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岗位上退休近20年，虞孝感始终保持着他们那一代的严谨作风。

答应接受采访的第二天，虞孝感专门跑回所里，登记预约好一间活动室；采访安排在下午，当天一早他便提前等候，以免误了时间；和记者见面时，虞孝感拎了一袋子期刊书籍，都是他已发表的既往研究成果，书页间塞了小纸条，标注着主题、页码，和对应采访提纲上的问题编码。

虞孝感已年过八旬，前段时间，他好奇网络热点，突然沉迷追剧，两天看完电视剧《繁花》沪语版，他评价，“蛮有味道，特别亲切。”方言是一重原因，虞孝感是无锡人，无锡和上海同属吴语区；剧中情节是另一重原因，主角宝总在上海和平饭店包下的一间办公室，唤起他40年前的回忆——

“我到上海扬子江饭店参会，当时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设在那里，王林、汪道涵先后任主任，电梯也是这样，专人操作，一扇铁门拉开关上。”上海经济区被认为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早尝试。虞孝感记得，那次会议上，汪道涵提出，要赶快把南京和上海之间的高速公路建起来，两地经济往来密切，建公路也能促进钢铁工业发展。

不过，1988年6月，成立不到6年的上海经济区撤销，一体化初次试验宣告失败。“得罪人呗。”虞孝感摆摆手，这个独立于行政区划之外的办公室扮演“老娘舅”角色，吃力不讨好，故而经常成为“被告状”的对象。当时，虞孝感正在参与上海经济区的部分规划，若编写完成，将成为长三角区域首个规划，可惜如今连进行到一半的初稿都找不到了。

虞孝感是最早亲手给长三角绘蓝图的一代人。自20世纪80年代起，虞孝感的工作重点始终在长三角区域和长江经济带的规划编制上。他当年的遗憾，已被后来人弥补——上海与南京之间，织成了密集的交通网络；《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颁布，没编完的规划得到延续；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重新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共识。

虞孝感近照。

一块“烫手山芋”

过去了近40年，虞孝感仍记得莫干山会议上硝烟四起的场面。

1984年7月，虞孝感受邀参加在浙江湖州莫干山举行的太湖治理论证会，会议召集人是当时担任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王林，参会的有七个部长级的干部，上海、江苏、浙江三地水利厅“一把手”，大学和研究所里的专业人员，大家都是“老水利”。这也意味着，若有矛盾，各方都“不好惹”。

会议聚焦其中一个问题：超量降雨汇到太湖，水往哪排？太湖平原水网纵横，地势较低，受台风和梅雨影响，洪涝灾害频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先前尝试给出一个统一的泄洪方案，但无奈，因行政区划涉及沪苏浙三地，各自管辖，讨论很难继续下去。

冲突的激烈性和问题的复杂性仍超出虞孝感想象。“排洪费钱又费土地，谁都不愿意承担。”虞孝感分析，浙江地处太湖南岸，地势比北岸高，泄洪难度大；上海经济发展程度最好，若被“淹”经济损失不得了；江苏也有难处，耕地资源本就紧张，这么多人要吃饭怎么办？确实各地都不容易。

20世纪80年代初，虞孝感在德国交流学习时的住所。

关于长三角的区域研究，虞孝感当时还是新手。在此之前，他学术上的代表作是关于青藏高原和农业地理的。20世纪70年代，虞孝感参加我国第一期青藏科考——8月的青藏高原还在落雪，他们7个人挤在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厢，载着4个柴油桶，备着4个月的口粮和几卷铺盖，早上煮面条，中午以炸油饼果腹，晚上到有淡水的地方搭帐篷过夜，大家轮流站岗，周围一两百公里范围内不见人烟，静得可怕。

回头再看，这成为他成长的转折点。1980年，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后，虞孝感受邀作为洪堡学者到德国进行交流与合作研究。出发前，他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立三叮嘱：“拓展研究领域，长三角关乎我国经济命脉，把德国先进的国土整治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学习好，带回来。”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法国考察，发现对于解决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矛盾等问题，国土规划和整治是好办法。但国内对于相关工作如何开展，缺乏经验和理论。虞孝感在德国交流期间，到鲁尔区规划局各个处室学习，待足了两个月，了解规划编制全过程。1983年底回国时，虞孝感的资料和书籍太多，装满几个大箱子，远远超重，中国驻德大使馆得知是科研资料，请工作人员帮忙打包，免费运回国。

1996年，虞孝感参加“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回国后，虞孝感的研究方向转到长三角国土规划。虽然做足了理论上的准备，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仍然棘手。人们着眼于解决温饱问题，围湖造田的情况比较普遍，河湖面积缩小了很多。再加上河道清淤不及时，河湖的容积量也大大降低。若发生洪涝灾害，水位势必会上涨很快，人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会议开了8天，最终艰难产生一个方案——按照新中国成立以来，围垦太湖流域水面积的数量比例来分配洪水排放量，并把科学计算研究的任务交给虞孝感所在科研团队。

任务领回去，虞孝感团队通过制作精准的太湖流域微地貌图，在高差较小的平原地区寻找最合适的洪水出路，帮助解决洪水通道问题；同时通过不同时期的地图比对，确定太湖被围垦的面积，从而换算三地洪水排放量。

那次会议后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太湖流域管理局，实现“一块牌子”管太湖全域。“互扔‘烫手山芋’和互相‘踢皮球’的情况，这之后少了许多。”虞孝感说。

“看不见”的战争

发展资源有限、但无法平均分配的情况偶尔出现，此时，长三角内会发生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苏南要新建一个机场，选址在哪里？20世纪90年代，虞孝感团队主持苏锡常地区规划编制。常州有奔牛机场，苏州有光福机场，无锡有硕放机场，彼时规模都比较小，偶尔飞几趟民航班次。三地都想把新机场“写”进自己地盘里，争论不休。

“一个地方没那么多货物，没那么大人流，建那么多机场干什么？”虞孝感理解各地想法，机场建在自己行政区划范围内更方便把控，但建设需要土地，维持需要成本，机场数量过多，看似方便人们出行和经济往来，其实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苏锡常区域乡镇企业发展已是蔚为大观，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其总结为“苏南模式”。“苏南人脑子聪明，学什么都快，反倒容易出现重复建设的情况。”虞孝感回忆，当时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被称为“结婚三大件”，在市场上紧俏，各地一哄而上，每个市都争相有一条生产线。他停顿了下，强调说，“这是一体化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防止产业过多重复建设现象。”

城市与城市之间达成合作，苏南区域完全可以共用一个机场。当时规划中初步确定，新建一座苏南国际机场，选址地处无锡东北角的羊尖镇，那里可用土地面积广阔，尤其重要的是，到三市距离都差不多。不过后来方案因故未得到实施，此事便耽搁下来。

1995年，无锡硕放机场被批准改造为军民合用机场，成为无锡市与苏州市共建共用的区域性枢纽机场。苏南的新机场计划就此作罢。

1994年，苏州农业代表团访问美国，虞孝感带队，在好莱坞参观留念。

发展资源在长三角颇为抢手，对此，虞孝感很快增加了新的体会。而当时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是加大建设力度，通过人工改造争取更多可用资源。

“江阴有段仅剩100多米的长江岸线，被三家单位同时看中，争得很厉害，能不能帮帮忙？”时任江苏省计委副主任郭士良找到他，商量解决一个难题。彼时，虞孝感团队刚完成江苏沿江规划编制。

三家单位都不好“得罪”：一家是江阴修船厂，维修万吨级以上的大船，一家是当时航天部的卫星测控基地，还有一家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江阴港。但这段岸线最多只能建设一个码头。“这一段当然不够分，看看江苏其他地方。”虞孝感意识到，随着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对航运和海运提出了新的需求，港口码头远远不够用。

虞孝感团队着手调查江苏的岸线资源。要满足万吨以上轮船停靠作业，能建码头的岸线需要满足的条件很多，包括前沿水深10米以上、水域宽度500米以上、岸线稳定、后方腹地方便修路和建设仓库等设施等。太仓港和常州港都是那次调查中的收获：前者岸边水浅，芦苇蔓延，但500米栈道延伸出去后，水深达标，江面宽阔，2022年货物吞吐量突破2.6亿吨；后者岸边原本也是芦苇塘，清空后建起港口，总设计年吞吐量超过3000万吨。

这次调查还促成了一段跨行政区的合作佳话。“江阴岸线条件优越，江对面岸线条件也是同等稳定，却仍待开发。”虞孝感给地方政府出主意，“何不一起利用起来？”

靖江是江阴的对岸城市，限于财力和建设规划，百里长江岸线还有40公里亟待开发。而一江之隔的江阴，岸上码头林立，企业密布，全长35公里的长江岸线资源几乎用尽。江阴有向外拓展的愿望，靖江有招商引资的渴求，2003年，两市正式签订协议，实施两岸联动开发，建设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促进了两地经济发展。

几十年后的回响

“在港口选址时缺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考虑。”刚讲完长江岸线开发的成就，虞孝感话锋一转，语气中满是愧疚，他想起了生活在长江里的鱼——原先岸边的芦苇被清除，建港口不需要这些，但不少芦苇塘也可能是鱼类的产卵场，它们无处可去了。

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大搞开发和建设，面貌日新月异。进入21世纪，长三角也最先直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污物随着波浪层层泛起。无锡市饮用水源地受到污染，超市饮用水抢购一空，约千万人遭遇饮用水水源污染的威胁。

虞孝感给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1966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学的虞孝感和父母在太湖边合影，太湖清澈见底，水草浮动。他上的初中就在太湖边上，一到夏天，经常下河湖游泳。即将退休那年，参加干部疗养，住在太湖边，他又下太湖游泳，没一会儿便上岸了，赶紧用自来水冲洗身体，不然浑身发痒。

1966年，虞孝感和父母在太湖边合影。

早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所和环保部门便在太湖边上设了环境监测站，时刻关注太湖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变化。“眼睁睁看着太湖水质几乎每10年下降一个等级，很难过。”虞孝感写报告、写文章，呼吁政府部门采取行动，还曾向无锡政府建议，不能将城市自来水取水口只放在长江，不能放弃太湖作为饮用水水源地，要坚持太湖治理。

但当时，重经济轻环保的思想还是很普遍的，“汇报工作，环保部门都得靠后站。”虞孝感说。

太湖蓝藻爆发当年，虞孝感发表文章《从国际治湖经验探讨太湖富营养化的治理》，分析太湖治理上存在的主客观原因，认为地方领导处理经济和环境关系方面一手硬一手软，出了问题忙一下，过后恢复原样；体制机制上，缺乏权威的流域统一的水问题管理、监督、执法机构；治污目标急功近利，目标大，力度又不够，治理方法治标不治本。字里行间，虞孝感痛心疾首。

这些年，对“先污染，后治理”的固有模式，长三角痛定思痛。2011年，我国首部流域综合性行政法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出台，在全国率先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制体系。前不久，好消息传来，2023年，太湖水质藻情达到2007年以来最好水平，连续16年安全度夏。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虞孝感几十年前编在规划里、写在文章中的更多长三角建议，如今正一一落地——

得知上海和苏州通地铁的消息，虞孝感毫不意外，“经济发展这么快，互通是必然。”他和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的长三角规划中便提出来，上海和苏州等市的地铁终究要接轨的，当时各地便很支持。

2009年，在《从极化区的功能探讨长江三角洲的扩展范围》一文中，虞孝感等人提出，随着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服务能力增强，交通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应将当时长三角包括沪苏浙16市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安徽，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宽广深厚的战略“腹地”。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将长三角扩围到三省一市。

2005年，虞孝感等人在文章中探讨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国家级开发区最密集的地区，全国52个国家级开发区，长三角就有12个，还有不计其数的省、市、县级开发区。”不过，这些开发区存在土地开发强度大，单位土地投资量偏小，产出率较低，圈而不用等情况。现在，土地利用效率颇受重视，在沪苏浙交界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加快建设，去年2月，示范区总规被批复，其中明确提出，示范区要“减量”发展，探索路径便是减少建设用地面积、提升单位建设用地地区生产总值。

覆盖地理范围扩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当年虞孝感绘在蓝图上的长三角，正成为眼前的现实。

2021年，虞孝感（左二）和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