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茅岭在皖南宣城、郎溪、广德交界地，距上海270多公里；1986年的一天，我们那辆挂着白底牌照的面包车从上海驶入白茅岭地界。

上海人词汇里的“白茅岭”多隐喻监狱。说“某人在白茅岭”，暗指坐牢吃官司；说“某人白茅岭下来的”，则意指刑满释放。只因那里是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又称“白茅岭农场”。前身为1956年上海市民政局建的“上海市皖南白茅岭农场”，两年后归市公安局，改“上海市地方国营白茅岭农场”，来白茅岭的人员发生第一次变化：从无业游民转成劳教人员。1966年建劳改队，入场人员第二次变化，多了劳改犯，1974年改称“上海市白茅岭农场”，4月编为上海市第二劳动改造管教总队。1995年按《监狱法》各劳改队称“监狱”，并以所在地名命名，遂为“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我们一行5人：武警上海总队宣传处方处长，总队录像组赵干事、陈干事和驾驶员小杨，地方同志就我一个。占地40多平方公里的白茅岭农场，并不在山岭上而处于丘陵，这里有山，最高海拔292米。这里讲的是上海话。若不是四周青青山峦，仿佛置身上海市郊农场。

赵干事指着山坡上采茶和街上行走的人说：“这里头有不少劳改犯。”我不免有些不自在，方处长为我宽心道：“要是有，也是一些刑满后在场工作的。”

听场管教科史科长说，一天接到报告，公路有一男性光头独行，顷刻间，全场各劳改、劳教大队清点人数，结果一个不少。时至今日，街上光头随处可见，对这上海人叫“一千支光”的光头，人们心态已变。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犯人，管教干部却在这扎根一辈子。老管教干部几乎都来自上海，他们的子女不少接班穿上警服。他们虽生于斯长于斯，却一口纯正上海话。十多年后，我所在部门来了个女孩，白茅岭管教干部的后代“管二代”。

驻这武警部队多为安徽兵，也有上海人。中队长老蔡是河南人，他带的队伍被评为上海第一批“市文明单位”。那天我与他聊到山梁上月亮高升。人家船儿桨成双，他家南北一支桨。老蔡的妻子在老家，妻子一人照顾公公及两女，教书，还要种4亩承包田。老蔡想转业未批，部队和白茅岭需要他。

武警部队主要任务是看押犯人，分野外和监房看押。除去新疆、青海的部分犯人，大部分沪籍犯人在此服刑，那时有5000多。一日清晨，我们去拍野外看押。管教干部带犯人走出监狱大门。老犯人穿蓝布囚服，穿黑囚服是新来的；左胸有长方形白卡，上有编号。犯人见了方处长的摄像机嘀咕着，听到最多的词是“上海来的”“上海”……

犯人在打谷场干活。武警战士设了警戒线，警戒范围方圆200米。警戒线标志是红、白小三角旗，小旗绑在小竹竿顶端。白旗外是红旗，白红两旗间隔30多厘米。若犯人走出白旗口头警告，走出红旗鸣枪警告，再往前走则可枪击。管教干部说，有犯人极捣蛋，走出白旗但双脚不出红旗之外。

女劳教大队在枫树岭，大队的三中队是个“二进宫”中队，我们到时正开演讲会。坐小板凳的女劳教人员围成大圈，圈内有一女劳教人员拉手风琴，独奏和伴奏。歌声响起，有劳教人员自唱，也有管教干部与劳教人员同唱。其中一首是我熟悉的：“如果你们想念我，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就是我。带着失望的死是痛苦的，怀着希望的死是幸福的……”有演唱者的眼角挂着晶莹的泪花。

这首歌作词者是青浦烈士王春龙，作曲者是我的邻居刘念劬。我从白茅岭农场办的《南岭报》得知，老山前线战士还与枫树岭劳教人员通信，这是站在两端的同时代人的对话。回上海后，我把所见告诉刘念劬，他说能否写些什么。写什么呢？记得一位著名女歌唱家说这曲难度大、不易传唱，看来并非如此。

临行前，我才知白茅岭名源自当地叫“白茅”的草。一到秋天，草会开出白花，漫遍一坡染白一山。传说还有3根常人难见的白茅仙草，见者有福。我们到时是初春，不是白茅开花时。那天在驻警大队部旁，见几个孩子在拔青青的白茅，抽出里头白生生一段，放在嘴里大嚼。方处长说这东西甜，在他家乡叫“茅针”。说着也寻找起来，一会嘴里“吧嗒吧嗒”咬开了。

没料到这里曾是古战场，相传岳飞在此大战金兵。驻警一中队驻地叫“放马场”，传说看来有点影子。见山梁上好几处是大块深赭石头断断续续延成一线，似布阵所留，使人生发悠悠思古情来。

去白茅岭已过三十多年，依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