粉丝挪用，用以生动概括在多个兴趣对象间“走走逛逛”、漫游探索的粉丝经验。在空间维度上，流动性也随着媒介实践从单一平台使用转向整体平台化生存而深化。媒介生活视角（Deuze，2011）揭示，媒介实践已成为日常生活方式，平台作为连接性基础设施强化了该趋势。粉丝不再是特殊的亚文化群体，而是与普通大众悄然融合，即“每个人都是某种事物的粉丝”（everyone is a fan of something），粉丝已然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生存方式（Zwaan et al.，2014；The Janissary Collective，2014）。这意味着，“粉丝”概念趋于泛化，其边界日益模糊，“粉丝”与“平台用户”的范畴界限也成为亟待厘清的议题。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提出“流动性粉丝”，将其概念化为：在时间维度上经历情感、认同等粉丝生命历程的变迁，在空间维度上通过跨平台穿梭，其粉丝实践与日常用户实践不断混融与区隔的粉丝。此概念承接Herbert Blumer（1954）的“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传统，区别于严格定义与操作化的“决定性概念”（definitive concepts），作为一种引导研究的探索性工具（夏瓦，2013/2018：6-7），通过指向经验世界的特定维度，捕捉现象的动态特征。“流动性粉丝”旨在突破既往研究的静态局限，把握数字时代粉丝文化的动态转向，并与经典理论展开对话。我们认为：“流动性”已成为贯穿粉丝生命史的普遍特质乃至常态，体现为时空经验的动态重构，而非区分特定粉丝群体的分类标签。这一立场超越本质化的类型学，强调当前几乎所有粉丝都可能展现流动性特质，这是由其自然的生命历程流变与平台社会语境共同塑造的，差异仅在于流动的程度与形式。为系统解析此现象，本文构建时间、空间与权力三维框架（见图1），先阐释流动性在其纵向生命轨迹与横向平台场域中的表现；为避免平面化分析，引入贯穿时空的权力维度，揭示粉丝流动性背后潜隐的社会结构与权力运作。三个核心面向引导出如下研究问题：其一，在时间维度上，分析流动性与异质性如何体现在粉丝的认同转变与生命轨迹之中；其二，在空间维度上，剖析粉丝在“专业粉丝”与平台用户实践之间的流动，揭示“半专业”状态的实践内涵与能动意义；其三，在权力维度上，批判性地审视粉丝个体流动与平台、资本及圈层等宏观结构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而深化对粉丝流动的学理反思。
二、文献回顾：粉丝研究的流动性转向
（一）流动性作为粉丝研究视角
流动性理论自20世纪末形成多元研究范式，其理论视域主要涵盖时空、物质性与液态权力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网络社会中的技术逻辑重构时空结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打破传统地域界限，“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则消解线性时间的稳定性（卡斯特，1996/2001：468，530），由此衍生出动态、多中心的网络化权力。鲍曼同样关注时空变化，但更聚焦流动性引发的系统性异变——对社会结构与现代主体性的重塑。他以“流动的现代性”为框架，指出在时空压缩下，社会结构、关系与共同体经历液态化重组，社会权力由全景敞视规训转向灵活控制，个体在无法缓解的不确定性与持续焦虑（Bauman，2000：115，61）中，将流动性内化为生存伦理，获取瞬时满足（鲍曼，2001/2002：198-202）。个体化是一种命运而非选择（Bauman，2000：34），这种看似自主的流动性，实为结构性压力下的被迫适应，其结果便是脆弱的、持续流变的身份认同，以及个体的原子化生存。
约翰·厄里（John Urry）和戴维·莫利（David Morley）也关注时空范畴，但更侧重物质性范式下，移动性（mobility）嵌入资本积累与权力再生产的逻辑。厄里指出物体、人、信息与图像传播的流动，讨论全球资本如何通过数字网络形成流动的权力（Urry，2007：47，194-196）。他与米密·谢勒尔（Mimi Sheller）的新流动范式（Sheller & Urry，2006），关注“移动性复合体”（mobility complex）（Urry，2007：195）中基础设施、实践与权力的交织。莫利则聚焦微观实践，将媒介视为重构时空经验的基础设施，分析技术中介如何通过日常物质实践重塑流动性。他探讨了人的流动（移民）、物的流动（集装箱）和信息流（手机）（王鑫，2020），并关联流动性权限与阶层问题，指出贫困移民面临着具身流动受限的结构性困境（Morley，2017：79-80）。
上述流动性范式各有关照，为讨论粉丝流动性提供多种接合的可能，但需回归粉丝研究内部寻求接合点。实际上，粉丝研究中“游牧”（nomadism）、“盗猎”（poaching）等核心概念的理论源头便已隐含流动性转向。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借用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的“战术”（tactics）概念，将粉丝视为“文本盗猎者”，指出其通过跨文本穿梭与挪用实现意义的再生产（詹金斯，2009：46），此过程本身就内含了虚拟空间中的流动与权力斗争。粉丝在战术性流动中进行策略性抵抗，正如费斯克（1989/2006：34）所言，“大众的文化需要”作为“流动式策源地”（shifting matrix），能够裂解文化工业的权力结构。然而，在平台化生存泛化的今天，“游牧式盗猎”不应再停留于跨文本层面的流动，而应上升为对生命主体常态化流动的整体性把握。鲍曼对时空解域化的揭示，更是启示我们，粉丝研究需聚焦不稳定性与内部异质性，在时空流动之下审思个体与结构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二）流动的粉丝生命史
鉴于以上理论源流与本土研究现状，本文将现代性深处的流动性张力——个体的不确定性与变动——引入粉丝研究，将其宏观的“液态”隐喻操作化为具体的时空框架，以期聚焦微观个体流动实践与中观结构性流动机制。研究以内部视点探析粉丝的生命经验，包括其对自我与偶像、自我与粉丝社群的关系阐释，并分析其个体流动经验与资本、平台技术和饭圈等结构的互动，这无疑指向了粉丝生命史方法。本文提出流动性生命史的面向，将流动性视作生命史的内生属性，挖掘粉丝生命历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以补充经典研究视角。
本文主张，流动性生命史旨在解构身份演变的线性叙事，揭示身份交叠与非连续轨迹。这意味着，研究需关注异质性粉丝叙事，考察粉丝对“认同”的个体化诠释及其生命经验的回溯，从而揭示粉丝在生命流变中的心性成长与观念演变。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的“跨粉都”（trans-fandom）概念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他强调粉丝生命历程的流动，区分了首次成为粉丝的“转变型”（transformative）粉丝和粉丝身份确定后流转的“转移型”（transferring）粉丝（Hills，2014；Hills & Greco，2015），并倡导考察粉丝如何以不同方式离开粉丝圈。该理论与本土“tour”现象相呼应，后者具象化了“转移型”粉丝的跨圈流动，又以诸多特质为粉丝流动性提供本土经验注脚。这也提示我们将粉丝激情纳入历时性分析之中。相较于长期、缓慢的情感流动，粉丝激情呈现出强度与指向的双重不稳定性，这有助于探讨“tour”模式下的粉丝的短时情感投入及快速变迁。
（三）平台空间中流动的粉丝概念、身份与实践
在流动性视角下，粉丝概念与身份界定的流变值得深思。传统粉丝的界定因媒介语境的局限而具有时代特殊性，但随着数字平台深度嵌入社会结构，泛粉丝化趋势日益显著。《阿什盖特粉丝文化研究指南》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Fan Cultures）指出，“粉丝”的语义正随着媒介参与的泛化而趋于模糊（Zwaan et al.，2014）。当前社交媒体实践已从粉丝向大众扩散，而参与社交媒体活动本是上代粉丝的专属（Hills & Greco，2015）。同时，平台流动已成为粉丝虚拟空间流动的核心机制。作为与现实并行的脱域（disembedding）空间，数字平台催生现实生活与数字生活交融的“混合粉丝”（hybrid fandom）形态（Booth，2016：169-171）。平台不仅提供自由环境，延续粉丝身份，其“平台化语言游戏”更重构社交媒体互动规则，重塑粉丝的线上生活（Yin & Xie，2024）。相较于既往研究，本文强调，粉丝流动的元语境是整体的平台社会而非单一平台，粉丝的跨平台实践因此是其流动特征的一种显现。
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混合的媒体可供性，媒介粉都（media fandom）也超越单一、静态的文本接触，融入用户完整、动态的日常媒介生活。粉丝日常平台实践的动态变化，也驱动其粉丝实践的流变，加剧了粉丝流动性。在特定契机下，既有粉丝身份可能被解构，非粉丝也可能被纳入模糊的“粉丝”群集。这种概念溢出促使本研究转向个体流动性视角，以粉丝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日常媒介实践为切入点，关注粉丝介于专业化与日常化之间的模糊实践。基于此，本文也将德赛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嵌入流动性分析，聚焦他们动态的媒介生活与粉丝实践。
在平台社会的流动性生态中，媒介基础设施的技术赋权与平台资本的操控管理形成了一种张力。在此背景下，经典粉丝理论曾乐观设想的数字参与式共同体，更因本土饭圈的内在矛盾与结构性弊端而面临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粉丝个体从社群认同中离散，致使“粉丝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与身份归属趋于液化。尽管这种流动主体及其社会纽带的脆弱性呼应了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的悲观诊断，本文仍试图沿着流动性与权力关系的脉络追问：在平台社会与饭圈文化的本土语境下，粉丝流动如何与宏观社会语境交互演进？如何理解粉丝流动的实践指向？此种流动究竟是对粉丝主体性的新赋权，还是演变为更为隐蔽的控制机制？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后续探讨的核心关切。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聚焦粉丝流动的认同、情感与实践，致力于从延展的粉丝生命史中挖掘个体流变。生命史研究主要通过访谈收集个体生命叙事，以理解其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与经历。基于此，粉丝生命史可理解为粉丝对其整个粉丝生涯的回顾性叙事。研究者可借此获取历时性信息与生命轨迹，探索粉丝观点、情感与实践的阶段性改变。同时，鉴于数字平台是当代粉丝实践的核心场域，研究将平台维度融入粉丝生命史访谈，旨在捕捉粉丝跨平台流动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与粉丝经济、饭圈圈层、平台社会等结构性因素相关联，力图“还原外部环境、社会规则等因素如何对研究对象产生意义”（吕鹏，葛孝，2023）。
研究者于2024年5月至6月，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对13位青年粉丝进行了面对面或线上访谈，访谈平均时长为1小时42分钟。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研究遵循受访者主体性原则，以其自认的粉丝身份起始时间为准，将最低粉丝年限设定为5年，确保其经历具备足够的时间纵深，以追溯身份认同、情感投入及实践模式的历时性变迁。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差异性抽样策略，选取具有流动性特征的受访者。其流动在纵向上表现为粉丝时长差异、被粉对象转变，以及参与程度与心态的历时演变；在横向上则体现为跨平台实践及实践差异。这些受访者身上凝聚着普遍的流动性经验，与一般粉丝并无本质区别，但在身份、经历与实践上呈现丰富的异质性：其粉丝激情存在高涨、波动或消退，粉丝认同包括坚定维系、动摇或退缩，与饭圈的互动关系涵盖深度卷入、短暂接触或无涉足；其关注对象涉及影视剧、综艺、音乐剧、动漫、网络文学、游戏及广播剧等多种媒介形态；被粉对象亦十分多元，包括演员、偶像、歌手、网红（含博主）、运动员、电竞选手、网文作者乃至动漫公司与淘宝女装店铺等。
需要说明的是，被粉对象的多样性不意味着受访者的流动性经验缺乏共性，研究目的也并非比较迥异的粉丝圈类型，而旨在呈现其作为流动性粉丝的多重兴趣特质。研究将“流动性”视为粉丝经验中的普遍常态，而非特定粉丝群体的独有特征，从粉丝在长期追星历程与跨粉丝圈流动的个体经历中，提炼流动性的具体表现。因此，研究并未将受访者限定于特定粉丝阶段、固定对象或圈层类型，而是充分考察其各阶段的粉丝生涯与多样化粉丝圈经历，从而凸显历时性与流动性视角的阐释力。
访谈问题围绕三个维度展开：其一，聚焦粉丝身份与“专业粉丝”的理解定义，追溯其不同阶段的粉丝经历，涵盖初次实践、认同建构、激情变化、脱粉、跨圈流动的情境与感受；其二，聚焦粉丝实践的流动性特征，关注粉丝在消费、生产及圈层互动等方面的转变，及其与平台用户实践的关联与切换；其三，探讨日常平台化生活中的跨平台跳转及其技术逻辑，以及粉丝对自身各种流动形式的感知与剖析。访谈材料经转录整理后共获11.8万字文本，经数据饱和判断已满足研究需求。随后，借助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辅助人工编码，围绕上述三个研究问题展开系统分析。
四、流动拼贴的身份图景：
液态认同与“Tour”漫游
从历时性维度看，粉丝流动性深植于个体认同的异质性与生命历程的流动特质。在粉丝边界日益模糊的背景下，新型的粉丝认同超越传统范畴。例如，散粉游离于社群外，其身份归属存疑；平台将关注者（followers）技术性地归类为“粉丝”，与用户的自我认同不尽相符。研究发现，流动性粉丝具有液态认同，其“tour”式的生命漫游与流动循环，衍生出非线性的根茎（rhizome）式身份，展现一种反集群、后现代的新型粉丝“活法”（art of life）。
（一）液态化自我：身份解构与名实分离
名实分离与认同断裂。粉丝认同的不稳定性集中体现为实践与认知的脱节、认同程度的模糊。粉丝认同的稳定性依赖实践、话语与身份的一致性，正如C所言，“早期我不会说‘粉’，定义自己是合格的粉丝才会说”。D将挂粉籍实践关联于相对稳定的认同，“喜欢年限长，是我生命流动的一部分，才愿意挂，也符合对‘粉丝’的刻板印象”。然而，身份生产永远处于过程之中（霍尔，2000：212），流动性粉丝的认同常呈现解构与断裂的液态特征。正如费斯克（1992：46）所言，粉丝与受众仅为程度差异，并无本质区别。路人粉E表示：“狂热程度没有达到，顶多我的行为算粉丝行为，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粉丝。”相较于仅对本文作随意、偶尔接触的非粉丝（non-fans）（Gray，2003），“路人粉”更偏向于连接粉丝与非粉丝的中间层级。
粉丝之“名”对个体而言并非必需，实践中常出现有实无名或有名无实的错位情境，反映出认同建构的滞后性与异质性。例如，B的粉丝实践先于认同形成，她回忆幼时偷用母亲手机给《超级女声》投票，才发现其粉丝身份出现在更早期，“是我最早的粉丝经历，但当时没有追不追星、粉丝不粉丝的概念”，这显示了早期参与行为与自我认知的断裂。K未主动区分粉丝与单纯感兴趣的区别，D则指出饭圈规则对身份的分类规训：“没必要喜爱之情还分高低贵贱，大部分人不会区分路人粉和深度粉。”M虽具有类粉丝实践，却不愿被粉丝身份框定，“粉丝在我心里和大众视野中都有点污名化和不日常，我会说我看过、我喜欢”。在“粉丝式的受众行为”中，他们并不自认为粉丝，也不使用相关标签或话语（Hills & Greco，2015），其身份困境既源于对粉丝之“名”的困惑，也体现为对既有粉丝认同框架的抵抗，从而导致行为模式与身份话语的分离。
“做散粉”：抗拒性认同重构。数字时代粉丝基于文化属性融入网络社群，但其集体认同仍处于流动与脱嵌的不稳定状态（周懿瑾，2021）。本文将卡斯特（1997/2006：6-8）提出的网络社会中的三种认同类型移植至微观的“粉丝世界”，审视流动认同中的权力关系，发现“做散粉”是粉丝个体异质认同的典型表现。首先，合法性认同建立于粉丝社群的规训框架与集体共识之上，G的经历即为例证：“这样一个日常的、（体量）不大的博主，都不像明星有一大帮粉丝圈子，但我作为她的粉丝被身份限制，不可能标新立异在群里说不一样的话。”其次，抗拒性认同是个体粉丝的主体性被粉丝圈主导逻辑贬抑时，形成的一种对抗性身份立场。再次，规划性认同，指向粉丝对自身认同的重新界定。“做散粉”或“solo追星”等去组织化实践，实则是对合法性认同的逃离或抵抗。J自视为冷静的“周边粉丝”，散粉C则表示：“我对集体粉丝行为有点贬斥，不愿给个人行为贴上集体标签……粉丝常跟路人吵，但我首先会去判断情况，这跟我的个体经验有关。”可见，“做散粉”实为抗拒性认同与规划性认同的混合形态，是粉丝从圈层中逃逸后所采取的新认同策略。散粉亦呈现历时性反思，“以前混饭圈，现在当散粉。回想过往觉得不该被牵着走”（F），“那时想寻找归属感就自然地加入群体……（后来）作为散粉不会受其他粉丝影响。很多极端粉年龄很小，初中生还没有建立起三观”（I）。因此，“做散粉”深受粉丝生命经验的塑造——个体将饭圈恶性事件、情感劳动剥削等创伤性体验，转化为驱动认同流动的粉丝心路历程。
（二）“Tour”漫游：后现代粉丝“活法”
前述讨论聚焦于粉丝认同在单一粉丝圈内的深浅转换，但如将视野延展，跳脱单一的饭圈视角，粉丝个体激情便呈现更强的不确定性。研究发现，历时性维度下衍生了具有“游牧”性质的“tour”模式，从情感层面诠释了粉丝何以流动。对人与物体的物理运动研究需结合想象、虚拟、通信与旅行的研究（王鑫，2020），粉丝的流动历程亦可被视为一场虚拟生命旅行，“tour”漫游正是对这种生命动态的概括。不同于散粉在深度参与和刻意疏离间的移动，“tour”以瞬时激情为核心特质，粉丝保持了一种轻盈介入的姿态。
德勒兹和加塔利（1987/2010：6-14）的“根茎”思维，为理解“tour”模式提供了核心隐喻。它意指主体不再是线性发展的树干，而是具有连接性和异质性的多元体，可任意中断又沿着某条线重新开始；它拒绝固定意义，强调“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正是在此理论视野下，“tour”模式可被理解为一种根茎式身份，粉丝在多个兴趣对象及粉丝社群间流转，形成去中心化的认同网络，其中每个节点都可独立生发新意义，持续重构其液态身份。如B所说：“有人tour一个团，但也会去看演唱会，而这对我而言是非常有粉丝标志的行为，每个人的界定不一样。”可见，粉丝“tour”本身亦具有内在的个体异质性。
在此过程中，粉丝激情呈现瞬时性、转移性与滞后性等微妙特征，其所构建的认同亦不稳定。这契合鲍曼（2001/2002：299-300）所言：“每一个片段都是短暂瞬间的强烈体验，并尽可能彻底地与其过去及其未来的后果分割开来。”B描述其十年粉丝历程的激情变化，“初期最上头，情感浓度最强，喜欢久了就趋于平淡了，再也没有冲动的感觉”，此段自白凸显了粉丝激情的瞬时性。同时，“粉丝之旅”伴随激情转移，个体不断跨越至不同被粉对象，开启新的“入场”，形成流动循环。F向我们推荐的粉丝播客中提到，“tour的情感浓度没那么高，不容易大喜大悲，那样会带来致命伤害”。此外，粉丝激情也具有滞后性，G在回忆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对某明星的移情源于其与过去暗恋对象的相似性。
粉丝的“离场”（脱粉）经历同样反映激情的微妙变动，他们或能明确感知外力导致的情感流逝，例如公共危机或丑闻引发的“塌房”，或任情感在无意识中悄然消逝，“没塌房，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了，可能对他了解完就结束了。对明星来说是人去楼空，就是你不爱了”（A）。甚至，H潜意识中的情感消逝在偶像再次爆出黑料后才被自我察觉，“我突然觉得原来我已经不喜欢他了，甚至会去嘲笑他”。这些经验表明，粉丝激情的流变难以溯源、不可捉摸，具有微妙复杂的个人化特质，既可能长期保持，也可能短暂存在，亦会滞后、消逝或转移。粉丝激情的动态不仅影响其身份建构，也构成了流动性粉丝的后现代生命体验。
粉丝流动的常态化，一方面源于生命历程中的自然变化，如A所言，“流动是我比较习惯的模式，是我粉丝身份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我追星逐渐深入或心境变化而自然变化”。但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的技术介入也发挥着作用。平台通过“关注”键操作和粉丝数据统计等界面设计，轻易地将“关注者”界定为“粉丝”。M揭示出技术界定与真实认同的鸿沟：“点关注非常容易……比如淘宝关注500家，能让我定闹钟抢的可能就5家，我把关注这5家上新称为粉丝行为。另外495家我不认为我是，但数据就认为我是粉丝。”相较于传统的粉丝生命历程，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极大地加速了粉丝对新对象的兴趣。“跟社会也有关系，以前就连车马走得也是慢的。现在太快了，我一刷短视频就有太多感兴趣的对象，所以可以很快地跳转来去”（F）。媒介技术逻辑整体上加剧了粉丝日常媒介体验与生命体验的流动性，不仅压缩他们的情感周期，更构建了一套低门槛的“入坑”与“脱粉”机制。
“Tour”体验与流动性主体的建构紧密相连，其间亦充满张力。它既体现为粉丝对情感自主的掌控，如J所言，“这种流动对我来说是好的，自由追星让自己的主体性更强”，也呈现为情感碎片化与认同的断裂。例如，E感叹“延续得越来越短，新CP的新鲜感和刺激总是最强。我没时间长情，情感随着时间的碎片化而碎片化”。M则形容其兴趣“东一块、西一块，断裂、散乱……短暂地成为粉丝，然后抽离”。这种瞬时满足、频繁流转与多重兴趣的特质，恰恰揭示了流动性主体的复杂内涵：在后现代语境下，主体的建构不再追求稳定的整合，而是转向对流动状态的持续管理、对碎片化经验的不断重组。因此，流动性既是主体实践的载体，也构成了其必须面对的永恒张力。粉丝生命旅行中的“tour”漫游，凸显出流动性粉丝对瞬时激情与愉悦体验的珍视。他们不再执着于粉丝身份的固定性与意义的深度挖掘，而是享受短暂、随意的情感旅程。这种不稳定的情感模式与碎片化的身份认同，构成了流动性粉丝的新型生活方式。正如Anthony Elliot（2001：145）所说，鲍曼将后现代自我概括为对固定身份和有序结构的回避。那则粉丝播客也提供局内人的深刻反思：“Tour似乎是不道德的，要离开追的团会经受自我审判和同担的审判。这是环境和结构规训的结果，其实我们不必自证”。可见，通过维持浅层、流动的认同，这些粉丝得以游走于饭圈内外，实现了对饭圈权力结构中道德规训与情感绑定的柔性抵抗。
五、平台场域中的流动实践：
泛粉丝化下的混融与区隔
在泛粉丝化语境下，Sandvoss和Kearns（2014）以“普通粉丝”即“普遍的日常生活媒介粉都”（commonplace, everyday life media fandom）回应粉丝概念的扩展。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平台场域中，“半专业”是粉丝流动性实践的核心表现。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粉丝实践与日常平台用户实践的混融与区隔，形成了一个模糊的中间层级；二是相较于“专业粉丝”，泛粉丝在激情投入、粉圈互动和平台使用上呈现退缩状态，同时又在跨圈流动与身份叠加中凸显动态，最终形成多重流动光谱。
（一）粉丝日常化：平台栖居下的粉丝-用户实践融合
当前，平台栖居已成为生活常态。作为“流动空间”，平台的日常化即是“数字平台隐入当代青年生活世界的过程”（孙萍，何锦娜，刘姿君，2024），本质上是平台化生活与个体日常实践深度融合的结果，粉丝实践也作为“日常小事”内嵌于平台化生活。然而，这种融合降低了流动性粉丝的学术可见性，“普通粉丝越普遍、越嵌入日常生活，就越不容易被学界可见和研究”（Sandvoss & Kearns，2014）。例如B指出，“做屏幕粉”构成了其至少80%的粉丝实践，“线下见一面还是非常难的，很多粉丝大部分时间只能线上参与”。正是在平台实践与粉丝生活的交融中，“做用户”与“做粉丝”既相互联结，又彼此区隔。
粉丝与用户实践的融合提示了一种粉丝日常化倾向。A说，“我超级流动，而且作为粉丝的流动性很自然地融入生活”。M认为：“‘粉丝’太不日常，我算是日常化的、泛化的粉丝。”这印证了雷蒙·威廉斯（1989/2014：6）的观点：“文化是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即文化是内嵌于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平台社会进一步加剧了此趋势，使粉丝文化成为当代的一种平常文化。一方面，平台推行用户粉丝化与粉丝大众化策略，例如微博既是饭圈聚集地，也是粉丝与大众相遇的公共空间，其热搜机制“将粉丝事务变成平台用户的公共事务，内容又得吸引路人粉，满足大众窥探粉丝的好奇心，让粉丝觉得可以走入大众视野”（M）。另一方面，平台算法的推送机制也不断强化用户的粉丝化倾向，M观察到“各平台的算法推送和关注机制都在培育用户成为粉丝，即使心理上价值无涉，却已在行动上成为粉丝”。因此，平台化生存催生了日常化的被动型粉丝，促使普通用户在实践层面演变为浅层粉丝。用户亦可能在算法推送中轻易接触新对象，重启粉丝化循环，如C提到脱粉时说，“如果心血来潮再走一遍入坑轨迹，会重新燃起兴趣”。平台由此成为连接用户与粉丝实践的情感延展空间。
除混融之外，粉丝还需动态调适与用户实践的冲突，二者的边界在于实践是否关联特定的被粉对象。D将粉丝视为用户基础上的特殊状态，“互联网社会卷入平台就默认成为用户，参与饭圈活动才加粉丝身份，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身份”。此种数字身份关联着差异化认知，B提到，“之前不理解粉丝讨厌‘红人粉’，觉得这说明爱豆的大众性，但入坑后会意识到这不是好事，他们像粉丝但不是真粉丝”。各种平台App的大小号转换是粉丝与用户区隔的典型行为。C通过“换号”调适立场冲突，“作为粉丝很讨厌非粉丝，反过来也是。路人的时候讨厌粉丝，粉丝的时候讨厌路人”。这说明个体通过平台技术与自我管理，以“数字分身”维系不同角色，折射出数字实践的流动性与表演性。在文化生产方面，受亚文化资本积累有限的影响，流动性粉丝更倾向于进行泛用户型内容生产。例如B和G会在粉丝圈内上传演唱会饭拍视频，但其动机主要是基于珍贵的在场体验和日常分享意愿，遵循的是用户内容生产的逻辑，而非长期稳定的粉丝生产模式。
（二）多重流动光谱：“专业化”规训与“半专业”逃逸
在平台逻辑与饭圈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平台已成为粉丝同时展演主体性与承受规训的关键场域。在此语境下，区分“专业化”与“半专业”状态具有分析价值，后者作为一种策略性流动，体现了粉丝个体对平台、饭圈等结构性力量的能动应对。简言之，流动性是“半专业”状态的基础与内在机制，“半专业”则是粉丝流动性在平台实践中的具体表现。需要说明的是，“专业化”和“半专业”可用于描述与比较，但并非本质性概念。“专业化”是指粉丝在实践中成为专业人士，但“专业”标准具有情境性。既有研究基于费斯克的粉丝生产力、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等理论，揭示粉丝作为产消者（prosumer）在“生产-消费”连续谱的流动，包括通过粉丝游戏积累粉丝资本、专业推广和资本利用，实现专业化（Pun，2021）。正如H尝试向专业化转型：“我把后援会做美工锻炼的技能用来赚钱，在小红书有个专门接美工设计的账号，会接触很多饭圈的人，所以不会发表取向太明显的东西。就是纯粹接单，单主是粉丝。”部分粉丝虽掌握绘画、剪辑、文字与摄影等一定的亚文化资本，但未达到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水准与盈利模式，即处于“半专业”状态。
然而，仅从生产角度定义“专业化”并不充分。本文从粉丝激情、文化参与、粉圈互动及跨平台实践等角度出发，认为专业粉丝在粉丝文化的消费、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参与超越普通粉丝。因此，“半专业”源于两种流动：难以进阶为专业粉丝的向上阻力，或专业粉丝向下的主动降级。Abercrombie和Longhurst（1998：141）的粉丝光谱虽涵盖消费者、活跃粉丝、崇拜者、狂热爱好者及小生产者的类型，但流动性视角下的“半专业”既包含泛化的粉丝类型，也涵盖粉丝的跨圈流动与身份叠加。
随着平台与媒体资本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加剧，用户的日常生活实践也成为平台利润来源。H认为，“专业化”是饭圈视角下的一种规训策略，饭圈通过数据绩效、道德绑架与组织分工将粉丝锁定于情感劳动之中，但“跳出中国饭圈，马来西亚粉丝圈不会区分专业粉丝，都一视同仁”。这促使我们反思“专业化”本身的流动性。根据德勒兹的“生成”理论，粉丝专业性并非固有属性，而是在与平台算法、粉丝圈层及文化语境的互动中生成的一种情境性与暂时性状态，可称为“液态的专业化”。因此，本文对“专业化”与“半专业”的区分，并不否定流动性作为普遍特质的前提。即便粉丝在特定语境下呈现“专业化”，其整体生命历程与跨平台实践仍可嵌入流动性粉丝的框架之中。“半专业”则具有应对平台剥削与饭圈规训的解放意义，体现为对“专业化”标准的主动疏离。
平台与饭圈通过算法逻辑、技术设置与圈层结构，强化“专业化”的潜在标准，如数据达标、产出质量和稳定消费等。在此视角下，大粉、站姐等专业粉丝深度嵌入粉丝工业，长期执行刷数据、控评和反黑等高强度情感劳动，甚至成为“数据女工”。由此，专业粉丝与流动性粉丝的关键区别就在于组织化劳动强度与物质投入。D指出其差异，“有些人投入时间和精力更多，可能会进行专业意义上的分级”，“粉圈会刻意帮明星‘反炒’，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帖，我不会”（C）。流动性粉丝则保持个体实践的自主性，其参与具有偶发性，消费更趋理性，H说“我花钱非常理智，会判断要不要买”。她还坦言退出专业身份的原因：“前期比较上头，跟着管理层，看到他们跟商务对接。但经历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做所谓的专业粉丝。你会获得其他粉丝的反馈，很开心，但也挺累。专业粉丝肯定得有固定、长期的输出，它已经变成一项工作。当个散粉挺好。”可见“做散粉”也是对“专业化”约束与异化劳动的自觉规避。
在平台使用方面，专业粉丝集中于垂直类粉丝平台，其使用以粉丝实践为主导；流动性粉丝则分布更均衡，并将粉丝活动自然融入日常媒介使用中。例如B睡前例行浏览抖音、小红书时，偶然刷到搬运的偶像预告视频也会参与互动。从情感投入看，专业粉丝受饭圈影响，展现强烈持久的激情，符合“狂热爱好者”的早期粉丝概念，他们“边界感强，情感认同固执、单一，很难渗透到别处”（J）。流动性粉丝则通常不具备太多的粉丝激情，J形容，“做粉丝是日常生活的调剂品，不是必需品。激情没有特别足，可追可不追”。F说，“以前写蛮多同人文，但越来越没激情，不过也不会有压力，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又不靠这个赚钱”。可见，“专业化”规训约束粉丝的参与实践、生产频次与平台黏性，例如受雇的职业粉丝与签约画手。“半专业”及其非盈利特性则赋予粉丝跨圈流动的自由，使其得以自主选择被粉对象与生产内容。
综上，“半专业”状态在实践层面承接液态认同，展现粉丝在日常参与和情感劳动中的逃逸策略与主体协商。它揭示出，流动性粉丝在高度商业化、情感密集的饭圈经济中，如何摆脱责任束缚、平台捆绑与圈层压力，巧妙地平衡情感本真与粉丝劳动，避免沦为数据工厂中的“情感产消者”。
六、流动时空中的权力关系：
粉丝阅历沉积与平滑空间穿梭
上文深描了粉丝流动现象，并指出平台社会中流动性已内化为数字主体性特征。虽然流动性视角是对既有粉丝研究的审视和更新，有助于超越情感劳动范式对剥削与控制的固有思维，但笔者也并非盲目乐观地认为粉丝能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研究不主张为放大粉丝主体性而忽视中观及宏观因素，而是考察其流动如何被平台机制、资本逻辑与粉丝圈层等力量形塑。研究发现，粉丝与结构性力量共同塑造多重流动图景，且粉丝始终处于平台-资本的流动性管理与个体自主之间的张力之中。
（一）“流动的韧性”：双重生命经验下的自主性重构
从历时性视角来看，流动性粉丝在生命旅行中始终面对着结构性因素的牵制。其中的核心议题在于：他们如何凭借内在的心性成长，重新审视自我与社群、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并在动态调适中重构文化自主性。
1.“后饭圈逃逸”：欲望流动与重拾自主
游牧政治理论揭示欲望在微观政治场域中的革命性潜能（德勒兹，加塔利，1987/2010：511）。研究发现，流动性粉丝通过长期“tour”积累粉丝阅历，其与粉圈的互动呈现出“后饭圈”转向：他们开始审视饭圈规则，或选择“做散粉”，或在理性评估后入场。“先观望，我对不同生态粉丝圈的评价不同。一个70后明星的粉丝圈很佛，就直接进入，但男团粉丝圈就很病态”（C）。因此，尽管后饭圈转向伴随着粉丝内部亲密关系的疏离，却不同于鲍曼所说的“被迫个体化”。流动性粉丝在资本操控与饭圈规训的夹缝中重新发现自我，将跨圈流动作为一种德塞都式的文化战术，以此重构粉丝主体性。
在传统饭圈研究中，散粉常被视作缺乏话语权、依从大粉的普通粉丝（徐婧，王婧涵，2022），但其个体选择背后的能动性却鲜有深入探讨。散粉C表示：“这种状态挺健康，喜欢这个人只跟你自己本身有关，自由度更高。粉丝圈里会不自觉地被裹挟，变成一个模样。”因此，流动性视角使散粉的能动性得以显现：散粉不必然是依从型的底层粉丝，反而可能因情感需求与实践逻辑异于饭圈圈层文化，从而展现出更强的主体性，通过践行个性化的粉丝生活，主动疏离饭圈规制。流动性粉丝将爬墙重新诠释为自由流动的个体政治。饭圈通过“集体情感的组织化”（周懿瑾，2021）及“虐粉、固粉”等策略，规避粉丝爬墙、约束粉丝流动，实质是将粉丝欲望异化为一种去自然化的情感资本。B的访谈体现了从饭圈道德规训的内化到主体性觉醒后的反叛：“以前很认同，觉得大粉爬墙就算了还‘掉皮’？现在我长大了，觉得追谁都是个人自由。”C则说：“不流动、被裹挟会很痛苦，后来我粉别人就会是流动的状态，有自由和主体性。”可见，流动性实则是散粉对个体自主性的战略性重构，以此形成对饭圈规训的抵抗。
2. 规训反叛：消费收紧与“类型规避”
资本、平台与饭圈的合谋，将粉丝的休闲意趣与真实情感异化为消费与情感劳动，驱使粉丝内化“爱即金钱”的价值观。然而，随着粉丝经验的积累，流动性粉丝往往会收紧消费。C说，“塌房后觉得给他们花钱是浪费我的生命，关注他已经是他的荣幸”，并拒绝参与无偿劳动。H厌倦饭圈重复性数据劳动的无意义感，更珍视演唱会的真实体验与美工实践的粉丝反馈。因此，逃逸饭圈也是逃离“为爱发电”的陷阱与情感剥削，这折射出粉丝在挣脱外部规训后叩问内心寻求意义、复归精神诉求的本真性。
此外，粉丝在不同类型被粉对象间的流动，构成对情感劳动的“类型规避”。相较于其他领域，流量偶像的粉丝圈更依赖粉丝的消费与情感劳动。因此，粉丝通过跨圈流动来转嫁压力。A深有体会：“跟领域有关，粉流量明星要付出更多无意义工作。现在音乐剧粉群不需要这些，感觉是自由解放。”但她观察到音乐剧粉圈的内部等级体现在购票类型与数量上，“三张才能拿这种物料，五张可以拿那种，对新粉很不友好，有些最低价票还不算”。这表明资本与平台的规训逻辑仍可能渗透至逃离的粉丝个体，因此“类型规避”仅是粉丝在历时流动中自然形成的一种非自觉的应对策略。
3.理性划界：粉丝生活与私人空间
随着粉丝阅历的累积，流动性粉丝在后饭圈与个体化情况下，逐渐为粉丝生活与私人空间划界，从而形成面向自我的微观心理调适。他们通过区隔与切换，调适着现实与虚拟生活中的多重身份。例如，D通过观察身边人积累阅历，自主对饭圈设立界限，“看到这些粉丝把情绪带入生活，卷入太深了……追星属于我的生活但不能高于它，这是我对饭圈划定的边界”。C随着成长将粉丝生活与现实生活分离，M也反思：“原来迷恋虚的部分，但现在觉得过多谈及它好像活得不踏实。”可见，随着粉丝的心智成熟与认知深化，他们将粉丝生活划界为一种虚拟的生命体验，以此规避粉丝事务对现实的侵扰，保留多元的生活空间。
（二）多重穿梭：“平滑空间”与流动性编织
平台社会中，平台作为流动基础设施、文化中介与社会关系的集合，对日常实践产生支配性影响。粉丝不仅跨越平台边界流动，更在平台的作用下加速跨粉丝圈迁移。然而，平台编织的流动性并非中立的技术便利，而是德勒兹“控制社会”中的一种权力技术，借由流动性网络实现调制控制。由此，流动性本身既是治理对象也是治理技术，分别对应“被管理的流动性”与“通过流动性管理”（Urry，2007：9，49）。
1.“平滑空间”：个人化的粉丝平台系统
当大众平台与垂直类粉丝平台共同嵌入平台社会生态时，粉丝常常通过移动终端跨平台流动，由此自然地构建兼具功能性与文化性的“粉丝平台系统”。例如B通过“切屏”实现国内外平台无缝切换，“切换自然，Weverse是全球性粉丝社区，再回微博看国内反响”。在用户主体性、平台机制与技术逻辑的共同塑造下，粉丝基于对各平台内容风格、媒介形式与平台规则的功能认知，形成差异化互动惯习，最终建构起个人化的粉丝平台系统。“除了Weverse，用的都是日常平台，只是里面的内容偏追星”（B），这印证了粉丝将大众平台转化为粉丝实践空间，使得个人化系统与大众平台系统相互叠合。
尽管粉丝平台系统的搭建依赖数字平台的“复合可供性”（刘战伟，刘洁，2023），但其根本动力仍源自粉丝主体性，旨在使各个平台“为我所用”，突破单一平台的限制。A在谈及剪辑二创视频时表示：“会在几个平台全发布，B站让我有成就感，微博可以连接大粉，其他平台我就随缘传上去，它有多少赞就有多少赞。”由此，个人化平台系统正是一种非层级化、动态开放的“平滑空间”（smooth space），区别于制度化、封闭的“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德勒兹，加塔利，1987/2010：519，545）。流动性粉丝作为游牧主体穿行其中，通过无界的跨平台流动，拼凑出完整的线上生活图景，展现出高度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2. 平台-资本治理术：“通过流动性管理”
厄里的观点提示我们，流动性虽在表面上赋予个体地理迁移与身份重塑的灵活性，但也带来深层控制，致使个体在持续消费与身份调适中内化资本逻辑，这呼应了鲍曼的隐忧。这一机制在平台实践中被具象化：当用户在线连接时，无需深度沉浸，仅通过界面滑动即可完成快闪式“tour”，从而长期处于“成为粉丝”的预备状态。E分享其被推送机制牵引的体验：“之前只有电视，我只能看到那对CP，让我嗑别的我都不知道。现在我在小红书一刷，在微博一刷，诶！我又看到新东西了。”这打破了传统的长情粉丝模式，构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多节点情感网络，加速粉丝激情的流动与消耗。
由此，粉丝日常化不仅是威廉斯意义上自然衍生的平常文化，更是平台运作流动性技术的后果。平台通过“你可能感兴趣”等算法机制，将粉丝的流动量化为注意力资源，并以此持续催生新兴趣对象，使粉丝不断适应算法驱动的流动。流动性由此成为平台-资本治理的隐性维度，其目的并非抑制流动，而是通过赋予流动自主权的幻觉，以柔性诱惑实施控制，构成一种裹挟着“温柔暴力”的流动性权力形式。
平台去中心化与大众化程度越高，粉丝日常化倾向越显著。例如，豆瓣娱乐小组便呈现出显著的大众粉丝文化特征，成员多为旁观娱乐圈与粉丝圈的“吃瓜路人”，“组里长期混迹的人只是对这些‘圈’感兴趣，我只是边缘粉和日常粉”（M）。小红书、抖音等大众平台同样盛行日常粉丝文化，其用户多符合“非粉丝”的范畴——冷漠、无定形的受众（Hills & Greco，2015），因为他们所践行的，正是一种大众化的粉丝实践。更重要的是，“流动”已成为社会变化的隐喻和社会生活的特征（Xie，2019）。在流动的数字生活中，粉丝得以展开多重的日常穿梭：跨平台与跨圈迁移，粉丝与用户实践的切换，以及线上线下的无缝转换。这种日常流动模糊了粉丝与非粉丝的边界，推动粉丝实践与广义的用户行为融合。由此可见，平台社会的连接机制以浅层“兴趣”为切口，力图将每位用户都转化为日常化粉丝，这一趋势映射出平台技术逻辑与粉丝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深度接合。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整合粉丝在生命历程与平台社会中的变化，以“流动性粉丝”这一敏感性概念概括粉丝的普遍流动性特质，并构建了时间、空间与权力的三维分析框架。该框架借鉴并转化了鲍曼的流动性理论，为解析“tour”等粉丝流动现象提供了操作路径。研究发现：纵向上粉丝经历认同流变与阅历沉积，横向上其通过日常平台实践实现多重穿梭。在深描现象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聚焦流动时空中的权力关系，探讨个体流动与数字平台、资本逻辑及饭圈等宏观结构的互动，提供对粉丝流动性的学理阐释。这一研究路径不仅拓展了饭圈研究的历时性与个体化视角，更呼应“粉丝研究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重新敞开”的学术主张（蔡竺言，刘楚君，2022）。当流动性成为平台资本的新型治理技术，粉丝也随着生命流动累积经验，从被动规训转向对自我身份、粉偶关系及饭圈结构的理性反思，最终形成一种批判性的“粉丝自觉”。这种文化自觉促使粉丝通过“tour”和“做散粉”等流动性策略，规避饭圈规训与集体约束，转为圈层外的逃逸主体，进而催生了后饭圈生态。我们认为，有关流动性粉丝的学理讨论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粉丝异质性与生命史流变。粉丝流动的身份形态是后现代个体化进程在粉丝文化中的投射，其液态自我表征与个人化叙事共同解构了同质化的“粉丝”概念。纵向上来看，流动性视角与粉丝生命史的接合揭示出“做粉丝”本身即是一场生命旅行。“现实生活-粉丝圈”的双重经验流动促使粉丝在阅历沉淀中重构自主性。其中，“tour”模式勾勒粉丝的漫游动态，他们以瞬时激情与轻盈介入的姿态，完成向根茎式“流动主体”的后现代转型，实现对饭圈规训的柔性抵抗。
其二，平台用户实践与粉丝实践的复杂混融。从平台栖居的横向角度出发，研究将粉丝的流动性实践划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参与层级：用户、“半专业”状态及专业粉丝。一方面，粉丝与平台用户实践的混融催生了日常化粉丝，粉丝文化由此泛化为当代的普通大众文化。另一方面，相较于平台资本与饭圈经济以“专业化”实施规训，“半专业”展现出一种策略性退缩，成为规避情感劳动、实现自由流动的文化战术。它融合了跨圈迁移与身份叠加，是多维变化共同形成的多重流动光谱。作为“专业粉丝”与平台用户间的模糊中间状态，“半专业”体现了粉丝个体实践的高度流动性及主体意识，是当下一种相对被忽略的新生粉丝生态，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其三，平台社会中的粉丝日常化与流动性权力关系。早期互联网时代，“粉丝”被学界视作不日常的积极媒介使用者。然而，在平台可供性的驱动下，日常媒介生活与粉丝实践深度勾连，粉丝得以在日常平台流动中搭建类“平滑空间”。因此，粉丝日常化不仅是威廉斯笔下自然生发的平常文化，更是平台资本编织流动性的技术后果。以厄里所区分的两种流动性权力来看，这一过程正体现为从“被管理的流动性”向“通过流动性管理”的转变。作为媒介基础设施，平台一方面通过算法推送放大浅层“兴趣”，另一方面以界面滑动促成快闪式“tour”，引导用户在实践中转化为粉丝，展现出另一重隐性的操控性权力。
综上，粉丝经验中的“tour”漫游和“做散粉”等现象，充分印证了以流动性视角切入粉丝研究的必要性。加速社会的高速流动重塑了饭圈生态，与既往研究注重“个体粉丝透过媒介化组织聚拢并向外辐射的集体性力量”（朱丽丽，蔡竺言，2022）相比，后饭圈时代粉丝个体与偶像、社群的交往呈现高度不稳定性，催生反集群、去固化的新型粉丝“活法”。粉丝通过生命经验的沉积形成“流动的韧性”，与平台的隐性流动性机制相博弈。流动性粉丝现象隐含着后现代流动主体对自我认同的持续协商和对情感自由的多样探索，是对青年群体数字游牧式生存的微观写照，也是对既有粉丝研究视角的有益补充。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主要基于青年粉丝的生命史叙事，依赖于其记忆唤起、回溯与阐释重构，未来研究可引入历时追踪方法，以更准确地捕捉粉丝生命情感与实践的流动，深化对“tour”等流动现象的理解。未来亦可将研究范围拓展至更多的粉丝代际，尤其是进一步探究中老年粉丝生命史中的流动性议题。
（张帆 朱丽丽：《流动性粉丝：生命经验与平台实践》，2026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