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位忘年交朋友，他们是我朋友圈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更是我为人处世的楷模。巧的是他们都姓陈。“三陈”均已是耄耋老人，如按年龄论资排辈，1929年出生的陈士镛是老大，1940年出生的陈世梁是老二，1944年出生的陈镇江则是老三。在此，我姑且按“三陈”年龄顺序分别称为老陈、大陈、小陈吧。

老陈不老

陈士镛是我未曾同过事的警界同事，1994年我调干到市公安局政治部时其已退休。他是原宝山县公安局的办公室主任，因喜欢写作与文学，20世纪80年代被调入市局《人民警察》杂志做编辑，1986年《人民警察》杂志公开出版的第一期，他是责任编辑。

说起老陈，我这个后辈十分佩服。他9岁丧父，迫于生计到一家西装店做童工，老板看他聪明，便送其到南京路培罗蒙学习裁剪技艺，使得他学得一手制作西装的好手艺。但对文学艺术的挚爱始终是他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他改行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多姿多彩的公安工作，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他，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在宿舍里看书写作，1958年开始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散文、民歌等作品，最终作为人才被调入市局《人民警察》杂志做编辑。据悉，当年其子红梁谈恋爱时，老陈得知小姑娘十分喜欢看《人民警察》，便定期把杂志寄给小姑娘，在其煞费苦心的“拉拢”下，小姑娘终于成了他的媳妇。如今，每当和红梁兄夫妻相聚，我就笑言：“侬老婆肯定是先喜欢《人民警察》杂志，随后爱屋及乌，再喜欢上侬的吧。侬老爸高，实在是高！”

2018年12月17日，作者和陈士镛在上海作协第十次会员大会上

陈士镛1990年退休后，更是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先后出版了《旋转人生》《春的世界》《梦想成真》三本报告文学集，并加入了上海市作协。同时还担任《民主与法制》《上海治安报》特约编辑、记者，并创办《商务与法律》杂志，担任主编。编纂出版了《防贪谋略》《防贿谋略》《防骗谋略》《女性犯罪研究》等系列法学丛书，《春风常绿“女儿院”》《母亲在呼唤》等多篇法制文学作品获奖。上海文艺出版社名编辑谢泉铭曾撰文：“士镛同志诚笃、朴实、谦逊、勤奋，心如老骥，笔耕不辍，令我感动。”

那些年，我在老陈的“逼迫”下，曾多次跟随他一起外出采访、写稿，目睹其雷厉风行的作风，由衷敬佩，不愧是老公安啊！80岁时，他重拾早年对书画艺术的爱好，挥笔作画，学习书法，沉浸在书画天地，乐此不疲。在陈士镛70岁生日那天，其孙女陈骋特意撰文《白发依旧年轻》，文中写道：“若60岁的爷爷是活力四射的话，那70岁的爷爷是沉静随和。在平淡又充实的生活中，爷爷寻回了一种对生活的热情和追求，尤其是对文学的挚爱。活力无时无刻不穿梭在爷爷的血液中，使他像年轻人一样永远充满朝气。”

大陈不大

和陈世梁的相识，还得从我在上海作协主办的《上海纪实》上刊登的那篇“上海机床厂的少年梦想”一文说起。这是一篇记述我作为上海机床厂的职工子弟，对该厂往事追忆的感怀之作。拙作刊发后在上海机床厂老同志和家属中引起了反响，很多老同志纷纷打听作者是谁，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我，陈世梁亦是其中一位。我们互加微信后，他说自己原来是《支部生活》杂志的记者，曾经在上海机床厂工艺科工作过，我的文章勾起了他对在这家毛泽东主席1957年来视察过的工厂工作、生活的回忆，希望我能继续讲好上海机床厂的故事。由于彼此都从事文字工作，很快就成了忘年交。随着交往的深入，我看到陈世梁80多年的人生经历也是很有故事的。

陈世梁亦是3岁丧父，4岁时其母亲带着3个孩子从河南开封颠沛流离来到北京谋生。1946年秋，年幼的陈世梁以北京市第9名的成绩考入北师大二附小（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52年考入北京四中，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就读“机械设备及工艺”专业。当年的陈世梁无疑是一个妥妥的学霸。1964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号召学生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新疆、青海等边远艰苦地区工作。陈世梁从小生活在北京，母亲等家人也都在北京，但在母亲的鼓励下，他毫不犹豫将青海作为第一志愿。母亲也十分支持他，并专门给校长蒋南翔写信，希望把儿子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蒋南翔校长在毕业分配大会上说，有的学生家长坐飞机到北京来，找学校领导说是他们是上海人，要求把他的儿子分到上海工作，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不分配他儿子去上海；而对在上海无亲无故的陈世梁，学校竟最终分配到上海机床厂。1964年9月25日，他独自乘坐火车到上海机床厂报到，随后被安排到我父亲所在的二车间劳动实习。然而，随着各类政治运动的展开，他不得不放弃技术专长，先后从事过政宣、职工教育等工作。

陈世梁（右一）20世纪80年代和同事在《解放日报》门口

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理工男”，怎么会跨界当了一名记者？面对我的疑问，陈世梁道出了原委。在其即将迈入40不惑之年之时，蓦然回首，发现因频繁的政治运动，荒废专业已经10多年了，以后自己的人生之路该走向哪里？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恰在此时，1979年10月，上海广电局面向全市招聘编辑、记者，他当即决定报名应试。他笑着说：“对新闻工作我是有点童子功的，从小就喜欢看报，关心国内外大事。中学期间担任校团委组织部部长时每天都看《参考消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还担任过校广播台的记者。然而，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就在等待结果时，他却意外地收到了《解放日报》的商调函。最终，在其40岁时成为《解放日报》所属的《支部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在19年记者生涯中，陈世梁先后参加了市委市府很多重大活动的报道与策划，撰写近千篇计94万字的新闻稿，主编各类稿件200余万字。2000年退休后，他发挥余热，参与《干部视界》《党员学习参考》的编辑出版，获得“老新闻工作者精彩人生提名奖”。回望自己的一生，他在回忆录《我怎样当记者》深情写道：“最值得我骄傲的是退休前19年我选择了从事新闻工作。”

小陈不小

陈士镛是我未曾同过事的同事，陈镇江则是我正儿八经的同事。1994年4月，我进入上海市公安局《东方剑》文学杂志（原《剑与盾》杂志）工作，其时陈镇江是杂志的编委。说起其人其事，不说如雷贯耳，至少也是久闻其名。早在1965年11月，年仅21岁的陈镇江作为上海公安民警的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应该都知晓有一部公安题材的长篇小说《斗熊》和反特电影《东港谍影》吧，这两部作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堪比今天的热门影视剧，陈镇江便是作者之一。1962年陈镇江从上海交大预科毕业后，进入专门培养公安侦查人才的上海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因其喜爱文学，创作了不少作品，被调至市局政治部宣传处从事公安文化宣传工作。公安工作的紧张与艰辛，给他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他经常到基层一线采访，1980年9月4日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皖南劳改农场，参与平息罪犯越狱。先后撰写了电影剧本《心灵的火花》《黄金黑道》《还车的人》等，并和孙道临等一起创作了电视连续剧《大都会擒魔》。

1976年8月5日，陈镇江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为小读者谈长篇小说《斗熊》创作体会

作为老一辈上海公安作家，陈镇江写作勤奋，笔耕不辍，75岁时出版了自传体散文集《那年那月》。每当与陈镇江相聚，其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长者之风，总令我这个后辈心生敬佩。无论是公安工作还是文学创作陈镇江出道都很早，论资历与能力，他是一个可以摆摆老资格的前辈，但其性格刚正耿直，为人低调内敛，从不倚老卖老，夸夸其谈。只要谈及陈镇江，公安内外熟悉他的朋友均由衷赞叹：镇江，一个老实厚道人。江湖上曾广为流传陈镇江的一则逸闻，说是上世纪80年代其在市公安局机关食堂排队吃饭时，喝退过一位插队的副局长，让周围人瞠目结舌。我曾当面向他求证此事真伪，他笑着说，有其事，但江湖上的传说夸张了，那位副局长是位“三八式”老干部，是我十分尊敬的好领导，当时他只是到窗口前看看有啥菜，并没插队的意思，因我俩很熟悉，也就和他开个玩笑而已。那时的干群关系十分融洽，我希望现在能看到有更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在食堂一起用餐，有更多像当年那位副局长这样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领导，陈镇江若有所思地感叹道。对陈镇江当年的这一“壮举”，有人赞叹其“敢于直言是模子”，亦有人揶揄其“拎不清”。而我则看到了陈镇江心灵的纯净和透明，这样的人如今似乎也不多见了吧。2024年元旦这天，年逾八旬的陈镇江抚今追昔，挥笔写下一首小诗自勉：

人逢七十古为稀，而今八旬小阿弟。耄耋白发不伏枥，老来再学少年志。勤向案头勤执笔，不离不弃抒胸臆。新年新岁新开始，时不我待自奋蹄。

本文记叙的是“三陈”的一些“陈”年旧事。仁者寿。进入2024年，陈士镛95岁，陈世梁84岁，陈镇江80岁。鄙人不擅随便称呼他人为某老，但对“三陈”，我必须称“陈老”，这是对他们漫漫人生滋生的涵养、悠悠岁月沉淀的人品发自肺腑的尊称。纵观“三陈”的一生，他们始终低调做人、乐于助人、宽以待人。虽然岁月流逝，“三陈”渐老，但他们脸上洋溢着孩童般纯真的微笑，他们的晚霞依然璀璨。他们是永远的90后、80后。在此，我向“三陈”表示深深的敬意：你们，归来依旧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