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写于2021年9月21日，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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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1日，在安徽合肥城西大街古巷杨家大院，杨武之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儿子。
杨武之，本名克纯，号武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本科毕业，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罕见的科班大学生。他的妻子是自己的同乡，叫罗孟华，虽然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很识大体，两人感情非常好。
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杨武之夫妇对这个男孩的期望也是复杂的：既希望他长大后能有出息，振兴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又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杨振宁。
2
就在杨振宁出生后不久，杨武之决定出国留学。
因为杨武之认清了一点：在那样一个年代，作为一介书生，只能“科学救国”。他考取了安徽省的公费留学生之后，毅然决然地去美国学习更先进的科学知识了。而养家和教育孩子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妻子罗孟华一个人的肩上。
尽管日子过得很清苦，但罗孟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孩子的教育。作为家中长子，杨振宁在4岁的时候就被妈妈教认字，一年多的时间里，天资聪慧的他居然认了3000多个字。
5岁的杨振宁和母亲罗孟华在一起。杨振宁60岁时回忆自己4岁时识字的往事，感慨地说：“我现在认的所有字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小时候认字数的两倍。”
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杨武之学成归来——此时他已是斯坦福大学的学士，芝加哥大学代数学和数论方向的硕士和博士（中国数论研究方向的第一位博士）。
因为受聘于厦门大学，杨武之带着全家离开了安徽，迁居到了厦门。在厦门的时光其实不算长，但算得上杨振宁童年一段快乐的回忆，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抽水马桶，第一次用上了电，还知道了圆珠笔。
闲暇时，杨武之会带着杨振宁去海边散步。像其他孩子一样，杨振宁也会去捡沙滩上的贝壳，但就是那时候，杨武之发现自己这个儿子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其他孩子只挑大贝壳捡，但杨振宁专门挑小贝壳捡，但每个小贝壳都非常精致。
1929年，杨武之结束了短暂的厦门大学任教，受聘于清华大学，又把全家搬到了北京的清华园内。
杨振宁在清华园里茁壮成长，在学习之余，和小伙伴们一起爬树，骑车，到处玩耍。清华大学聚集了一批当时国内最顶尖的教授，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之间也成了要好的伙伴。
杨振宁那时候特别喜欢往邓以蛰教授家里跑，倒不是因为邓教授是中国美学开创者之一，而是因为他家的儿子只比杨振宁小2岁，两人都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所以关系特别要好，双方都把彼此看成最亲密的伙伴。
邓家的那个孩子，叫邓稼先。
杨振宁读到初中的时候，父亲杨武之就已经觉察出他很有数学天赋。身为数学家，杨武之知道如果教杨振宁一些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他肯定会进步神速，但杨武之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来教杨振宁《孟子》。
杨振宁初一的整个暑假都在学《孟子》，在中学时代，他就能背诵《孟子》全文了。
杨武之似乎并不急着让儿子往数理化那条路发展，他既不给他讲解书架上的那些英文的数学书籍，也不教他围棋这些可以提高计算能力的爱好，而是不断鼓励杨振宁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平时杨武之还会教杨振宁哼唱一些民国时期的歌曲，一般都是“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这类的歌词。
1935年，杨武之去柏林访问，随身带了一张杨振宁的照片。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13岁的儿子可能天赋异禀，所以在照片背后题字：“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伯”为长子意，“瓌”通“瑰”）。
但是，杨振宁对理科方面的爱好，似乎是阻挡不了的。
有一天，杨振宁在崇德中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书，是英国著名天文物理学家亚瑟·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Mystery Universe”）。这本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20世纪头30年里物理学界的重大革命：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
杨振宁那年12岁，其实看不太懂这些内容，但他却浑身上下充满了兴奋。
有一天回家，他忽然对父母说出了自己的理想：
“我长大后，要拿诺贝尔奖！”
3
1945年的那个夏天，抗战胜利了，杨振宁也要走了。
23岁的杨振宁，那时候已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学硕士研究生了，他的本科导师是被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教授，硕士导师是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王竹溪。
但和他父亲杨武之一样，杨振宁知道，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在国外。
离别的那天清晨，全家都去送杨振宁，四个弟弟妹妹都哭了，母亲很坚强，没有流泪。父亲杨武之是最后送他到公共汽车站的人，似乎也比较克制，只是叮嘱了几句出门在外要小心的话。看到杨振宁上车后，父亲向他挥了挥手，示意告别。
因为各种原因，车子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发动，车上邻座的一个人忽然示意杨振宁看窗外，杨振宁这才发现，父亲依旧站在那里默默等候。
刹那间，杨振宁热泪盈眶。
1948年，杨振宁顺利取得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美国确实给杨振宁提供给了一个当时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学术环境：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美国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老师是“原子能之父”、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里克·费米，而学院的院长，就是“曼哈顿工程”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
当然，在那里，杨振宁还结识了一个比他小4岁，同样来自中国的学弟，他也是个物理学天才，他的名字叫李政道。
杨振宁的天赋即便放在高手如云的美国物理学界，也是大放异彩的：泰勒是主动关心杨振宁，继而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的；一向要求严格且挑剔的奥本海默，一接到杨振宁希望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申请后，立刻通过；至于费米，他在1949年要离开芝加哥一段时间，索性直接让杨振宁来顶替他教授核物理的课程。
费米一直对没成为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而感到遗憾（他是李政道的博士论文导师），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够认识他，我深以为荣。若说他是我的学生，我愧不敢当。当我们在一块儿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能够举一反三的科学家。”
让整个美国物理学界见识到东方人智慧的杨振宁，没有让他的恩师们失望。
1954年，杨振宁和美国物理学家米尔斯（R·Mills）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Yang-Mills理论”——这是至今所有物理学家都公认的杨振宁的最伟大成就。曾经有一位物理学家曾说过：
“人类重要的物理学定律其实一件文化衫就可以写得下，大概也就三四个，里面肯定有爱因斯坦方程，也肯定有‘Yang-Mills’方程。”
而和杨振宁一起署名的米尔斯还曾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表示：
“杨振宁是一个才华四射、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引导别人的学者。我们不仅共用了一个办公室，杨振宁还让我共用了他的思想。”
如果说“Yang-Mills理论”还只是在物理学专业领域奠定杨振宁的地位的话，那么在1956年他与李政道一起发表的论文，将为他们在全世界内赢得广泛的声誉。
在那篇题目为《对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中，杨政宁和李政道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了前辈大神级物理学家们都不敢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存在所谓的“宇称守恒”定律。
这篇论文是1956年发表的，1957年，他们就接到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通知。
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历史上，第一年提出，第二年就颁奖，绝无仅有。
那一年，杨振宁才35岁。
他12岁立下的那个誓言，真的成为了现实。
4
而在1971年，杨振宁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1971年的夏天，杨振宁忽然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重要新闻。
这条新闻说，美国公民原来不能去的几个国家中，“中国”这个名字消失了。
杨振宁当即决定：立刻回国去看一看。
当时杨振宁这个举动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中美关系当时虽然暗地里已经回暖，但明面上并没有解冻，杨振宁是美籍知名科学家中，第一个要求回国拜访的。
在抵达中国后，中方接待人员问他想见什么人。杨振宁开了一份名单，第一个人的名字就是邓稼先。
杨振宁那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这份怀念友情之举，无意中救了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这批科学家，正深陷文革的”批斗风潮“中——批斗人员提出的口号是：“会说英语的就是美国间谍，会说俄语的就是苏联间谍。”而邓稼先生性耿直，又担任领导职务，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
周恩来接到杨振宁的要求后，立刻拍板，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速招邓稼先来北京，就此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批斗中救了出来。
杨振宁与邓稼先两人见面后，都是无比激动，几乎无话不说——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杨振宁知道有一个领域的话，是不能多问的。
1971年在北京友谊宾馆前的合影。左起邓稼先，王承书（核物理学家），杨振宁，张文裕。事实上，邓稼先赴美留学的普渡大学，就是杨振宁推荐和帮忙联系的。
在杨振宁回国前，邓稼先送他上飞机，都走上舷梯了，杨振宁实在忍不住，转身轻声问邓稼先：
“稼先，我实在还是忍不住想问，你可以不回答：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科学家的帮忙，是不是真的？”
邓稼先一愣，想了一下，回答：
“我觉得没有，你先上飞机，我要求证一下。”
随后，邓稼先立刻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回复是：
“可以说，如实说。”
于是，邓稼先连夜写了一封给杨振宁的信。由于杨振宁是从北京转上海再回美国，那封信在杨振宁离开上海回国之前，就托民航专门送到了。
当时杨振宁正在参加一个饯别宴会，他拆开了专门送到的这封信，看到邓稼先在里面写着：
“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当场泪流满面。
后来有记者问杨振宁为何会如此动情，杨振宁在晚年承认当时是有三种感情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
第一，发自内心为中国人自己造出原子弹而感到骄傲；
第二，为老朋友邓稼先在这项工程中做出重要贡献而激动；
第三，后悔自己没有参与到这项工程中去。
1986年6月，杨振宁回国探望病重的邓稼先，邓稼先和他合影留念，面容保持微笑——但嘴角边还有一丝血迹没有擦干。
在中国，杨振宁在北京和上海各呆了两个星期，拜访了多所大学和科研所，然后回到了美国。回国后，杨振宁开始在多地多个场合发表自己中国之行的感想，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1年9月21日，杨振宁在他工作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演讲，首次公开发表他对新中国的印象。那天到场的人数把杨振宁吓了一跳——居然超过了1000人，很多师生都是挤在走廊和窗口，而其他教室接通了闭路电视，全部爆满。
在那场演讲中，杨振宁告诉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们：
“中国人认真地了解并担负起对这个国家及全世界人类的责任。自1960年后，中国已经由一个依靠输入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
之后，杨振宁在美国多所高校发表演讲，帮助美国人更多认识真实的中国，他的演讲票一票难求，甚至他演讲的录音带也被人抢着翻录。在杨振宁的影响下，大批华人华侨，包括不少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改变了刻板的固有印象，开始慢慢有了好感。
杨振宁这么做，并非是没有代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找到杨振宁，警告他不要被“中共蒙蔽”，曾经授予杨振宁“中央研究员院士”的台湾方面，则开始称杨振宁为“杨匪”（之前台湾曾多次邀请杨振宁访问，均被杨拒绝）。
而杨振宁做的不仅仅只是宣传，他还做了更多的实践。
一个是提建议。
1975年，在他“要加强科普工作”的建议下，中国改革开放后有了第一本版权合作的科学期刊《科学》（即《环球科学》前身）；在他和李政道的共同建议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1978年设立了“少年班”；在他的建议下，中国开始重视计算机软件人才培养，中科大少年班在1983年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2000年，他建议在名校设立美国问题研究所，在美国著名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以增进美国知识界对中国的了解。
不光提正面建议，杨振宁也提反对建议。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准备投资一个耗资1亿美元的高能加速器工程，有关领导咨询杨振宁的意见。杨振宁知道他们想得到一个“支持”的答案，但他还是觉得没必要，“我不能昧着良心签这个字”。2016年，在杨振宁的带头反对下，中国最终没有上马耗资1400亿元的对撞机项目——虽然是非对错不能一时而下定论，但杨振宁至少是发自内心的建议。
另一个是促交流。
1974年，杨振宁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推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与复旦大学签订交流协议；1977年，杨振宁领衔在美国波士顿创办“全美华人协会”，自任会长，致力推动中美关系；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一年……
还有就是直接捐款和创立基金。
1981年，杨振宁在美国石溪分校设立了CEEC奖金，专门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到20世纪90年代初，共有80余名中国学者得到此奖金支持成功赴美，其中绝大部分按时回国到原单位服务。
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发起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基金会从成立到2007年结束的24年中，资助金额累计达2000多万元港币，资助基础研究项目数百个，使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同时还为中山大学建成一座研究大楼。
1985年，杨振宁倡议建立“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 同时促成了“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等多个奖项。并在1986年倡导兴办了“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鼓励青少年勤于思考，为国家发明有经济效益的新产品。
1997年12月，在参加完香港回归仪式之后，杨振宁、丁肇中发起成立“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并在之后争取到了免除美国联邦所得税的待遇。这个基金会目的是争取海外有识之士对清华教育事业的支持与帮助，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1999年，77岁的杨振宁正式退休。
但他知道自己还有一件事没有了结。
1978年，杨振宁曾自掏8000美元，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的公开信》，敦促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但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而退休后的杨振宁，也决定做完自己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5
2003年，81岁的杨振宁决定回到国内定居。
当时网上有人说，杨振宁看到祖国发展了，才决定回国，是想“揩油”。
而了解和知道杨振宁的人，都笑笑。
几十年来，杨振宁为国内高校牵线搭桥和募集的资金就已达数千万元之巨，而回国后他为发展清华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两年内就筹集到了1000万美元。关键是很多资金，无论金额大小，都是他身体力行去落实的——1992年，为了南开大学主办一场国际学术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还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亲自带来。
也有人在网上说，说杨振宁回国是想“躺在功劳簿”上享福了。
杨振宁回国之后才一年，他就主动要求给清华大学的本科生上课。他说：
“现在很多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但我觉得，给本科生上课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每一次课前。我要花两个小时认真备课。我要了解学生的进度。”
还有人依旧在网络上质疑杨振宁的国家立场。
2004年3月25日，杨振宁公开批评港独政客李柱铭去美国参议院“作证”的行为，指出他“不应该也不明智”，并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既定事实，香港人必须有正确了解。”
同年7月17日，杨振宁在北京大学对1200多名来京参加“台胞青年夏令营”的台湾学子演讲，他动情地对他们说：
“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
2005年，李登辉公开声称钓鱼岛是日本的。7月4日，杨振宁召集当初参加“保钓运动”的一些人士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体签字表态：李登辉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2015年4月1日，杨振宁终于完成了一个心愿：
他放弃了美国国籍，正式成为中国公民。
6
杨振宁始终忘不了邓稼先。
1971年，在邓稼先给杨振宁的那封信上，除了说没有美国人参与造原子弹之外，还说了不少其他的话。杨振宁回忆：
“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
在信的末尾，邓稼先给杨振宁写了一句自己的期望——他改了苏东坡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最后一句的两个字：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说，当时他没看懂邓稼先究竟是什么意思。
五十年过去了。
2021年，杨振宁99周岁了。
他说，他读懂了当初邓稼先当年信中的意思，他觉得他可以和这位老友说一句话了：
“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
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本文对原文有删改，全文见馒头说公众号）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曙光集》（杨振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9月13日）
2、《杨振宁大事年表》（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
http://www.phy.cuhk.edu.hk/new/people/others/Yang_events-chi.pdf）
3、《海外“保钓运动”中的杨振宁》（何玉，《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06期）
4、《李政道杨政宁遭遇冷处理 六十多年前中国人第一次获诺奖》（华新民，王作跃，《科学文化评论》，2020年01期）
5、《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相关情况》（杨振宁，何祚庥，《科学文化评论》，2020年04期）
6、《杨振宁的雪泥鸿爪》（翁帆，《科学文化评论》，2020年04期）
7、《杨振宁谈邓稼先》（黄艳，《百年潮》2019年08期）
8、《走进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刘权，《物理教师》，2007年10期）
9、《我所知道的杨政宁》（聂华桐，节选自《科学、教育和中国现代化》，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杨振宁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他的影响》（厚宇德，王鑫，《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08期）
11、《诺贝尔奖坛上的华裔科学家：杨政宁与李政道的故事》（管成学，赵骥民，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