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职业，总是能让人获得许多新的经历。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当我们奔赴洪灾地震的现场、追寻事件的真相、关切普通人的境遇，我们也在不经意间收获了许多“人生第一次”。个人的经历就这样神奇地镶嵌进新闻的脉络，回头看，有时莞尔，有时唏嘘，成为记录时代的个人注脚。

我们搜集了一些原点栏目记者关于新闻的“人生第一次”，讲一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王倩：第一次睡车里经历地震

车子左右摇晃，躺在副驾驶位打盹的我直接惊醒。应该是又地震了。按亮手机屏幕，12月21日4点02分。坐起后，我注意到，停在对面车头挂着“抗震救灾”横幅的卡车，驾驶室里的司机也正左右张望。没一会儿，果然等到了“余震”的新闻弹窗。

21日凌晨余震发生后，在车内拍摄的照片。

两个多小时后，一辆辆大型救援车辆密集碾过881县道，它们的目的地是前方不远处草滩村的3、4、5号救援点位。

距离甘肃积石山地震震中20公里外的草滩村，位于青海省的“东大门”民和县，是青海震区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地震灾难现场。这里不仅遭受地震灾害，还受到罕见次生灾害的双重打击。地震引发的泥流，造成草滩、金田两村多户房屋被冲毁、掩埋，多名村民失联。

23日9点，草滩村临时安置点正在发早饭。

21日一早，驻扎草滩村美一小学安置点的民和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生白雪告诉我，凌晨余震发生后，住教学楼的村民慌忙逃离的过程中，一位17岁少年摔倒昏迷，因为后脑勺着地，在简单急救后被转运至县城医院。在安置点内，我还见到了另一位脚缠绷带的老人，村医介绍，老人也是在余震发生后逃跑时崴脚受伤。这天上午，跟随医生摸排安置点慢性病病人情况时，我们遇到了几位包着头巾、戴着口罩的中年妇女，正抬着行军床从教学楼二楼下来，她们要离开这栋建筑，去寻找能安身的帐篷。 

地震带给草滩村村民们的阴影尚未散去。

当晚9点多，医疗帐篷里，村医祁三英说起，因为最近的几次余震都在4点左右发生，他准备熬到4点以后再睡觉。见到那位从泥流袭击中幸运逃生的“60后”阿姨时，她面无表情，眼神有些空洞。地震发生后，她穿着毛衣、秋裤，披着一条毛毯和丈夫慌忙冲出家门，之后便再也回不去了。几天来，她每晚最多只能睡一两个小时，“有人大声说话，我也害怕。”工程车经过引起的地面震动，都让她胆战心惊。村民刘得兰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已经连续几天凌晨2点才能睡着。

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一位参加此次心理援助的医生对我提起，地震引起的警觉性增高、闪回、焦虑、夜间眠差等状况，“大家基本都有，只是轻与重的问题”。在24日的统计中，美一小学安置点内有17位村民接受药物干预，其中大部分是中老年女性。灾后，心理救援工作不容忽视。

在草滩村的几日，我也见证了临时安置点的逐步完善：蓝色的救灾帐篷越搭越多，每个帐篷被贴上了编号；医疗救治点的帐篷在被煤炉烟囱烧出一个洞后，安置点内所有帐篷在烟囱和帐篷的衔接处都紧急缠上一层不燃性隔热材料；消防战士在各人员密集处绑了扩音喇叭，循环播放防火宣传；学校后院，方便面、矿泉水、棉被、炉子等物资堆成了“小山”。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以及民和职业技术学校师生各自支起的灶前，村民们每天可以吃上三顿热乎饭；医疗救治点的药品越来越齐全，医生们还在现场熬制中药，给大家送上预防流感的汤药；安置点装上了免费WiFi……

24日离开草滩村前，另一位村医祁文武告诉我，距离美一小学安置点几百米外，搭建好了100间板房，已经有受灾较重的村民陆续入住。正值凛冬，草滩村最低气温常在零下十几度，重建家园仍需时间，但让村民安全、温暖过冬刻不容缓。

村民来到草滩村安置点的医疗救治点免费领取药品。

杨书源：第一次被自己写的新闻“精神反哺”

外卖骑手向建军在吃饭。 杨书源 摄

12月21日，“上海发布”公众号，推出了一则内容《天寒地冻，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员一旦发生事故，如何享受待遇？》。这距离我和实习生陈书灵采写的稿件《当一个外卖骑手摔倒在冬夜的马路上》仅过去了一天。

稿件中，我们最想要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官方回应。这是一个记者的心动时刻，也是对新闻生产者的“精神回馈”。

我一直关注外卖从业者的生存状态。今年夏天我写了一篇讲述骑手如何对抗外卖系统，为自己争取权益的稿件，也引起了一些社会反响。当时，我发现了“新职伤”保险在骑手中知晓率很低，就有了继续追踪下去的想法。但当时我还有些困顿：我似乎就是在记录骑手们的群体遭遇，稿件真的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改变吗？

在我们介入向建军的案例时，他对救助流程也是模糊的：不知道该向谁求助，甚至出于惯性在第一时间选择了“放弃治疗”。而且，相似的疑问可能还存在于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职业群体。

我原本以外，记者能做的，就是把“问号”抛出来，让人们了解真实的情况。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两天就像是炸开了锅一样。媒体同行纷纷来找我询问这条新闻线索，打算迅速跟进；平台的态度也改变了——最初采访时，外卖平台的工作人员讳莫如深：“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好，也不需要扩大报道”，但是现在，平台也愿意公开说说自己从中协调的难处了。

这些诉苦、疑问的“不同声音”，让这件事似乎进入了另一个真相丛林，却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只有来自不同立场方的真实声音开始碰撞，很多问题才能被解决。而我们的稿件，正是这样的催化剂，让他们彼此“听见”。

就在2023年底，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追寻答案的主动权，一直记者自己手中。抛开那些无奈和胆怯，原来我能够做到的不仅是“忠实记录”，还有“尽力抵达”。

雷册渊：第一次，我闻到了被污水泡过的书的恶臭

今年七八月之交，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华北部分地区发生极端性强降雨和洪涝灾害，我和同事杨书源第一时间奔赴受灾最严重的北京、河北一带。

关于这场洪灾，最早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群体性关注的，是位于涿州的图书仓库被淹的消息。当时，各大媒体和博主都在关注此事，我们到了北京以后也试图赶往第一现场。然而，北京通往涿州的高速公路已经封闭，公共交通也已中断。我们好不容易在房山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大叔见我们是记者，同意冒险违规一次，跨省运营，带我们去涿州。他熟悉当地道路，带着我们左突右冲，连续尝试了好几条路，都被大水拦在半路。我们只得返回北京。

做完北京的报道，我试着联系此前电话采访的涿州书商，得知有条小路的水已经退至可以行车，就赶紧打了车往涿州赶。车开到涿州三中再难前进，一位书商又派人开了底盘较高的越野车来接我。中途有一段路，水没过了车轮，随着车辆前行，马路上的水波一层层荡开，真是“开车像开船”。

“他们都是打电话，你是第一个进来的记者。”一位书商说。物流园的视频已传遍全网，却没想到我是第一位进入西南物流园实地采访的记者。寻着信号，我向后方同事发回了视频和图文信息。

之后，我们在北京、河北连续采访了8天，离京前，我总觉得有事没有完成，细细想来，是还挂念涿州的那些书和人，便再次驱车赶往西南物流园。

在那里我见到了今生难忘的场景：洪水终于退去，留下一片狼藉。货架之间的通道被冲垮的图书堵住，图书散落在四处。水泡过后的书页被外层的塑封膜束缚，胀成了一本本“胖书”，形状酷似超市里来不及上架的膨化食品。工人们忙着把每本书的水分压干，码放在木架上，再用叉车成批运走，堆在院子里，让人难以想象它们原来的样子，比如它的书页、它的装帧、它的内容……

高温蒸腾下，这些被污水泡过的图书散发出阵阵恶臭。我从小就喜欢书的油墨香，印象里，那种味道代表着知识、历史和智慧结晶。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被洪水泡过的图书是这样的味道。时至今日，看到当时拍摄的照片我还能记起那种臭味，让人心惊又心痛。

三年疫情，出版业和实体书店遭受重创。一场大水，又淹了大半仓库。一些图书企业损失码洋百万元以上，一些达到了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影响不止于此，有出版业内人士告诉我，这场洪灾真正的影响要春节之后才会显现。

高温下，被洪水泡过的书堆在院子里，散发出阵阵恶臭，让人心惊又心痛。

张凌云：第一次采访聋人

9月，在重庆，我见到了谭婷。3年前，她成为第一个通过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的聋人。3年过去，我想知道在没能出庭的日子里，她都在做些什么？

采访前，有一个从四川赶来的聋人推着箱子一大早找来律所，她在网上看到了谭婷的普法视频，点名要来找她咨询。我在一旁看着她们比划着手语，第一次围观了一场聋人与聋人间无声的法律咨询，也是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聋人群体想要解决法律问题的难。

一个多小时里，我看不懂手语，只能从咨询人的表情中读出她的苦恼、焦急和愤怒。对面的谭婷仔细地看着递过来的每一份材料，反复跟对方确认。随后的采访，也一直被时不时找谭婷的视频咨询打断。

后来谭婷告诉我，因为很多聋人的法律意识接近于空白，甚至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加上各地手语“方言”的影响，仅仅只是为了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就已经需要花费她很大的力气。

采访谭婷的全过程，我特意放慢语速，放大声音，为的是让她手机里的语音识别软件能正确识别我的问题。谭婷同样用缓慢而用力的声音回应我，尽管有时发音不够准确，但已经足够顺畅清晰。难以想象达到这种程度，作为听障人士，谭婷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她告诉我，重新开始学习说话，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向听人同事转述聋人当事人的话，也为了在普法视频里，让更多人了解聋人群体。

谭婷当然也曾为不能上庭而苦恼，但她的师父、“中国手语律师第一人”唐帅告诉他，她需要做的，是聋人群体和听人间的那个桥梁，通过普法帮助全国范围内更多的聋人群体知法、懂法、守法，是比上庭更重要的事。

不经意间，我也做了一次桥梁。

朱雅文：人生第一次出差住帐篷

2023年，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第一次”。1月8日，《70岁上海阿姨的36万里路》上线，这是我特稿记者生涯中的第一篇。

采访张瀛的过程，是一场持久战。在社交平台上不知被搬运了多少遍的视频和上千条评论中，我找到了她曾经的老同事。

联系采访时，张瀛在贵州。两周，我每天晚上像谈恋爱一样和她打电话，拉近关系，我提出想去找她，被拒绝。

软磨硬泡后，人生第一次出差，从上海虹桥飞到兴义万峰林。张瀛的房车很小，睡不下两个人，她建议我住旅馆。但我觉得，只有与她同吃同住同生活，才能采访到最真实的素材。最后只能睡帐篷，这是她平时用来祭祖的。

张瀛把车开到哪儿，我的帐篷就搭到哪儿。县城的停车场或是山里的空旷地。睡了整整一周的帐篷。有一天夜里，山里风大，帐篷被吹跑了，捡回来绑上石头继续睡。洗澡就再支一个帐篷，躲里面擦身，头是一周都没有洗。有一次，车停在X646县道旁，我刚擦身一半，一辆大货车闪着大灯从帐篷旁驶过，瞬间感到一阵尴尬。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采访体验。我能感受到，张瀛对我一开始有些戒备，觉得我无法理解她的选择。吃饭时、洗澡时、睡觉时，她反复和我说“不知道你能不能习惯”，但当我真的证明给她看“我可以”时，我发现那层隔阂在逐渐消失，我打开了这位看似自由女性的孤独一面。

我愿称之为，成为特稿记者的“第一课”。如何真正打开并走入采访对象的内心，看到最真实的人，最实用的办法就是“真诚”。这是对受访者，也是对记者这份职业的尊重。

冯蕊：第一次“蹲点抓人”

11月末的凌晨五点，广东潮州街头。

我蜷在一辆红色轿车里，往下缩了缩，以防把身体暴露在车窗外。“拿草帽遮一遮！”旁边说道。

此时叮嘱我的是采访对象，护鸟人士小邹。我俩想抓到一家水果店卖野生鸟类的证据。这正是我第一次“蹲点抓人”。

两小时过去后，我们总算等到了蛛丝马迹。店主端着两个箩筐从车窗前走过，里面露出了一只小鸟的脑袋。我和小邹打算兵分两路：他把车开到五百米外的超市报警，我去店门外盯一盯，防止店主转移小鸟。

我假装是闲逛的市民，在附近的生鲜市场买了一袋蔬菜提在手上，在店门外晃悠。当时提前恶补了一点潮汕口音，当店主有些疑惑的时候，我冒充顾客问了一句：“水果怎么买？”

早上8时，小邹拨打了110。半小时后，派出所和森林公安就到了现场，当场控制了贩卖野生鸟类的店主。当时公安误以为我和店主一伙，还问了一句：“为什么抓鸟？”我无奈解释，“我是举报的！”

为了抓到捕鸟者，我俩不只蹲了一回点，另一回是在汕头的莲藕塘里。

去莲藕塘的路上有大约两三米长的芦苇丛，齐腰高度。我只得脱掉鞋，穿上小邹的雨靴，背上相机。

这条路走了我们整整二十几分钟。芦苇在我的衣服上留下了一个个“小刺儿”，脚底有杂草，一不留神就会绊倒。可惜的是，一番折腾后，我们没有抓到捕鸟的现行，只有一张鸟网，倒挂着几只不幸撞网的候鸟。

出来后，我整个人变成了毛草堆，身上的刺怎么也拔不干净。看了眼小邹，他早已习以为常。

回来后我写了《追查捕鸟者》，回想两天的蹲守经历仍觉得有些新奇，记者职业吸引我的地方大概就在于此：怪折腾的，但也怪有意思的。

莲藕塘前“更新装备”。

李楚悦：第一次和采访对象喝酒

7月，我在东北跑一场突发。那是一场关于孩子们的意外事件。

为了还原事情的经过，我和同事们四处找人，在学校门口蹲点，跑遍邻市大医院的ICU病区，依然没有太多收获。最终，实习生无意间在网络上的留言获得回应。

那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女儿在那场事故发生的学校读书，和遇难的孩子们是同学。事故发生后，做建筑工人的他和几个工友去现场义务救援，“在废墟里扒了一夜”。

起初，大哥对媒体并不信任，百般推辞，实习生跟他聊了几句，再想采访就变得很困难。发信息、打电话、甚至去他家里守着都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记者”，给他看记者证也没用。

在他家采访的时候，大哥的女儿无意间提起，“他吃饭喝酒的时候刷抖音看到的消息”。建筑工人平时下了工喜欢聚着喝点酒聊聊天。这样氛围更适合采访。我灵光乍现，给大哥发了条信息，邀请他一起“喝点儿”，并嘱咐他叫上参与救人的几个大哥一起。这一次，大哥同意了。

在那天的饭桌上，在啤酒瓶反复举起放下的间隙，大哥非常敞亮地说了不少，我们终于得知那天现场的详细情况，救援经过，甚至看见了一个父亲的眼泪。

出差采访，请采访对象吃饭是常有的事。但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喝酒。我不太记得那天到底喝了多少，但我肯定没醉，毕竟回酒店后我还是按时交了稿。

沃佳：第一次在村口拦三轮车

与我们乘坐的三轮车相似的车辆，零星停靠在巴集乡各处。

和实习生W从魏冢村出来时，才发现这里根本打不到车。无论用什么打车软件，无论加多少钱调度，都无济于事。W的脚受了伤，又不能一了百了徒步4小时走回去。我们在手机上开了3种软件，等得满面尘灰烟火色，嗓子好像铁板烧上被割开的肉一样疼。时间在沉默中流动，推土车在附近隆隆作响。

当天，我们在魏冢村完成了“老太捡花生被卷入旋耕机”的采访，本打算回旅店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不想，却被困在了村口。村里的青年大多进城务工，年事已高的老人平日在村中耕田、捡农作物，偶尔用三轮车拉着杂货，从村口驶出。我提议，“要不干脆拦个三轮车出去再说？”

于是，W继续打车，我拦住途经所有具备储物空间的三轮车，请求他们载我们一程。半小时后，一名老大爷答应把我们拉去巴集乡的公交车站。于是，我们解锁了出差过程中的新交通工具——敞篷三轮车。翻身上车，三轮齐驱，车顶的挡风棚有效保护了我们摇摇欲坠的头部。

都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诚不我欺。踏入生命的旷野，哪有那么多轨道交通？抵达巴集乡时，公交车已经停运了，附近依旧打不到车。临近傍晚，三轮车纷纷回乡，没有人愿意再次外出。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存在本身即是被抛弃在具体的现实境域中。此刻，我们被抛入了“条条大路不通罗马”的人生旷野中。巴集乡的店铺逐渐收摊。卷帘门内，是各家人点亮的灯光与升腾的烟火气；冬夜的路上，则是道阻且长，不知所终。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终于从15公里范围内调度到了一辆计程车。车来了，这一次是四轮，在生命的旷野里给我们制造了点儿轨道。

郑子愚：第一次去寻找一个“没那么有意义”的真相

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我一直认为，如果真相背后没什么社会意义，就没有去找的必要。

今年9月以来，上海、济南、武汉等地相继出现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消息。其中，济南的不明飞行物事件有些蹊跷。从9月1日至6日，济南七星天文台的天文相机记录下3起不明飞行物的影像。这些影响引发网友们的好奇，也引发了一次网络上的狂欢。有人嘲笑天文馆负责人的无知，也有人笃定他在博眼球、也有人嬉闹着要找到外星人……

我联系到新闻事件的主人公济南七星天文台负责人卢寅兴，并到了他所在的济南，和他聊了聊UFO。某一个瞬间，我甚至预设，他就是在博流量。

采访过程中，我向卢寅兴袒露了我从小对UFO的好奇。随着长大，年少时的好奇被知识击碎了。所有的神秘都可以用科学知识来解释，放到UFO上无非就是大气现象、人工飞行器、鸟虫蚁兽这类罢了。

“是的，可我就想知道，那是什么。”卢寅兴淡淡回了一句。原来，他清楚地知道，这事儿和外星人无关，记录下来的影像大抵只和器械、算法有关，而如果影像记录的是鸟兽，那更是无从查起。可求知欲，促使着他“逆”着大众科学之名，去寻找一个可能没什么意义的答案。

我转变了采访思路，试图去还原一个对真相有执念的人，而不去论他的对与错。我跟着他用无人机搜山，也坐着车走访山腰的村庄，听他和建模专家分析轨道，虽然结局是无果。

年少时因一个好奇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冲动早已离我远去，追问有时还会收到一句：“这不重要。”但或许，我们渐渐忘了，寻找的过程和意义有时超越了真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