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新书 ｜ 作为历史方法的人物志：评《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

青年学者、作家羽戈的著述，多聚焦于中国近代史的研讨。新书《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提笔挥墨四章，精论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和晚清亲贵，以人物志的笔法，从知识这一崭新角度，致力探讨清末变局的内在政治理路。

晚清内忧外患不断加剧，国运一路下行，需对此负责的自是执掌权柄者，即本书副标题中“近世政治人”所指明之主体。要评析执政情况，有必要先概览他们的基本为人与治事情况。

俗话说，有为才有位。相应地，有位者方才有为，在政治史的复盘中，具体施政的检讨对象，也往往聚焦于掌握实权的高位者。如曾国藩，影响力成于百战成势的军事实权，也属位极人臣，但始终未在朝廷决策中枢等任职。功高盖主的人物，自然有能力也有机会撬动国家政治的天平，但曾氏并无如此意愿和行动，故在举国范围仅有影响力而无支配力。因此，这类政治人物就有别于本书所论及的当国者，仅作为折射慈禧等人的镜鉴而已。由此而言，“论亲贵”置换为“论权贵”亦无不可。权责须一致，有权才有责，责任有限但难脱公论，亦包括被历史研究者叩问。

李鸿章以“大清裱糊匠”著称，而观慈禧政治作为，其实也属修补挽救的思路，尽管二人知识基础相去甚远。作为最高执政者，慈禧知识有限，基本语文程度不高，偶为亲笔则错字连篇。以曾国藩日记等原始记录看来，召对问话也“无一要语”、见得“才地平常”。晚年慈禧，已锤炼成为权术高手，但其知识构成仍与代表底层智识水平的义和团相当，知识分散驳杂，多源自传统戏文，一时可谓上下同构。慈禧对于义和团神术的真迷信、对于改革立宪的假推重，在清廷酝酿洋务运动、变法改革、预备立宪中的开明进步姿态，都仅出于实用主义和表层修补，紧扣统治集团权力与利益。

同时代人的知识状况和底层局面，也很难乐观。知识是个复合概念，先决于但不取决于信息这一要素，知识如何主导人的行为，更多在于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消化摄取。

陈腐之土壤很难培育新种，唯有深层次、系统性治育灌溉，假以时日，群体知识（严复、梁启超所谓众智、民智）得以启蒙更新，新思想才有被大众辨识的可能性。开垦是前提，否则寸草不生。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很早就将“开眼看世界”的眼光转化为办法，终究限于时势条件，徒有法、无以办。纵使李鸿章、张之洞、沈家本等清醒的先行实施者，临此碱地焦土，也难更进寸功。

晚清主流舆论仇洋排外，民心民智转向缓慢。李鸿章身为洋务乃至国事的担当砥柱，后半生每每裹挟于世事多艰，晚景尽是“回首山河非”的无奈。跳开环境，反观个人，李鸿章活跃政坛多年，知识经历极大跃迁，但仍不出《资治通鉴》等传统经典而“独昧于世界大势。”因此，其“事功之巅峰，止于洋务运动，再往前进，则非其知识结构所能支撑”。

同样的知识维度剖析也同样适用于袁世凯、荣禄等几位近代史教科书上的名人，剥下脸谱、还原本貌，明晰其政治作为和历史作用。要探知历史进程中的大人物作用，总还需从小处着手，从多层面的事实入手，要主客观兼顾、事实与评价分开，研究方得真味。这种态度和方法，不仅对李鸿章，也施于每个政治人物。

老话说知人论世，羽戈则尝试知世论人。人才配置的原则，无非因材适用、“知人以任事”。分析文学作品时，我认为“知人以识文，解文以识人”。知人、任事、识文三者之间，亦成互证的内在关联，而恰恰人物的作品文本和言论，又是评判其知识结构与水准的依据。对于政治人物，坊间的权谋分析往往先入为主，迎合利益论和某些定见为宠，看似自圆其说，实无方法可言。本书注重材料证引，脚注频频、句句有因，能采手稿、日记、回忆录等原始直接材料的，不凭二三手间接文献立论。这同时也是对历史人物的基本尊重，是饱含历史温情之“盖棺”。

对于“盖棺论定、划分功过”的传统，也有必要重新审视。盖棺是对生平事实层面的确认，论定则意味着价值评判。认定事实需趁早，以免久后记录转述中史笔偏差，更防刻意歪曲和有心文章；评判定调，则“辨材须待七年期”，以免事实落后、信息不齐，伟人罪人反转于一瞬。审慎论人背后是研究焦点的回归：从评判到事实的回归、从论世到知人的回归、从定见到原貌的回归。我意激赏这种审慎与回归。恰如作者言：“唯有大处着眼，才能洞悉时代的走势；唯有小处着手，才能明察个体的归宿——我们谈国运，终点或重心终归还得落到个体。”

人类存续发展，固有两件事：一曰总结规律之本能，一曰预测未来的冲动。古今智者，莫不以此二者为其智识的当然用场。而总结规律，正是预测未来的手段。在这过程中，就产生了“运势”的概念及其学说，即基于现实而对未来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运势之于个人、于组织、于国家乃至人类都有其特定意义。上自周易八卦、推背图等图谶，近至于历史周期律的探究，或朴素或科学，都体现了国人对于运势的关切和追索。

在运势话语中，就所谓国运而言，所关联的往往是经济、军事等具体变量因素，如《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近代中国的财与兵》等书，都从翔实可考的量化数据入手，从侧面剖开宏阔命题。《知识与国运》将知识设为特定的研究维度，可谓别出心裁。

从流水的方向，可以了解河道的形状，从政治人物的经历与抉择，可以察知世道的情况。羽戈瞄准执政者的知识素养，在意的则是国家转型的方向感，书中指出这种方向感事关国运盛衰，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有之转型未必成功，没有必不成功；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下限。”关于顶层设计的方向感与个体知识间的张力，袁世凯言“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可不惧哉”尤为贴切，并将当国者个人运势与所谓国运之间，既需分别而论、又客观密切的关系道出明面。

本书中的运势之论，并非一种对历史的解题方法，而是在传统与现代、清末与当代、文化与科学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带。解读晚清政治史，解法仍在于人物。从叙事上讲，人物和事件之间时有冲突和重叠，而运势话语的场域，就为相关概念的勾连和解题留出余地。透过运势场，方法所指的对象，仍是政治。

历史写作风潮方兴未艾，羽戈此书延续了所擅长的人物志书写，将这种写法进一步发扬，并带来多个方面意义和启示。

人物志的书写，渊源大可追溯。从二十四史开山之作《史记》问世，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构成其大宗主体，史家传统就已奠基于人物纪传。历史人物逐个登场，时间单线反复播放，时空要素和事件在各传各记中是重复叠加的。这种因素累加过程中的历史推演和变化，姑且可称为“叠变”。

在人工智能大门彻底打开前，人，仍然是知识的唯一主体和主要载体。以知识破题，观照在于人。我们无法绕过具体的人，来谈思想和知识对政治的影响。政治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人，也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各个层面的各种运势，最终都只关乎人。

羽戈的作品，有着深重的人文关怀。其中《鹅城人物志》为半虚构身边人题材，《岂有文章觉天下》是近代史人物评析，都是文集形式，《帝王学的迷津》则深耕一人一门。而本书则围绕人物、成体系加以铺展，得以还原史料、品评人物、解释历史，证实了人物志写作方式之于历史研究的有效性。历史毕竟是后人写前人，后人价值观堆叠沉重，能做到摆脱旧疴、公正评析是最难得的。

羽戈有言：政治人不同于知识人，后者可以空谈理念，前者必须考虑实行，所以不仅要有学，还要有术，不仅要守经，还要从权。进言之，在传统士大夫也即近现代知识人并（准）政治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语境下，为何要去检讨政治人的知识秉性，而不是知识人的政治作为？因为，后者是出于美德道义，前者则是出于权责职分，这或许也是政治人与知识人的本质不同。

所谓破解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律的命题，正解恐怕只能由历史写出。很多问题眼下未必有解，但近世历史已经写就，唯有实事求是、尊重知识，方能辨明方向，进而走出迷津。落笔至此，忽有遐念：困惑与迷津，势成一对仗。如此可解后记中“有人读史，读出了人的无力，我却读出了人的力量”的立意所喻。

青年历史学者羽戈观察分析晚清政治的最新力作。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执政者面临新旧思想的交替，是拥抱新思想，还是固守旧手段？羽戈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历史线索，深度分析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奕䜣等人的知识结构与素养，以及在时势之中各自所作出的决策，剖析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羽戈指出，回溯晚清历史，往前多谈制度，而忽略人，而我们谈国运，终归还得落到个体。

羽戈，青年学者、作家。1982年生，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代表作有《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不为什么而读书》等。

本书写作不是学院派的精雕细刻，然在平实、灵动的讲述中，颇能抓住要害，启人新思。

——《中华读书报》

羽戈此书文笔老道，读来颇感老吏断狱之力，论时断势的金句格言纷沓迭出，尤其是在论人断史之际基于历史语境而进行的种种常用概念之厘清，令人读来颇为受用。全书以史料为基础，将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尤其是他们在处理政务和时代方向等方面的史料记录，置放在历史语境中去细致考察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奕䜣等人的学、术或道，谈论他们的智识水平与近世国运之间的互动关系。

——萧轶（书评人）

紧紧扣住历史人物的处境、行动和意识这个三角互动的分析框架，结合各种晚清民初人物的文集、笔记、奏折、回忆性文字、报刊文字等展开，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些人物的历史处境、朋友圈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写了三个人（慈禧、袁世凯、李鸿章）与一个群体（亲贵），但却远非一般意义上的知人论世文字。这本书讨论了一个极有思辨性的大问题：“执政者的知识素养达到了什么高度，有没有“新思想”，将成为考量他们的头号标尺。”考察完三个人之后，作者得出结论：“旧手段”从未缺席，“新思想”难觅踪迹。

——张明扬（文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