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朱威烈先生获得了两个沉甸甸的奖项——中国译协“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他是一位精通阿拉伯语的专家，能用一口标准的阿拉伯语与阿拉伯学者谈论阿拉伯文明与中东局势，穆泰纳比、贾希兹、塔哈·侯赛因、阿卡德，甚至纳吉布·马哈福兹、尤素福·伊德里斯。

他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始终牢记恩师季羡林的“人生四要”——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作为自己为人、为事、为学的准则。

他一生在学，一生从教，也一生应考——应的是时代挑战、国家需求，紧跟国家发展和高等教育、科研发展的步伐，从一个小语种出发，开拓出中东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大天地。

朱威烈，1941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名誉所长，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科委综合研究学部委员，中国中东学会顾问，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顾问。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一句没听懂，讲的全是阿拉伯语”

上观新闻：1960年，您考入北大东语系。当时正逢建国初期，大批青年都以学好数理化建设祖国为志向。您当时怎么会选择学习小语种的？

朱威烈：其实，我考大学前对小语种一无所知。我家兄弟姐妹共有八个，都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我排行第五，四个姐姐哥哥先后进了清华、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我也喜欢数理化，满脑子想的也是学理工。

我原先在市北中学读书，有一个学期随大姐转学到杭州一中，没想到把肠胃搞出了问题，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又转回上海，进了第六十中学。毕业前，医务室老师告诉我：你有十二指肠溃疡，不能考第一类理工科，我一下子就懵了。

在中学里我追求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喜欢数理化，是高三年级四个班级的数学小组组长；文科也不错，作文比赛得过第一名；还爱好体育，是区中学生跳高冠军、区篮球赛冠军。除了理工科，我对很多专业都很感兴趣，但要在文史哲、政经法中选专业，一时还真难以定夺。

这时，校长召集“保考生”谈话，我和另外一名文科生被要求报考外语小语种。我们就按照校长建议填写了志愿表，他进了国际关系学院，我被北大东语系录取了。

上观新闻：当时的北大东语系是什么样的情形？

朱威烈：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新中国正大力开展亚非拉外交。北大东语系当时有许多中央各部委的委培生。

在迎新大会上，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在介绍各专业时说：“阿拉伯语很难，我也学过，现在都忘了，但国家对外交往很需要阿拉伯语专业的毕业生。”结果，我们150名本科生都在志愿中填报了阿语专业。我呢，还有点好胜心理：既然难，也想试试。

北大是1946年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是我们国家最早设立这一专业的高校。我入学时全班30名学生，其中2名留学生，13名中央单位委托培养生，15名本科生，是当时北大阿拉伯语教学史上最大的一个班。

北大的业务考核较严格，学习成绩跟不上的本科生就留级、换专业或转系，委培生则退回原单位。到毕业时，全班仅剩18人（2名出国留学）。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再次率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新华社图）

上观新闻：您当时是怎么克服阿拉伯语的“难”的？

朱威烈：毛主席说过，学外语要下苦功夫，确实是这样。面对阿拉伯语，我就是一张白纸，除了死记硬背没有其他方法。那时，同宿舍的同学常讲：“朱威烈，你昨天晚上讲梦话了。”我问：“我讲什么啦？”他说：“没听懂，你讲的全是阿语。”

大学五年，一到三年级相当于基础阶段，除了发奋努力、勤学苦练，还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学外语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要记、要背。有的学生听说都可以，那读写呢？能看原版书吗？能记得住、看得懂、写得出、写得好吗？不能光靠理解，临时查字典，还是得要努力，至少做到胸有点墨。

他们对我的影响深远绵长

上观新闻：在北大，您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哪几位？

朱威烈：当时东语系有三大教授“坐镇”。季羡林先生是一级教授，他给我们上课，东方文学史里的印度文学部分是他上的。另外，马坚先生是二级教授，金克木先生是三级教授。

对我有终身影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马坚先生，他是中国高校阿语专业奠基人，20世纪30年代就将《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并将《古兰经》《伊斯兰哲学》和《阿拉伯通史》等典籍译为汉语，是中阿文明交流先驱者，也是第一个阿拉伯埃及宗教代表团访华，为毛主席担任翻译的大学者。

马坚先生纪念文集《一生坚实》

另一位是刘麟瑞教授。他在万隆会议期间是周总理与埃及纳赛尔总统会谈的翻译，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选集》汉译阿的定稿人。他们都是谦谦君子，学高身正，不喜张扬，诚信正直，淡泊名利，处世为人和道德操守均堪称典范，对我的影响深远绵长。

刘麟瑞先生传记

季羡林先生作为系主任，非常关爱学生。我在校期间曾受到牵连，是季主任尽力帮我说话，助我“过关”的。1965年，我已确定留校当助教。季老曾问我：将来准备搞什么？我说，教研室里教语言的老师多，搞文学的少，我想搞文学。季老说：好，定下来先干几年，将来也出国去进修一下。

当时，我只觉得前途一片玫瑰色。但没想到，不多时一纸调令下来，我被高教部外语司调派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上外1963年被高教部确定为直属重点院校，当时确实急需充实师资。

更没料到的是，整个国家很快进入了特殊时期。

上观新闻：“文革”荒废了很多人的专业技能，您到上外后情况是怎样的？

朱威烈：我那时被说成是“只专不红”“白专典型”，只能“靠边站”。不过，我算有“一技之长”，业务上还可用，常会被派去接待访沪的阿拉伯代表团当翻译，其中贸易团居多，也有议会团、工会团、巴勒斯坦党派团等。

1969年起，为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被遴选到上海电影译制厂为《南京长江大桥》《熊猫》《白毛女》等影片翻译和配音，还翻译过北京外文社的连环画《江防图》。1976年，系里派人去广交会当翻译，让我“开头炮”，接触到了科威特、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许多国家的客商。这些翻译实践活动，让我在令人窒息的高压政治氛围中得以稍喘，继续接触业务，对于扩大视野、锻炼提高口笔译能力都颇有裨益。

上观新闻：看来，即使在封闭的年代，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交流需要、沟通需要。

朱威烈：是的。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国家封闭已久，需要了解国外情况，因此，中央下达任务，组织专业人员翻译不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史地著作。上海承担的部分是翻译非洲区域国别史，一本阿拉伯文著作《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分配给了我翻译。

这是我第一次从事学术著作翻译工作。原著虽算不上经典著作，但涉及的内容却大多引自最负盛名的阿拉伯鸿篇巨制，里面的人物、事件、史地和社会宗教等专有名词，都很陌生，书后列出的参考书目，我也从不曾在上外资料室、北大东语系资料室或其他图书馆里见过。因此，我只能反复研读、到处查询。阿文参考书目中的难译书名，自己译出后总感到不太放心，便写信向北大刘麟瑞教授请教。

当时，系里政治学习、下乡下厂任务很多。我在参加学习劳动之余翻译这本历史著作，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此后又参与翻译了苏丹、埃及的地理著作，对我来说增加了不少史地知识，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

打开一扇了解阿拉伯的窗户

上观新闻：1978年，您被公派前往埃及开罗大学进修。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教师，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朱威烈：当时，国家教委下达了遴选出国进修教师的规定，方法是全国统考，三取一。上外通过了阿语、法语各2名教师，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出国进修的教师。来到埃及后，发现不少中国留学生喜欢聚在一起聊天，讨论哪里买东西便宜，真去认真听课的并不多。

出国前，上外王季愚院长曾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求我到国外也留心看看人家的大学是怎么办的，包括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情况。我出国期间，对开罗大学的教授讲课特点和学位制运作都很关注，一是很钦佩他们的教授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风格；二是很欣赏他们学位制的严谨和规范。正因为此，1980年初，《人民日报》在开罗设分站，邢象超首席记者到任后告诉我，说国内正在推动学位制建设，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我随即撰写《记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除了听课、与教授作家谈话、和使馆人员接触交流，大部分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我不是在翻译小说，或读书读报、写点小文章，就是去图书馆、书店寻找有价值的书籍。1980年回国时，我没有带回电视机和冰箱等“四大件”，而是带回来了60公斤重的一箱阿拉伯文书籍。

上观新闻：回国后您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

朱威烈：上外阿语当时是教师多，学生少。我蒙王季愚院长器重，被任命为《阿拉伯世界》主编，担任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主任。该刊原是油印本，我的任务是使之规范化，成为正式出版的期刊，为阿拉伯语专业师生和国内关心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知识的读者提供一个学术园地。

我接手后，先是编了6期胶印本，作为内部交流的试刊。1982年，获教育部正式批准公开发行。2006年，为加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东研究所的建设，我们将它办成学术期刊，改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

我办刊30多年，接触上千万字稿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迫使我不得不去寻索阅读，查资料核对，有点像是在走杂家之路。不过，这对我接受并确立新时期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帮助很大。

从《阿拉伯世界》到《阿拉伯世界研究》。（曹静摄）

上观新闻：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中，您也是一名活跃的译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阿拉伯文学的窗户。您选择翻译的小说主要出于什么样的标准？

朱威烈：我大学毕业时就想从事阿拉伯文学教学和翻译，译小说也是自己的志趣所在。

我选择文学作品一般有两个取向，一是内容带点哲理，深刻隽永，比如纪伯伦的作品。从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看，纪伯伦的著作一直备受阿拉伯文坛和世界文学界推崇。翻译20世纪阿拉伯文学，埃及作品自然是重点，但若少了黎巴嫩纪伯伦的著作，就缺失公允和平衡了。

二是以时代大变迁为背景的小说，我一向比较喜欢。引进这样的文学作品有助于读者了解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文化。

我先后翻译过埃及优素福·西巴伊、黎巴嫩努埃曼等作家的长短篇小说，还为《译林》杂志主编了一期《阿拉伯文学专辑》。在这本专辑里，我撰写了《漫话埃及现代小说》一文作为前言，并收录了自己上世纪70年代就已译就的《卡尔纳克咖啡馆》。那是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他是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的小说反映的是普通的埃及人，从中能看到对埃及人的社会生活、传统习俗和思想发展的美好描述，看似很乡土很真实，其实已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高水平。

1988年，纳吉布·马哈福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荣获该奖的阿拉伯文学家。第二年5月，我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访问作讲座，当地记者要走了我的讲稿在报上发表，用的题目就是《朱威烈教授说：我们了解纳吉布的价值，早在他获诺奖之前》。

自己培养几个“小菩萨”

上观新闻：1984年，上外阿拉伯语专业独立建系，您也走上了管理岗位。从一个小专业到独立的系，最急需发展的是什么？

朱威烈：1981年，学位制开始建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于1983、1984年开始公布具有外语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这就明确为高校学科建设制定了规则，搭建了台阶。

1984年，上外阿拉伯语专业从日阿语系脱离出来，独立建系。把一个专业建成为一个学科，我感觉到，师资队伍、学位与学科建设是当时的核心工作。其中，师资队伍是关键，是申报学位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基础性条件。

那时，国内设有阿拉伯语本科教学点的高校仅有7所，在职教授仅北外纳忠先生一人，副教授也极少。为此，我在请示当时的胡孟浩院长同意后专程赴北大，想聘请刚退休不久的刘麟瑞先生南下坐镇，结果刘先生由于客观原因没能成行。

我告别刘先生后，在校园里邂逅季羡林先生，他当时任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胡孟浩院长是副会长。季老问我：“怎么到北大来了？”我答：“上外缺菩萨，胡院长同意我来搬菩萨”，并讲述了刘先生的情况。季老说：“回去给胡孟浩院长带句话：没有大菩萨，就自己培养几个小菩萨，积以时日，小菩萨不就成为中菩萨、大菩萨了吗？”

我回校后向胡院长作了汇报，他深以为然。上外很快制定了学术梯队建设计划，于1985年开始推行。

季羡林先生1996年在书房。（新华社图）

上观新闻：自力更生，自己培养。

朱威烈：是的。梯队建设是季老强调“自己培养”理念的实施路径，它从制度上保障并积极有效地推动了校内的师资队伍发展。不久后，阿拉伯语系第一次评出了自己的3位副教授，于1987年建成了硕士点；1988年，我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90年代末，上外又建成了阿拉伯语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进入新世纪，上外阿语两次（2001年、2007年）被评为上海市重点学科，2007年11月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上观新闻：在学科建设上，您始终秉持“小学科大内涵”的理念，拓展与阿拉伯语相关的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这一理念从何而来？

朱威烈：我从北大到上外，一直很不适应外语高校那种特有的学术氛围——除了外语的听说读写基本功训练，外国文学都很少谈及，遑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早在1981年，王季愚院长就率先提出：外语院校如果都只是外语专业，容易造成学生知识面过窄，学术思想不活跃，不少课程或研究课题因师资缺乏而难以开设开展，也不便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因此，她建议有条件的外语学院要办成大学，适当扩大规模，增设一些人文学科的其他专业或系。她的这一想法，代表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教师的心声，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规律。

我始终想强调的是：光靠外语很难从事研究，学科建设要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我们的学科建设还得跟着形势走——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为适应国内外学界和媒体的需要，就应把关注点延伸到中东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方向。1996年，受戴炜栋校长委托，由我牵头整合校内科研机构组建起了上外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申报省部级以上课题，规范国际关系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建设发展，并以阿语博士点为基础创建中东研究所，于2000年底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亲自倡议建立、并亲自批示由外交部、教育部和上海市领导，由上外承办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十分有幸，出任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理事。

我在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就是在推动学科发展、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工作这三个阶段和三个方面。

2008年，朱威烈教授获得“海湾合作委员会奖”。该奖由海湾合作委员会设立，旨在促进阿拉伯和中东问题研究，朱威烈教授为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中国学者。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上观新闻：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国际形势、国家外交紧密相连。它的重要性和意义体现在哪儿？

朱威烈：关于阿拉伯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阿拉伯世界是发展中国家重要成员，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时倡议成立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表明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视野关注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愿意从治国理政、文明互学互鉴和改革发展等方面与阿方开展交流合作，立意非常高远。

上观新闻：这次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给您的评语是“倡建中国特色中东学、构建中国中东研究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国自主知识的阿拉伯学和中东区域国别学，以及深入推进中阿文化合作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突出贡献”。“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新名词，该如何理解？

朱威烈：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我深感庆幸的是，自己涉猎钻研数十年的阿拉伯、中东研究能独立出来，归属到这个一级学科名下。

要知道，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和实力设立区域国别学的。区域国别学的建设，是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新兴大国的标志之一。从历史上看，区域国别学的缘起是欧洲的东方学。17、18世纪开始，欧洲国家派遣人员到亚洲开展田野调查和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那是为欧洲殖民主义、欧洲中心论服务的。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展的区域学，是为美国的霸权、美国的例外论、优先论服务。我们今天设立的区域国别学，则是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

欧美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参考的，但中国设立区域国别学的宗旨、指导理念、关注内容以及要达到的目标和成效等，跟他们有本质区别。我们要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2002年4月7日，第四次中国－阿拉伯对话在开罗举行。图为对话代表团成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中右）在发表演讲。（新华社图）

上观新闻：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区域国别学学者？

朱威烈：英语中的Arabist即“阿拉伯通”，定义是“熟谙一切与阿拉伯人及其地区，或阿拉伯语言与文学的权威专家”。但现在，仅靠懂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人工智能出现后，语言已不再是一个关卡。那么，有关的知识和学问该通过哪些课程和教材汲取呢？要想全面了解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地区，包括有关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社会，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涉及国情的各方面，是十分困难的，但我们总得起步，着手去做吧。

阿拉伯国家一共22个，中国能出几个埃及通、叙利亚通……我们还缺乏这样的专家通才，但作为世界大国我们有责任培养大批这样的人才。

这一次，我算是代表区域国别学第一个拿到学术贡献奖的学者，内心是很高兴很欣慰的，希望它标志的是我们已经在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了。

上观新闻：那么，今天的高校又该培养怎样的外语人才？

朱威烈：国家发展到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外语教育必须要迅速跟上来，人才培养也要跟上来，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文科人才。

中国成为世界级大国，依然需要翻译人才，但更需要能在不同文明之间搭建桥梁、从事平等交流互鉴的人才，需要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把“中国故事”讲好的人才，需要一批活跃在国际各种平台、机构和组织中，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国际形象，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