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雀鹰死了，头颅被砍下，凶杀地点在它迁徙途中。

岳桦的内心难以平静。十天里，他目睹了许多相似的“惨案”。

每年秋季，数以万计的候鸟由北向南迁徙，为了生存。山间，人类用竹竿架起大网，源于经济利益。不幸撞网的候鸟流向市场，成为盘中餐、笼中宠物。一位森林公安说，“几百个网下去，一晚上的收入有将近三万元。”

研究显示，2014年至2020年间，国内9256条涉及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的法律文书中，65%的捕获物为鸟类，其中近50%是濒危物种。

岳桦等护鸟人士表示，随着法律的修订、反盗猎行动的开展，鸟类的非法狩猎已有所遏制，但今年以来，多地的捕鸟现象仍屡禁不止。

他们想揪出更多的捕鸟者，追查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022年，办理野生动物案件有了新的司法解释，以涉案动物的价值总和作为是否刑事立案的依据，未达到标准一律执行行政处罚。由此，公安和林业的衔接、鉴定与价值的计算，让执法陷入僵局。

事实上，司法解释的变化源于“平衡”争议：究竟是保护野生动物，还是维护人的权利？

11月24日，潮汕地区，一只候鸟死于网上。冯蕊 摄

惨案

10月13日，海岛的秋风中回荡着鸟鸣。此刻，护鸟人士岳桦却为这曲交响忧心。

在他面前，一只雀鹰的头部已被肢解，剩下翅膀、尾巴。

各种猛禽的尸体散落在山间，身首异处。地面上的新鲜血迹、一些尸体的鲜红肉身，显示这桩“惨案”应该发生在当天。

岳桦环顾四周，树桩上固定着大网，几只候鸟正在网上挣扎。

这些网的两端用木头支起，网眼大小不一，针对不同鸟类的体型制定，大的约有四指宽度；网线细密，在阳光下才能看清。

鸟网较小的，网眼是3cm*3cm。

“捕鸟用的一般是粘网，每隔一段都有一条粗线。”岳桦表示，这样一来，网面撞到飞鸟后往下坠落，形成一个网兜，把鸟罩住。撞网后的鸟会出现应激反应，用爪子或者嘴巴去抓住网线，越抓，缠得也就越紧。

挣扎的过程中，鸟网容易套住鸟的脖子，导致窒息。若是烈日当空，没过多久，一些撞网的鸟就会失水而亡。

他解释，猫头鹰、雀鹰在市场上并不紧俏，因此它们的头被砍下来，肉身能冒充更珍贵的猛禽；另一些完整的雀鹰可以拴在鸟网上当作诱饵，一旦苍鹰、游隼等猛禽捕食，便能落入网中。

一些被残余的翅膀。受访者供图

岳桦垂下眼眸。他回忆，曾经，非法捕鸟在全国是普遍现象。

根据前中山大学博士梁丹的一项研究，2014年至2020年间，9256条法律文书显示，非法狩猎现象分布在国内319个市一级城市。鸟类是最常见的狩猎物，六年三个月间被捕获数量超过205万只，这仅是被立案查处的数字。

岳桦说，2012年后，随着一轮轮反盗猎整治行动的开展，“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不过，今年9月，候鸟开始迁飞，护鸟人士仍收到不少捕鸟的举报线索，地点遍布山东、安徽、湖南、广东等多省，不少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人们口中的“千年鸟道”。

山上的惨象令保护者难以平静。 受访者供图

一只猛禽倒挂在网上。 受访者供图

岳桦感慨，经济利益是诱人的。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鹰猎文化历史悠久：买回去的苍鹰驯养后用以捕猎幼鸟，越雄壮的鹰捕猎能力越强。一只两斤二两以上的苍鹰，能卖3000元到5000元不等。重量每增加一两，价格增长约1000元。

其他被捕的鸟类，则被当作野味和笼养宠物。非猛禽的蜡嘴雀歌喉动听，一只能卖100元，有时能溢价到几百元、甚至一两千元。

但他发现，一些捕鸟行为的违法成本在下降。

10月26日，岳桦向当地公安报案，得到反馈：立案6起，抓捕3人，其中两人取保候审；鸟类解救6只活体，查获3只尸体。“一个山头上都不止这些数量。估计够不上刑事案件。”

巡查以来，“很多护鸟人士的举报不被重视。”岳桦说道，一些举报等来了抓捕，最后以搁置或行政处罚了事。

他叹息，非法捕鸟的现象背后，有执法落实不了的难题。

小鸟被带回住处疗伤。受访者供图

谁的事儿

“捕鸟有一条产业链，特别成熟。”岳桦说，过去的十年里，护鸟人士们调查发现，一些鸟获被送往当地的餐馆、集市、养殖场，另一些则通过货车跨省运输。“7个卡车，装的全部是鸟。”一位护鸟人士回忆。

沿着产业链一路向下，另一条巡查线上也有了“动静”。

11月24日7时，广东省潮汕地区某县城，护鸟人士周延丰已经蹲守两天。

他眼见，一位生鲜店主端着两个箩筐，左右张望走进店内。箩筐的缝隙里，钻出一个小鸟脑袋。

“八九不离十，（卖鸟）没跑了。”他雄心勃勃，“这次一定得立个案！”

8时05分，他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

26分钟后，县城的森林公安抵达现场，在店内搜出9只活鸟，1只疑似国家保护动物，又在冰箱里翻出了3只小鸟的尸体。

店内的交易记录。

被搜出的活鸟。

证据就在眼前，森林公安傅军却犯了难。

他说，去年4月起，办理野生动物刑事案件有了新的司法解释（《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12号）。旧的司法解释从“行为犯”的角度考虑，没有设定入罪门槛。尽管《刑法》中有“情节较轻”的认定标准，但在实践中，只要发现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比如国家保护动物，无论数量、价值多少，基本都构成犯罪，“一只就能入刑”。

但新的司法解释统一以涉案动物的“价值”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无论是否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动物制品的价值总和要达到2万元，才能予以立案。

“如果没有达到立案标准，公安部门就不能介入，只能让林业局实施行政处罚。达到了标准，公安就会抓捕，检察院起诉，法院会判决。”傅军说，具体鸟获的品种、价值总和多少，按照惯例由林业局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判断是刑事还是行政案件，再决定移交给哪个部门处理。

另一位森林公安表示，原来森林公安和林草部门属于同个系统和单位，2019年机构改革后分开，分管刑事和行政案件，职能有重叠的部分。

此前岳桦提到，护鸟人士没有执法权，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任何个人可以向公安机关、工商局或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举报违法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其中，陆生野生动物的行政主管部门是林业局，水生野生动物的行政主管部门是渔政局。他常常遇到，一些基层的执法人员并不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直说“不是我们的事儿。”“去找其他部门。”

傅军坦言，森林公安整个大队，就只有十个能出外勤的刑警。如果没有林业的行政力量来补足森林公安的空缺，两者衔接、配合不好，很难开展工作。

野生动物暂存记录。 

还得等 

涉案现场，傅军坐立难安。

他了解到，野生动物对生存空间、通风条件要求很高，有专门的储存场所。一般的野生鸟类不能在室内放置隔夜，不然很容易死亡。

“我们没有地方来储存这些野生动物。”傅军埋怨道：“如果公安私自转移，死了算谁的？”

中午12时59分，林业局的面包车姗姗来迟。

“3只绿翅鸭、2只夜鹭、1只黑水鸡、1只白骨顶鸡……”鉴定专家表示，涉案动物中，有一只在国家二级保护之列，其余都属于“三有保护动物”。

林业局的执法人员陈波叹了口气，鉴定是笔不菲的支出。

他说，鉴定费视鸟类品种而定，一只鸟要800元以上，有些要1000多元。周延丰附和，此前其他市的林业局，光鉴定费就花了十几万元，财政批不下来。

“老是欠这些专家钱。”陈波表示，本地有野生动物鉴定资格的司法鉴定中心很少，冷冻的小鸟尸体要送往北京做DNA检测，才能确定种类。

2022年，国家林草局办公室执法监督处处长汶哲撰文指出，基层林草部门普遍反映野生动物保护力量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为刑事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出具认定意见难度很大。林草部门应该尽快掌握新规则，加强和司法机关的对接。

技术人员正在鉴定。

“鉴定完成后，国家二级或以上保护动物需要保管、向上面请示，属于‘三有保护’的鸟类进行放生，冷冻的尸体可以直接埋掉或者做无害化处理。”林业局的森林资源管理股股长说道。

他苦笑，工作远未结束。

后续的价值核算，似乎更为繁琐。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新的司法解释在野生动物的价值计算上采用了“双重标准”。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制品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价值评估标准（《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核算：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按照所列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核算；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按照所列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五倍核算。

其他野生动物及制品，包括“三有保护动物”， 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参考办法，可以按照销赃数额认定或者市场价格计算。

这意味着，定罪量刑、打击力度依赖于当地的行政主管部门。

岳桦直指：“市场价值浮动性特别大，计算主观性很强。”

很多次，他举报后，捕鸟者只有行政处罚。一位森林公安提到，一些捕鸟者移动性很强，抓现行的话，鸟的数量不会很多，获利主要靠日积月累。在广东省某市的林业局，拆除的鸟网杆子已有近500斤的重量，鸟网举报依旧数量不减。

岳桦不免担忧，“他们去别的地方，再捕一些其他的猎物，带来的经济价值可能比行政处罚要高。”

三个多小时后，活鸟的鉴定结束。周延丰却有些沮丧。

他还得等。能否立案，悬而未决。

等待过程中，一只死亡的鸟。

凶手

岳桦试过蹲守，揪出捕鸟的“凶手”。

凌晨5时，天色微亮，几十只飞鸟正在山头盘旋。有人头戴顶灯，向山头走去。

这些人大多是60岁到70岁的村民，最年轻的看上去40几岁。

他们并不警惕，和岳桦攀谈起，捕鸟在当地是传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抓了。”一个山头上，村里一人各占一片地。每年从中秋节开始，能捕将近一个月。春季时，候鸟过境特别快，捕的时间就短一些。

在傅军的记忆里，老一辈已经习惯上山捕鸟，“他们觉得太正常了，那会儿根本没有保护法，也没有保护的观念。”

一位森林公安说道：“一些人就是靠捕鸟在维持生计，抓了以后出来也照样搞，铤而走险。”

当地的“溜鹰”。 受访者供图

而在日常巡查中，傅军和陈波发现，很多捕鸟、杀鸟者，其实是普通的农户与养殖户。

他们时常目睹：在海边的养殖场，白鹭早上潜伏在远海，一到夜晚，十几只一齐向塘中突袭，抢食鱼虾；在果园，候鸟时常在荔枝、苹果的果壳上啃下窟窿；秋收时，白鹭在农田里捕捉昆虫，让一大片秧苗栽倒.......

“（受损）严重的农户，可能几十万元一下子没了。”陈波说。

两难，就摆在执法者面前：是保护野生动物，还是考量人的权益？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当地政府制定，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初步统计显示，国内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针对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或保险管理办法。

不过，陈波指出，很多家庭承包户的土地、海域面积较小，达不到理赔的标准；候鸟带来的损失又难以计算，“具体面积还要叫个专家过来界定。”为此，架网是更低廉、便捷的驱鸟途径。

另一头，岳桦等保护人士也尝试过推广其他替代措施：用反光、避免误撞的防鸟网，用敲打声、樟脑丸香袋等。

但岳桦观察到，驱鸟网的成本比捕鸟网要高；声音与药包等驱鸟效果并不好。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架设捕鸟网是违法的。一些人把死鸟挂在网上，“警示”其他造访的鸟类；另一些人由此发现了捕鸟的经济利益，成为了产业链的一部分。

当地随处可见鸟网。

傅军和陈波坦言，平时看到鸟网，一般都是警告、要求拆除。“（执法）是有点宽松在里面的。”“查得严了，老百姓对我们很反感。”

日落时分，一众人来到河畔，将鉴定完的鸟类放生。周延丰解开塑料筐、捧出鹭鸟。刚一撒手，它便支起翅膀，一溜烟地消失在暮色里。

陈波总算能喘口气。

“为了一只鸟，何必呢？”他问。

众人放飞候鸟。

平衡

实际上，野生动物保护司法解释的变化，正是出于“平衡”的考量。

2014年，河南一位大学生掏了两窝小鸟共16只，其中14只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2020年，有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架设鸟网捕捉1只麻雀，被判处非法狩猎罪。

不少司法界人士指出，这些判决不合情理，有刑罚过重之嫌。如果不是职业捕鸟行为，由于普法教育的不足犯法，部分轻微情节应当被免于起诉、处罚或者直接不作为犯罪处理。

2020年，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相关案件的处理难以适应新出现的复杂情况。司法解释调整后，对价值较小的野生动物不再“一只入罪”，对农民保护农户作物的预防性措施应该综合裁量，罪刑相适应。

不少养殖户直呼“迎来了春天”。支持者认为，新解释提高了入罪门槛，但新增了五项从重处罚的情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则。

而在一些动物保护者和学者眼里，新的司法解释让许多野生动物狩猎沦为行政案件，经济利益远高于行政处罚，纵容了数量较小的犯罪。一些危害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会被“降挡量刑”：一只小熊猫的价值4万元，捕获50只以上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此前“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是5只。

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韦凯雯曾在采访里提到，在世界各地，法官和检察官没有充分了解野生动物犯罪对物种及生态系统的影响，很多案件被不恰当地从轻发落。毕竟，动物不会陈述自己受到的伤害。

保护者在解救小鸟。

同样，保护者们也在追寻“平衡”。

“谁和野生动物利益相同？没有。”自然教育专家、护鸟人士颜军说，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是注定孤独的”。

数不清的利益博弈。岳桦被威胁，有线索不要往外捅，要求“私下解决”。颜军为了一片鸟的栖息地，和政府部门、施工单位一次次周旋。

经费并不够多。一位鸟类协会的创办者谈及，项目的费用主要依靠社会赞助和政府采购。“要有好的社会影响，良性的循环，做个调查要有漂亮的数据，办个观鸟节要能带动经济发展，当地才会支持。”

圈子就那么点大。颜军的协会从2005年开始创办，注册的会员从370个到260个，同期国内钓鱼协会的会员数是几十万人。“多数人对鸟类保护的事，仍然不关心。”

“平衡是条很长的路，但它总是不断地在向前走。”颜军说。不过，少数者的努力远远不够。仍然需要更好的自然教育，更多的公众参与，去推动执法与顶层设计解决问题。

从海岛离开后，山上的惨状如梦魇，始终困扰着岳桦。

11月下旬，他想去鄱阳湖看看鸟。

眼前，成千上万的候鸟盘旋于水面、冲入天空，在云间随心所欲地徜徉。

岳桦的内心总算得以平静。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为记者拍摄，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