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109国道是一条从青海出发直达拉萨的青藏公路。

而事实上，它始于北京，一路穿过黄土高原、内蒙草原、黄河，途经青海湖、茶卡盐湖、格尔木，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最后进入圣洁的雪域高原。

国道沿线坐落着一个个重要的地标，诉说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今年6月至7月，解放日报“信仰之路Ⅱ·大国之道”报道组沿着109国道采访，在一个个地标的故事里，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

6月23日，可可西里昆仑山口，海拔4768米处飘起小雨。

站在索南达杰的纪念碑前，秋培扎西陷入回忆。30年前，盗猎藏羚羊的现象在可可西里一度猖獗。他的舅舅，40岁的索南达杰在追捕盗猎者时遇害。

秋培扎西记得，舅舅最后一次和父亲聊天时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了意外，要把他的骨灰撒到他工作过的地方。父亲带着家人和巡山队，按照舅舅的遗愿，将一部分骨灰埋在纪念碑前的墓地，另一部分撒在了可可西里。

舅舅去世后，13岁的秋培扎西便跟随父亲投身巡山工作，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直到现在，他42岁，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执法监督科科长。

近三十年来，秋培扎西看到可可西里的生态发生改变，“平衡”的进程始终未停。在这片土地上，保护与发展、人与动物正在实现平衡。而一代又一代的巡护者，也在追寻人生的平衡。

上世纪90年代，秋培扎西一家在索南达杰墓地。受访者供图

屠杀

秋培扎西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青海省治多县成立了管理可可西里的西部工委（西部工作委员会），任命舅舅索南达杰作为书记从事开发利用工作。但舅舅的见闻，改变了他工作的初衷。

在这片无人区里，藏羚羊是珍稀的野生动物。

每年5月底，上万只藏羚羊迁徙至可可西里的腹地卓乃湖产下幼崽，等到7月，又带着新生羊崽返回原来的栖息地。“藏羚羊是这里最基础的物种。”秋培扎西说，它们的数量变化联结着其他野生动物的命运，支撑起高原的生态系统。

当时，这些羊群却成了人们的猎物。

捕杀有着诱人的经济利益。秋培扎西描述，上世纪90年代时当地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枪支管制，牧区早年饥荒、食物缺乏，捕猎仅仅为了温饱。但有了利益的驱使，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日趋严重。藏羚羊被扒皮后，一张羊皮在当地最高能卖800元，非法出口到克什米尔地区，将其加工成披肩、头巾再卖到西方国家，就成了奢侈品。在伦敦的黑市，一条藏羚羊头巾的平均售价在5万美元以上。

秋培扎西说，舅舅得知这些事后，决定打击盗猎行为，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1994年1月，索南达杰一人对付18名盗猎分子，在押解他们的途中发生枪战。索南达杰被击中后牺牲在雪地里，身旁是两辆卡车，载着收缴的2000余张藏羚羊皮。

撒完骨灰后，秋培扎西一家与巡护队员在太阳湖畔的山头。受访者供图

没过多久，秋培扎西的父亲扎巴多杰向上级政府请缨，主动接替索南达杰的工作。1995年冬天，秋培扎西跟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可可西里。

“我还没有枪高，已经背着枪巡护了。”秋培扎西笑道，父亲组建了一支保护藏羚羊的武装巡山队，取名“西部野牦牛队”。在藏族的传说里，野牦牛吃苦耐劳、不畏严寒，一旦被侵犯却会奋起反抗，气势排山倒海。

秋培扎西记得，父亲在县政府的门口贴了一张“招聘启事”，招募西部工委的工作人员，条件是能吃苦、不怕死、没工资。他们没料到，很多热血青年受到索南达杰的感染，纷纷表示要加入。最后报名的有50多人，陆续筛选后留下30多名队员。

“那时是盗猎最严峻的时期。”秋培扎西看到，原本盗猎分子只会在冬天出没，此时的藏羚羊绒品质较高。1995年至1998年间，随着羊皮的价格暴涨，捕杀藏羚羊在全年都有发生，尤其集中在母羊产崽之时。猎杀者早上蹲点，夜晚开车来到定好的点位。车灯一开，藏羚羊就在光晕里来回跑动。他们端起枪扫射，先是几十只，很快就是上百只的羊随之倒下。

秋培扎西说，“野牦牛队”前后共击毙了三个反抗的盗猎分子，最多一次收缴了近800张藏羚羊皮。秋培扎西难以忘记，母羊死后，一些小羊还趴在母亲剥了皮的尸体上找奶喝。“这些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捕猎，而是屠杀。”

按照秋培扎西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时，国内藏羚羊的数量，从20世纪初期的10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

上世纪90年代，少年秋培扎西背着枪。 受访者供图

少数

起初，保护是极少数人的事。

秋培扎西见过，许多人劝说父亲：在这个穷省、穷县，做梦都想搞开发，哪来的钱去搞环保？“你们这样，会让很多人断了财路。”

尽管当时已经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盗猎藏羚羊的犯罪成本并不高。秋培扎西指出，盗猎分子被抓到后判刑，基本是三到五年，最高是七八年。很多盗猎者由于盗猎数量不多，关押一周后就被释放。他们靠着藏羚羊皮的收益，在当地建造宾馆、酒楼，积累起财富。

而在“野牦牛队”，正式拨款只有300元。扎巴多杰拿着这些钱加满一箱柴油，又问其他单位借了几把枪支。“用三支枪保护相当难。”1998年9月，扎巴多杰在北京开会时诉说了无奈。

从北京回到青海的第二天晚上，扎巴多杰在家中身亡。一颗子弹近距离击穿了他的头部。

少年秋培扎西在巡山时的旧照。受访者供图

父亲去世后，秋培扎西被分配到青海省玉树的一个乡政府工作。他以“西部工委临时工”的身份，继续在可可西里巡山。

秋培扎西眼看着保护的境况不断好转。

上世纪90年代末，通过民间志愿者的筹建，索南达杰保护站正式落成，这是国内第一座自然保护站。在环保人士的奔走下，藏羚羊保护的国际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发布的《关于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的西宁宣言》，阐述了各国在控制藏羚羊绒贸易中所承担的责任。

2000年，藏羚羊终于被列为国家濒危物种。秋培扎西指出，按照此时的法律，捕杀1只藏羚羊就要立案，杀3只就要判刑15年以上。

此时，成年后的秋培扎西面对人生的选择。

秋培扎西对上学有过渴望。2001年，他与一名队员追捕了大约十公里，赤手抓获了20多名盗猎者。完成任务后，管理局的书记找他谈话，“同意你上学的要求，即日就可以启程”。

秋培扎西感到迷茫：读了书，是否还会回到可可西里？他特意挑了离公安相近的法律专业，也没有彻底辞去在乡政府的职务。

“后来我想，上学是为了更好地回来。”2006年毕业时，秋培扎西得知可可西里没有多余的编制。他只得向上级申请，先调到治多县森林公安局，再调回到可可西里的森林公安。

秋培扎西开了500多公里车到格尔木市，提交了撰写的申请书，“想沿着父辈的足迹，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尽我所能，把我的余生奉献给这片土地”。

2011年，经过5年的周折，秋培扎西回到可可西里巡山，成了一名正式的警察。他目睹西部工委变成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可可西里也从省级自然保护区变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再没遇到盗猎的现象。”秋培扎西回忆，可可西里最后一次盗猎案件发生在2009年，当地一个牧民捕杀了几只藏羚羊，“从那之后，可可西里就没有枪声了。”

秋培扎西拍下夜晚的保护站。 受访者供图

回归

巡山队的任务随之发生了改变。

2016年，17岁的邓海平通过考试加入巡山队伍，成了秋培扎西的“徒弟”。他发现，现在的巡护已经不仅仅是防止盗猎，任务衍生到防止非法采矿、非法穿越，还有对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等等。

其中，救助藏羚羊成了重点工作。

秋培扎西解释，尽管没有猎杀，藏羚羊会在迁徙时遇到自己的天敌。一些藏羚羊幼崽由于母亲被捕食，或本身有疾病，容易落在队伍之外。巡山队员要把这些幼崽带回保护站的救护中心。

2017年，邓海平第一次参与了藏羚羊的救助。在卓乃湖边，他和队员一共救下了8只小藏羚羊。他把羊崽抱起来，看着它瘦得剩下皮包骨头，只能发出“嗯嗯”的气声。邓海平不敢多碰，也不敢喂任何东西，生怕做错一步，弄伤了小羊。

将近8小时的车程里，邓海平始终支着胳膊，把小羊端在怀中。“没到两分钟，我的脖子就酸得不行了。”邓海平笑道，直到保护站的人抱走怀里的羊，他的胳膊已经僵硬，完全放不下来。

他看着队员们为小羊围上白色和黄色的哈达，在藏族的传统里，这些哈达只献给长辈或贵重的来宾。

小藏羚羊凑过来，趴在队员的手臂上。 受访者供图

邓海平描述，在救护中心，每只小羊要经过两年的野化训练。一开始，这些羊崽被安放在单独的隔间。巡护队员每天为它们铺上垫子，喂好奶，慢慢训练它们吃草的能力。队员们轮流在房间外看护，有时小羊病了，队员们就会和它们睡在一起，时刻查看小羊身体“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

邓海平说，等到小羊长大一些，会被转移到大围栏里生活。那里模拟了羊群的生长环境。这时为了能让小羊更好地适应野外，巡护队员不得再接近它们。

每天，邓海平都会走到围栏的几米之外，拿着望远镜远远地看。一旦小羊符合了放生条件，它们就得回归自然。

告别时，邓海平和队员在小羊的脚底涂上酥油，寄托着健康长大的期望。“我之前给小羊取名，叫做吉祥。”邓海平说，放生后的小羊听到自己的名字就会跑回保护站，在围栏边打转，他不敢去呼应，害怕之前的野化工作白白付出。“后来我们就不取名了，它们终归要回到自己的天地。”

渐渐地，藏羚羊的数量回归。

2018年的一天，秋培扎西突然想拍摄卓乃湖的日出，他踩着梯子，爬上了保护站的屋顶。他回头看到，湖边散布着一个个小点。秋培扎西立刻拉远镜头拍了一张。等他回到屋子仔细一瞧，那些小点全是藏羚羊，少说有几万只，遍布在草原上、山头上，“密密麻麻，真的很夸张。”秋培扎西感慨。

2024年5月，青海省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藏羚羊数量目前已经恢复到7万多只。雪豹、藏野驴等其他珍稀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秋培扎西为藏羚羊迁徙拍摄了小视频。

一代代人

1998年，扎巴多杰曾对巡护队的未来充满希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近年来，秋培扎西看到巡山的条件不断改善。可可西里逐渐建起了四个保护站，队伍也有了无人机、巡逻车，卫星能监测无人区的景象。

但秋培扎西指出，可可西里的环境，无人机在大风天无法工作，卫星图像传输又很延迟，“直到现在，保护真正靠的还得是人”。

意外始终存在。

邓海平的舅舅也曾是一名巡护队员。七八岁时，邓海平多数时间都在舅舅家里长大。每次巡山回来后，舅舅和队友就会聚在家里。聊山里发生的事。

当时邓海平感到疑惑，为什么他们说的事明明很苦，脸上却是笑的？荒凉的大山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事发生？从此他对山里充满了好奇，才决定报考巡护的队伍。

2016年5月，刚开始巡山的邓海平就遇到了暴雪。一行人完成任务返回保护站时，经过了八字型的河谷。汽车在雨雪里打滑没法爬升，开了几十米后掉进了河床。邓海平下车查看，车子陷落的位置刚好在风口，大风吹得他打起寒颤。但他发现冰层太厚了，如果不把冰凿穿，车辆就没有可能被拖走。

邓海平低头一看，上衣已经湿透。他干脆把衣服脱掉，赤着上身凿起冰来。他和队员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成功脱险。此时邓海平的身上，被冰碴子划上了一道道血痕。

数年来，邓海平早已对这些时刻感到寻常。“巡护队有老带新的传统，新队员开车，不到目的地不可以睡觉、休息。”邓海平描述，每次巡山时，他必须把每条路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不小心睡着的邓海平被秋培扎西骂醒，“不许睡，认路！”秋培扎西语气很凶地说。

邓海平有些委屈，后来他得知，认清了路，才能保住性命。秋培扎西反问他，“如果以后你成了老队员，一旦出现问题，能把新队员安全带出来吗？”

队员们常常露天睡觉，早上醒来被子结了层霜。 受访者供图

艰险背后，队员的心境也在变化。

在邓海平的描述里，巡山至少要一周，时间没有上限。渴了，队员们把头探进冰窟窿里，一吸溜就能喝上水。能啃上一块挂着冰碴子的玉米饼，大家都会笑作一团。

有一天，邓海平身处湖区，他身后的山上黄沙漫天，面前却是蓝天白云，宛若人间仙境。他理解了舅舅的坦然。

“我没有过害怕，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时间去怕。”秋培扎西说，现在他反而有些难受。

曾经在巡护队，秋培扎西总会第一个往前冲。现在他看着年轻的队员一个个跳进冰河里抢险，“我想象着他们老了之后和我一样，有这样那样的病。我已经把人生投入到可可西里，他们又要承受一遍我年轻时的经历。”秋培扎西沉默很久，说道：“我还是不忍心，看着相似的命运在一代代的年轻人身上重演。”

队员们啃着带冰碴子的玉米饼。 受访者供图

不平

去年9月，秋培扎西从可可西里的保护站调回西宁的管理局。他眼看着“野牦牛队”的成员一个接一个退休，而自己依旧在参与巡山。

“尽量巡吧，巡不动了再说。”秋培扎西语气郑重，“我对这片土地，还是有爱，有不舍。”

秋培扎西说，可可西里最早在蒙语中译为“青色的山梁”，但父亲又赋予了它一个新的称呼，“美丽的少女”。父亲和他说过，守护可可西里，就像是守护自己的爱人、母亲或姐妹。

“我一直紧绷着一条弦，可能要等到退休那天才会松懈。”秋培扎西坦言，保护可可西里，的确是一种压力、负担，而更多时候像是一种本能。他时常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它平静，我会欣慰，它在遭受苦难，我也会感到难受。”

秋培扎西始终在参与巡山。 受访者供图

但此时此刻，秋培扎西的内心仍有不平。

他指出，在巡护队里，编制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目前管理局的编制名额只有21个，尽管是事业单位的考试，报名的年轻人不少，但很多考进来的年轻人不敢、也没法进山。“巡护只得靠临聘人员往前冲。”秋培扎西说，目前的57位临聘人员岗位不稳定，工资也不高。

27岁的洛周旺索五年前刚来到巡护队工作。他坦承，刚进保护站的时候，一个月到手的工资是1800元，现在涨了一些，每个月到手的钱不到4000元。

与此同时，伤病成了年轻队员的常态。洛周旺索说，在高原地区时间一长，就容易有高血压和心脏问题。邓海平在救助藏羚羊时被车撞到，颈椎和腰都留下了后遗症。

“我相信可可西里的坚守精神会一直传递下去。”秋培扎西强调，但对于这些还在山里巡护、在保护站里坚守的年轻人，如何改善他们的待遇，才是最现实、最重要的事。

邓海平坦言，他听不懂藏语，进山时没有信号，枯燥又乏味。“特别特别累。”邓海平说，他的家乡在一千公里外的县城，一年回一次家，有时想家人了，总得哭鼻子。

不过邓海平总会想起，第一次抱藏羚羊时，小羊的眼睛亮亮的，一直盯着他看。那一刻，他感受不到物种之间的差距，“真的很治愈、很治愈。”

6月底，可可西里的夏天暖风吹拂。洛周索旺坐在保护站的阶梯上，陷入对未来的思索。

他并不想离开可可西里。“我从小就和牛羊一起长大。”洛周旺索笑道，藏族牧民对动物有着天然的亲近。他从父母那儿听到，自己的民族，得到的一切都是靠山水的赠予，“我们对动物是有感恩的，所以要付出多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