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乡试分为正、恩两科，正科为三年一科，恩科为皇家遇吉庆临时加开。通常情况下，江南乡试于两江总督驻地江宁的江南贡院举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乡试被迫一再停科。同治三年，清军复城后，两江总督曾国藩第一时间查看江南贡院的毁坏状况，并极力促成在年内补行江南乡试，借此尽快振兴文教，重建社会文化秩序。

考前筹备——

同治三年，曾国藩进城检视江南贡院，见至公堂、衡鉴堂、明远楼等标志性建筑未被毁坏。他认为总体工程量在可控范围，便向朝廷提议全力修缮江南贡院，争取在年内补行江南乡试，获准。

曾国藩随即派员前往湖北、安徽等处采办木料，又广集泥瓦木等各类工匠，着手补充号舍中缺失的号板，修缮江南贡院及附属房屋。至九月中旬，工程接近尾声。“所有主考、监临、提调、监试、房官各屋，誊录、对读、弥封、供给各所，新造者十之九，修补者十之一，号舍一万六千余间，新造者十之一，葺补者十之九。”

对于其他考务细节，曾国藩也不敢丝毫放松。他虑及应试人数增加，恐现有号舍不敷使用，决定在贡院外圈定空地，以备就地添建；担心本地久未办理乡试考务，遂致信湖北布政使借用数名熟练书办东下襄办，又札饬江西布政使孙长绂赶办乡试朱、墨卷各一万八千套。

清廷见筹备已齐，遂简取太仆寺卿刘崐为正考官、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为副考官南下，举行同治甲子科江南乡试，并补带咸丰八年戊午正科，饬令晓谕上下两江各属。

众多避难在外的南京士人得知补行江南乡试的消息后，急忙收拾行囊返乡应试。江苏其他地区（包括上海）以及安徽士子闻讯也相继踏上赴考路程，向江宁涌来。

应试体验——

江南乡试久经停科，江宁城内百废待兴，导致乡试期间讹误重重。

如考程安排混乱。由于苏皖两省均系战后初定，应试士子多未参加学政巡回主持的乡试资格筛选考试，因而须在乡试前参加录科考试。但直到录科前夕，相关考试安排仍模糊不清，时常朝令夕改，且在例行录科考试后仍有大批士子陆续赶来。有司在多次补录之后不得不临时通融办理，规定晚到者可先办卷入场，待出场后再送至学政处补考。

如猝不及防的雨雪天气。据当时寓居南京的南汇人张文虎等记载，乡试期间南京基本上雨雪交加，几无晴日。多名考生因酷寒天气未进二场，连担任监临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及部分负责场内秩序的号军也难耐严寒而身体抱恙。

吴江人柳兆薰作为应试士子之一，在日记中记载的雨雪体验更加详尽入微：第一场听点时早已阴雨连绵，外加江南贡院前拥挤不堪，众士子在等候中衣袜尽湿；第二场听点时天降鹅毛大雪，入场后仍雪飘未已，笔砚皆冻；第三场听点时天气阴冷，秦淮河水冰冻未开，至十五日又下起雨来。士子们蜷缩于狭仄而透风的号舍之中几昼夜，其中苦楚可以想见。

不过，这未能阻挡大家追求科举功名的满腔热情。应试士子陈作霖在场内作诗《十一月十二日贡院对雪》，生动描绘其在第二场雪夜挑灯夜战的场景：“寒宵雪压矮檐明，烛尽三条草未成。我与天公斗清冷，一般白战总无声。梅花谁占一枝春，尽是冰霜百炼身。莫道严寒今彻骨，此闲尽有热中人。”

柳兆薰、陈作霖等绝大多数士子虽经彻骨严寒，依然坚持完成了三场考试。身为此次乡试监临的李鸿章深受场内气氛感染，作七律四首，直呼：“珠斗深宵仍朗照，石城佳气此重开。人文江表知依旧，竹箭东南蔚异才。”

“三吴澄清”——

同治三年江南乡试的消息一经传出，两江士人闻风鼓舞、涌入南京，前来应试总人数达1.3万多人。最终，取中正榜273名、副榜48名，乡试结果得到朝廷、官员、士绅乃至普通百姓的大力追捧。曾国藩多次慨叹，此次乡试出人意料，考生文章声光并茂，完全没有久经战乱后的衰败气象。

当时在南京游历的湖南名士何绍基也盛赞乡试对江南读书人的激励之功，甚至认为可与曾国荃攻破天京相提并论。新科举人江璧与吴大澂的名字还被附会为“自此江南肃清、三吴澄清”，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概而言之，同治三年江南乡试是一场砥砺士气、振兴文教的大事，意在重建崇儒重道的文化秩序。透过种种细节可以看出，迟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虽经西方思潮及太平天国运动的迭次冲击，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惯性。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董圣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