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大众传播的语境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忽然变身为女生节、女神节甚至女王节。

从“妇女节”到“女王节”，称谓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嬗变。肇始于1909年3月8日的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女工和全国纺织、服装业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以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为核心诉求。这是历史上劳动妇女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斗争，也使“劳动妇女”这一称谓充满了政治意味和意识形态色彩。伴随着世界妇女争取权利和解放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妇女的地位获得了显著提高，权利得到了更多保障。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男女平等”被写入宪法，进而获得一系列具体法律的保障，并最终成为基本国策，完成了从“政府承诺”到“立法确认”，再到“执政党意志”的全方位“认证”。中国妇女在政治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一个词语：半边天。

依托政权力量实现了男女两性在政治法律方面的地位平等之后，男女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其基本框架得以确立。然而，紧随其后，当男女平等的焦点议题转向非政治领域和非意识形态领域，在伦理道德、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私人生活领域的婚恋、家庭、情感关系之际，人们很快发现，这些领域里的男女平等，既不能像政治法律领域那样通过刚性力量来实现，也无法通过少数几次事件或者行动一蹴而就。其结果就是，在男女平等已经在政治制度和法律框架方面彻底实现的情况下，在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和私人生活等一些方面，女性仍然处于不平等的状态。

为了改变在这些领域的不平等处境，广大妇女从来没有停止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尤其是在城市女性、受教育女性和职业女性中，无论其在职场、社会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实际地位，还是其对于自身性别角色、地位和作用的认知，都早就不是传统的弱者角色。一些优秀的女性，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已经优于一般男性。特别有意思的是，今年妇女节期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还颠覆了人们对于家庭事务“小事女性决策，大事男性决策”的刻板认知。因为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家庭在购房这件事上，女性的话语权已经超越男性。约65.2%的受访者表示，女性在买房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此进程中，伴随着男女平等的焦点议题从政治法律领域转向社会文化和私人生活领域，政治色彩浓重的“劳动妇女节”，逐渐被情感色彩和生活气息浓重的“女生节”所取代。伴随着女性在家庭生活和两性情感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女神节”“女王节”的戏称开始风行。

对于女性权利的主张，甚至出现了过激的苗头。最近几年，激进女权主义者以及他们的一系列激进主张，渐渐成为舆论场上一支生猛的力量。但凡事涉男女两性的新闻和社会话题，都不难发现他们的身影和声音。他们的立场和主张固然并非全无道理，但有些是对某些西方社会思潮和学术主张的生搬硬套，有些完全脱离中国的历史传承、社会现实和生活实践。但是流风所至，这些激进的女权主张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偏离了男女平等的正轨，演变为一种对于男性的“反向歧视”。在此风潮之下，成立“男联”，设立“男人节”之类的调侃不绝于耳，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部分男性所感受到的性别压迫。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现实中男女平等的实现程度，可能还远不如大众媒体所呈现的那么美好。究其原因，城市女性、受教育女性、职场女性在舆论场上拥有话语权，容易进入大众视野，她们恰恰又是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的一群人。农村女性、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家庭妇女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她们无力发声，被阻隔于大众媒体的视野之外，甚至从来没有思考能力去操心男女平等的议题。恰恰是在她们身上，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明确界定和保护的各项权益，比如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都未必能够得到完全落实。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情感生活中，在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她们也常常要承受沉重的压力。与激进的女权主张相比，这些属于“沉默大多数”的妇女群体，她们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解放，才应该是男女平等领域最迫切、也最艰难的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关于男女平等和女权主义的热烈声浪中，这方面的声音却常常缺席。

可见，当大众传播语境里的“女生节”迅速进化到“女神节”甚至“女王节”的时候，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在属于“沉默大多数”的那个庞大的女性群体中，“三八劳动妇女节”所蕴含的，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议题还远远没有过时，甚至远远没有完成。“劳动妇女节”这个称谓，也远远没到可以放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