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湖南岸有一处曾经很有名的地方叫贡院，是明清时期山东全省秀才举行乡试的考场。
贡院从明洪武初年始建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总共存续了600多年，它同榜棚街一起见证了中国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兴衰与百态，也为山东选拔了不少治国理政的有用人才。
明清时期，考生们进入贡院考试。如若考中，即为举人，可进京参加会试，有机会考取进士入朝为官，这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意义非同一般。
据记载，济南贡院在布政司东，明洪武初建。由于当时考生人数逐渐增加，贡院的规模也逐渐扩大，至清同治年间，考生考试用的号舍曾达万余间。然而，随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科举后，贡院有的建筑已被拆除或挪为他用，唯有“贡院墙根街”这一称呼保留下来。
古时的贡院墙高达5米，在墙头上插满棘枝，这样做既可防止考生与考场外的人联合作弊，又可避免考生受到考场外的干扰。明清时期的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一般为三天两夜。考生进入仅容一人平坐答卷或蜷卧休眠的贡院号舍后，吃住便全在舍内。考生以墨笔答卷，交卷后，考卷的名字部位被密封，只露出号舍的号数。为避免因笔迹熟识或其他串通手段作弊，卷子要由众多誊录者用朱笔誊录，然后再交与阅卷官评阅。科举考试之严苛可见一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紧靠贡院，读书应试之人大多在此集聚，贡院墙根街的考试经济应运而生，各种培训机构林立，书院、私塾、义学和学堂等文教场所遍布，成为一条著名的文化街。
明清时期，八月乡试结束后，九月济南贡院便会发榜，张挂榜文之处便位于今省政府正南方，北起泉城路，南至黑虎泉西路的榜棚街。发榜时，榜棚街周围非常热闹。一大早，轿夫便抬着榜文，在仪仗队、鼓乐队和兵丁的拥簇下走来。榜文分为正榜和副榜，正榜录取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三、四、五名为经魁，第六名为严魁，其余皆称文魁。副榜录取12人，均为“副贡生”，虽无缘赴京会试，但可享受无须参加每年的县试、府试，而直接进行乡试的优待。
发榜后，满心期待的考生一拥而上，争相看榜，上榜者欢呼雀跃，落榜者则黯然神伤。新科举人要到布政使司领取顶戴、衣帽，并领取旗匾银24两，以办理在住宅门前竖旗杆、在大门上悬匾等事宜。发榜第二天，巡抚衙门便摆上“鹿鸣宴”，主考、监临、学政、帘官、新科举人都会赴宴。
因应考人数太多而取中名额有限，很多考生为求得功名连考十几年甚至数十年，只能望榜棚而兴叹。蒲松龄是其中一位，他虽文采飞扬，写下了传世巨著《聊斋志异》，但在科举的道路上却屡战屡败，落魄一生。自19岁考中秀才后，蒲松龄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参加了十几次“乡试”，皆名落孙山，无缘仕途，直到71岁才破例补为贡生。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69岁的蒲松龄写下长诗《历下吟》，将考试中的辛酸屈辱、录取中的种种弊端以及考官的骄横贪腐等尽情道出。
其实，蒲松龄的屡试不中，也有主观原因。
蒲松龄48岁那年参加乡试时，拿到考题后，他就觉得太容易，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但当他写完回头一看，才发现违反了科举考试的书写规则，“越幅”了。科举考试要求，考卷每页只能写12行，每行只能写25个字，而且要写完第一页再接着写第二页。
可蒲松龄写得太快了，第一页写完后，飞快地一翻，就把第二页也翻过去了，直接写到了第三页上。犯“越幅”之规的他，在酷暑中心灰意冷，不但被取消录取资格，还被张榜警示。蒲松龄在词中写道:“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和颓丧表露无遗。
看来考试不能太紧张，审题比较重要。在此也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榜上有名！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