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多年前，现代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只有少部分人群驯化野生作物，完成农业革命，开启文明进程。距今5000多年，其中更少的人群完成伟大文明的创立。但把自己的文明与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大一统的治理体系完美结合，构建多元一体的文明型国家，且绵延至今仍生机勃勃的，只有中华文明。

孕育我们文明的摇篮，山川壮丽，环境多元，既以江河为经络，山脉为骨骼，浑然而为一体，又有千差万别的地理单元；既有高山、流沙阻隔，呈独立之势，又东南面向海洋、西北通达欧亚大陆腹心，在多元发展中以成文明、以成中国。特别是，万年之前南稻北粟的双作物农业起源，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以农为本的重要传统。

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滋养着亲情，培育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定居氏族社会，成为此后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基础。对家族兴旺的责任，对祖先的敬奉，也随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奠定了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基础。为掌握农时，中华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斗转星移、四季变化中以独特的智慧思考宇宙运行、万物繁育之奥秘，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中尝试沟通天地，协调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促进万物生长与社会繁荣。

距今6000年，各地区根植于自身传统，创造出不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将“天极宇宙观”发展为以天极之神崇拜为核心的宗教，并以精雕细琢、蕴意深奥的玉器宣示力量、凝聚人群；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在节庆宴饮、丧葬仪式等日常活动中，使用成套陶器标志社会身份和等级，以早期“礼制”规范社会；雄踞黄土高原的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的一种类型）选择在兴建大型公共建筑和管理公共事务中表现能力和权威，成为“集体取向”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实践者。

各地区在竞相发展的同时相互交流碰撞，彩陶之美、美玉之灵、斧钺之威、酒食之礼广为传播，为此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中，距今5000多年，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良渚文化融合此前各地区的发展经验锐意创新。大规模城址、大型农田水利设施、象征王权和军权的玉钺、蕴含“天极宇宙观”信仰的成套玉礼器成为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

距今4300年前后，金属冶炼技术和小麦、羊、牛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传播而来，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因素。与文献中帝尧活动中心契合的晋南地区，陶寺文化蓬勃发展。以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为都邑，完成了早期国家构建。遗址中发现了确定节气的天文观测设施；大型“王墓”中还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以彰显掌控四方的能力。据《尚书》记载，帝尧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是折射出从“天极宇宙观”到“天下政治观”的跃升。

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二里头文化占据“天下之中”的洛阳盆地，进一步实践“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夏王朝的形成，是环嵩山地区龙山社会与各地区激荡碰撞、风云际会、融合互鉴的结果。《禹贡》的最初版本很可能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成为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极具政治智慧的方案。“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禹迹”覆盖的九州，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一统有了充分理由。

夏商文化一脉相承，“文化既尔，政治亦然”。《诗经》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人称其都邑为“中商”，将周边地区分为东、西、南、北“四土”，并建立“内服”和“外服”体系，“天下政治观”得以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制度。

距今约3100年，完成克商大业的周人以“天”取代商人的“帝”。天按照万物至理运行，又可体察万物之情，与圣人和君主感应。天是否赋予君主治理天下的“大命”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德”？而德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保民”。正如《尚书》宣告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闪烁着人文光辉的新政治思想，标志着宗教性的“天下政治观”人文化、“天人合一”信仰道德化。在此基础上，周人以宗法分封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广域多元国家的构建，奠定了绵延至今的“大一统”政治传统。

近代以来，基于西方学者提出的“民族国家”理念来解构“中国”之风颇盛。有人甚至提出，多民族统一的古代中国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事实上，考古探源清晰揭示，中华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并开启了“文明型国家”的政治构想与政治实践，闪耀着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家国一体、多元一统、协和万邦的中国智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