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至7月，解放日报“信仰之路Ⅱ·大国之道”报道组沿着109国道采访。国道沿线坐落着一个个重要的地标，诉说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者采访了杰桑·索南达杰的外甥秋培扎西。索南达杰1992年创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西部工委），开展可可西里地区生态保育的工作。1994年1月18日，他在与盗猎者的搏斗中牺牲。如今，秋培扎西接过父辈的工作，从巡护队员成长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执法监督科科长。

在昨日发布的特稿《索南达杰去世后，三代巡护员仍然留在无人区》里，秋培扎西讲述了保护工作的历史，与他身在其中的人生选择。而在报道之外，记者通过一天的相处，看到他更为多面的现实生活，希望能以手记的形式为读者呈现。

在我眼里，秋培扎西是个很“矛盾”的人。

6月23日一早，我去他住的小区，准备接上他一同去可可西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精神。他穿戴齐整，一身黑色，走起路来气质飒爽。

一坐上车，他的神色低沉下来。我有点抱歉：“周末还要叫您出来采访。”他笑笑：“没事，都是工作。”

秋培扎西接受过太多的采访。2001年，他第一次去央视录访谈，之后媒体的邀请几乎没有停过。“说的都是差不多的话。”秋培扎西笑道，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怎么和盗猎分子交锋”；最常见的形式是，请一位明星或主持人和他对谈。有一次，二十多个记者一起采访他，仿佛一场隆重的发布会，秋培扎西觉得局促，干脆坐在地上一挥手：“采吧！”

“有点疲惫。”秋培扎西坦陈，很多时候提问者毕竟没有在无人区待过，他们觉得一些经历很惊讶、震撼，在秋培扎西看来却再寻常不过。他看着对方的眼睛里泛起泪花，反倒有些疑惑。

秋培扎西因此显得“专业”。很多次他都会主动询问我：“需要再说一遍吗？”“你们要怎样的场景？”在索南达杰保护站时，我提出要拍一个小的采访，他把我们带到了新生湖。那是一个很美的湖泊，背景是连绵冰川，湖面水波粼粼，我当时第一想法是，这是个很美的镜头，后来才意识到，当年他的父亲扎巴多杰在拍摄纪录片《平衡》的采访时，也是坐在湖边上。不同的时空仿佛在此刻、此地重叠。

但秋培扎西说，在生活里他是一个很闷的人，完全不是镜头前侃侃而谈那种状态。他从不会看这些拍摄自己的节目，只会转给自己的爱人、家人瞧瞧。如果刚好电视在播他的采访，他听着自己的声音会感到难受。有关可可西里的影像，他只看过《平衡》。“里面第一个镜头就是我，穿着红色的西装升旗！”秋培扎西的语气轻快起来。

上世纪90年代，秋培扎西与《平衡》的导演合影。 受访者供图

于是我想，不如就选取“平衡”作为报道的主题。如果说在宏观的尺度上，人与自然的平衡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那么对于这些保护背后的人来说，他们的内心是否真的达到了平衡？

秋培扎西对于人生的选择是矛盾的。他对这片土地的爱很真挚。他打开手机相册，里面的照片几乎除了巡护、藏羚羊，就是可可西里的风景。讲起巡护时的事，他深沉的眼神也亮了起来。

另一头，难受、无奈也是他真实的表达。他把工作形容为“破事”：折磨人，折腾人，能活到现在都是赚的，一般人可承受不住。

当我问起上学的目的，他先是说，“为了回来吧”，当我又问了一遍“为什么”，他说，人总是渴望能上学，上了学总是不一样的。

秋培扎西说，很多媒体会引导他讲，将来也要让孩子去巡山。“不可能，”秋培扎西顿了顿说，“如果他愿意去我不会挡着，我希望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秋培扎西从没带孩子进过无人区，只带他去过一次索南达杰保护站。

他反复说，已经有几代人、几批人奉献在这儿。在可可西里这片荒野里，人类本来就是多余的。如果没有盗猎、没有打扰，也不需要有人来巡护。

而秋培扎西更大的不平，仍是系统性的问题。

在《平衡》里，他的父亲扎巴多杰面对队伍经费短缺，没有伙食，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作为一个保护主义者者，亲手打了一只藏羚羊给队员吃。

这些极端的窘迫在如今已经消失，但队伍编制、待遇的内在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考进编制的人上不了山，能上山的人得不到编制。同时，因为目前巡护队没有“三定”：定岗、定编、定责，按照规定，一些保护法在具体的工作中很难采用。因此当我追问他，那条紧绷的弦究竟是什么，他回答，“整体性的”。很多事，他无力改变与干预。

我们的采访只持续了一天，一天的时间，走近他远远不够。因此在整理采访资料时，很多问题我会觉得他回答了，好像又没回答清楚。

但我渐渐地意识到，矛盾是人的底色，尤其对于秋培扎西，这样在神秘、多变的大自然里，和危险、意外随时共处的人。他的确是荧幕上的“英雄”，但在现实里，也是矛盾的普通人，没有非黑即白，有模糊、犹豫、质疑的地带。

这些巡护者的矛盾与不平，或许是在生态平衡的进程中，更有关于人的现实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