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30岁的计划，走出了20位两院院士……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指出，“‘曙光计划’构建了‘社会资助+高校参与+政府引导’的联合管理模式，建立了围绕学者的‘成长性评价’体系，走出了一条‘以项目育人才、以人才优项目’的双轮驱动特色之路。这不仅是上海在科研资助机制上的一次大胆创新，更是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早期生动实践，彰显了上海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的深远考量与敢作善为。”

实施30年来，“曙光计划”已累计资助1577名青年教师（亦称为“曙光学者”），资助项目1645项，其中自然科学类项目1030项，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615项。年度资助规模从最初的19人扩展至约60人，覆盖单位从最初的15家增长至37家。

更为可贵的是，一代代“曙光学者”自觉将前沿创新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探索出研究型教学与创新性实践相结合的育人新路径。

例如，1995年“曙光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王如竹团队培养的博士生中1/3已晋升为教授。而在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复旦大学功能介孔材料团队中，先后涌现3位“曙光学者”，他们成为有组织科研、团队攻克“有机—有机自组装”世界级难题的中坚力量。

2025年“曙光学者”、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晓鹏在交流发言中指出，“青年科研人员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回报，而是被信任、被关注，以及在关键阶段获得持续而稳定的支持。‘曙光计划’正是这样一束真正照进科研现实的光，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原创性的研究中。”这种“被看见”的肯定，为科研工作注入了“强心剂”。

2012年“曙光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姚建龙在交流发言时也强调，“‘曙光计划’投给青年学者的不只是经费支持，更是成长环境和生态。这种成长生态赋予了青年学者以学术自信，也使青年学者被包容、被看见。”

首届“曙光学者”钱旭红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这也是‘曙光计划’最重要的意义。‘曙光计划’给予的研究经费不是最多的，但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它给了你一个认可，给了你氛围和土壤，让你有一种认同感，可以坚持下去，能够坚定信心。否则，那些需要开拓的无人区，就没有人愿意去了。”

2005年“曙光学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当时，我研究的领域争议很大，比如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地区间发展速度的不平衡问题、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等，而‘曙光计划’和‘追踪计划’的支持，让我坚定不移地深耕具体选题，有了坚强的信心和信念。所以我个人认为，能够把中青年学者扎根在中国实践层面，将对中国改革和开放进程，包括现在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产生重大推动意义的研究遴选出来，这是‘曙光计划’的特点。”

在“曙光学者”、上海电机学院党委书记鲁雄刚看来，“‘曙光计划’已成为青年教师心中的一块‘金字招牌’，它不仅构建了良好的学术生态，更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学术的现在与未来。”“曙光计划”不仅提供经费支持，更通过“曙光学者”联谊会、学术交流研讨会等平台，促进跨学科、跨院校、跨代际的交流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这一协同模式，有效打破了机构与学科之间的壁垒，将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为支撑人才成长的系统合力。

2005年“曙光学者”、上海大学副校长张建华在交流发言中表示：“‘曙光计划’没有功利的计较，没有孤单的前行，只有跨域协同、交叉融合的创新精神。可以说，我们近200项发明专利和多项成果转化以及《Nature》研究文章，都源于‘曙光计划’这份沉甸甸的滋养与托举。”

王荣华在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曙光计划’三十年的成功实践，为探索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路径提供了宝贵经验，通过‘同题共答’的机制设计，成功汇聚政府、高校、社会与企业多方力量，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共同目标下，找到协同创新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一体发展的最大同心圆。”

下半场的学术报告会由钱旭红院士主持。陆铭教授和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丁晓东分别就经济发展形势与人工智能前沿作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