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好书·月榜丨《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一段漫长复杂且充满张力的书法史

公元4—6世纪，中国书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是一个书法转换和书法典范建立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一书向读者呈现了魏晋南北朝漫长复杂且充满张力的书法史，提供大量与此相关的材料与观点，勾勒其发展脉络与深刻转变，并试图在魏晋南北朝宏阔的文化历史与哲学审美背景下来探究、阐释魏晋南北书法的递嬗、深层结构及本体化建构。由于其间充斥着复杂的非单一化的书法本体与形上情神的纠葛与勾连，从而显示出魏晋南北朝书法历史的内在复杂性与多元性。

不同于普通的书法史著作，本书不是知识点与材料的堆叠，而是试图实现一种由述史考据到艺术史的转变，力证述史考据并不是书史写作的唯一方式。书法史作为现代人文学科，应是开放多元的，它不应该是一般历史学的附庸，并且应该是在整合多元学科的基础上，饶具现代学术活力的人文学科。

本书不仅为读者了解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书法史的写作开辟了新思路。

《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是在《中国书法史绎·本体卷》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中国书法史绎》（七卷本）是一套用“绎”的方式来撰写中国书法史的学术专著，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关照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全书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令读者耳目一新，体现了书法史的当代性。《中国书法史绎》出版后不仅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还获得多个荣誉：

时隔近十年再版，《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作者对“韵的精神求索”“北派书风”“书法本体化进程”等章节做了较大修订，增补了近年的相关学术成果，展现了作者对新材料、新研究成果的关注和思考，并增加了导论部分，从框架、视野及相关社会、思想背景对全书做了总括性的介绍。

魏晋时期随着人的觉醒，文的自觉也构成文化艺术的主题。这个时期，魏晋玄学已开始取代儒学成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它开始冲破儒学普遍教化和功利化审美观念的桎梏，人的存在成为思想领域思考的中心，而这一切都无不是围绕着玄学有无、本末、言意之辨的思想背景而展开的。

围绕魏晋士人精神与心灵的问题始终是名教与自然，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范，出世与入世，即生命的安顿问题，而这个问题随着东汉普遍王权和大一统儒家意识形态的崩溃与终结而变得空前尖锐起来。魏正始玄学的出现便是东汉至魏晋社会思想矛盾冲突演化的结果。对儒学信仰的破灭导致魏晋人的觉醒，这两者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同时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与前提。随着儒学的全面崩溃，儒学已失去统一思想的作用，久被抑制的道家、阴阳家、名家、法家重又开始抬头，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格局，而作为主流思想的则是老庄哲学，亦即玄学。

生死问题构成魏晋时期的一大思想主题。“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人生命运的无常和社会政治的严酷黑暗，以及处于政治漩涡中心而随时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现实都使魏晋士人在忧惧中生出“忧生之嗟”。对死的畏惧和生的眷恋使他们的个体生命意识趋向觉醒。由此，死亡的危机反而从正面激发起人们的强烈的存在意识——一切都是虚假的，只有人的生命最终要走向死亡才是真实的，这是魏晋玄学的怀疑论哲学基础，它以个体生命的在场凸显出生命的本真。这便是超越死亡、追寻存在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魏晋玄学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不无相似之处。存在主义认为，现代人需要学习死亡，通过对死的恐惧，把自然引向人本身，以超越宇宙时间获得不朽。

晋人之美源于玄学之美。它以老庄哲学为根柢，把人生与宇宙自然打成一片，乃能获得超绝言象、尽得神理的大自由、大洒脱。晋人的内在精神超越使他们得以获得更为真实的宇宙意识。如果说儒家异化的天道只不过是世间君权的反映，玄学的天道则是一种冲破名教的泛神论宇宙观，它使晋人真正获得了超越性的时空意识。晋人对生命自然的感喟，对天地宇宙的放怀，都表明他们对宇宙自然的全新理解与接受。

“韵”在中国书法美学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书史地位，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核心审美范畴。作为审美范畴，它既是风格又超越于风格之上，成为文人书法审美上的总体要求。在这方面，它高于“神”乃至“逸”。

“神”可以游离于文人书法审美风格以外，对非文人书法，如北碑，或体现非文人书法风格的书法，如张旭、怀素、徐渭草书皆可称“神”，而却不可以“韵”称之。因此，“韵”是体现本土文人审美风范与意蕴高度的书法审美概念与范畴，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古代文人书法典范的最高审美揭橥。在这方面“神”无疑远逊于“韵”。所以“神”与“韵”两者之间不能混淆，两者之间的差异宋代以后尤为明显的表现出来。范温论“韵”，便明言重“韵”不重“神”，至明清也多言“神”而不及“韵”。至碑学倡起，“韵”便彻底终结了。

北魏在文化上尊崇汉代儒学，并大兴佛教，魏碑便是崇佛运动的产物。魏碑作为新兴书体，它延续了汉隶传统，并融会吸纳了北凉经生体，在精神气质与艺术风貌上则表现出鲜卑少数民族剽悍粗犷的气质。北魏对儒学的尊崇，使得它在书法上强调社会功利、实用观念和对古法的遵循。魏碑便以其对汉魏以来铭石书传统的延续而显示出它对书法正统观念的尊崇和固守。在南方，由于魏晋严厉禁碑，使铭石书传统遭到冷落而趋于边缘化，书碑作为书法活动已远离文人书家的视野，文人书家将书碑视为工匠贱艺而不无鄙夷。文人书家的翰墨之道，寄托于尺牍手札，所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因而，东晋的墓志碑刻率皆出自工匠及民间书家之手，文人书家绝不参与其事。

由此，在北派，碑刻书法成为书家创作的中心，而帖系书法则在北派未见启蒙。推究其因，这与北派书法的非文人化及书法实用功利性观念具有密切关系。南派帖学的发展导源于文人对草书的介入与倡导，它是对东汉张芝草书文人化思潮的提升。……相较于南派书法，北派书法则始终受功利书体嬗变与实用功利的支配与牵制，没有开启书法文人化源流，这导致北派书法在主体精神与审美意识方面始终无法走向自觉。这种非自觉状态使北派书法只能受制于实用功利与自洽的书法本体演进，而无力开拓出独立审美疆域。行草书在北派的衰绝便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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