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凉山深处，谭婷曾经是出门只敢低头的女孩。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8岁失聪，被迫辍学5年；埋头苦读后考上大学；作为聋人备考法考；再次学习开口说话。

谭婷走了很久的路，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残缺。2020年，谭婷成为中国首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聋人。

9月24日是国际聋人日。在中国，听力障碍残疾的人数约2730万。数字背后，是他们淡薄的法律意识和被忽视的庞大的法律需求。

通过考试后的几年里，“聋人准律师”谭婷一直走在为聋人普法、为健听人科普聋人世界的路上。在她的“师父”唐帅眼里，谭婷是打破社会大众对聋人认知局限枷锁的钥匙。她的成功，证明了聋人同样可以学习法律，为聋人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

那么在谭婷“破圈”之后呢？

几年前，当时被称为“中国唯一手语律师”的唐帅，不希望自己是那个“唯一”，现在，他也不希望谭婷是那个“唯一”。

局外人

一个多小时的咨询，几乎都是无声的。

会见室里，谭婷和一位中年模样的女士相隔而坐，对方也是聋人。这天9点，谭婷刚来上班，就看到了在律所门口推着箱子的这位阿姨。她打着手语告诉谭婷，“我从四川赶来，为了等你”。

一叠材料从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被挨个拿出来，摊在会见室的桌上。对方脸上写满了愤怒和焦虑，情绪激动时，偶尔会从嘴里发出些“啊”声和快速比画手语时“啪”的声响，随即又陷入安静。

谭婷低头滑动着对方递过来的手机，仔细地看着里头准备的材料，再抬头比画起手语，反复确认更多的细节。

谭婷在仔细查看材料。 张凌云 摄

这些咨询都是免费的。

自从谭婷成为“通过法考的聋人第一人”而名声大振，她成了很多聋人翘首以盼的希望。许多人通过报道、短视频平台联系她，还有聋人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她。

直接来律所找谭婷咨询的聋人，最多时一天能有五六个。更多的法律咨询工作则发生在线上。谭婷有一天接了14位聋人的微信视频咨询。

阿姨的咨询结束后离开不久，谭婷为了解决一位聋人的法律问题，视频陆陆续续接了4次。

视频随时随地都可能打来。拿着手机无法打手语。在办公室时，谭婷会把手机放在手机支架上。和丈夫回家的路上，丈夫就充当人肉支架。身边没人的话，一棵树，街边的窗沿，一瓶水，都是她放置手机的支架。只要手机立起来，她的咨询工作就开始了。

谭婷和聋人们的法律咨询，基本上没有寒暄，一上来便直接切入，但仍然得花上与健听人沟通3倍甚至更长的时间。

谭婷发现，大部分时候，帮助聋人做法律咨询的第一步，是先普法：用他们能理解的内容梳理清楚关系，解释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付出，可能会承担什么后果；继而才是用法律的思维解决矛盾。

服务有时会超出法律咨询的范畴。聋人之间发生纠纷，会来律所寻求调解；遇上诈骗不会报案，也到这里来求助；还有聋人想找工作、结婚，也会找到他们。

“在聋人的世界里，他们的思维很简单直接。健听人世界里惯常的礼仪习俗，离他们都很遥远。”唐帅说道。就在采访当天早上，他遇到了一个从未谋面的聋人找到律所来，因为父亲生病，直接向他借10万元。唐帅只得耐心解释此类情况的解决办法，教他如何在平台上筹钱。

在唐帅看来，很多聋人仿佛身处社会的荒漠中，像是“局外人”：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圈子窄，整体文化程度不高，也因此更容易受到侵害。“当聋人参与到法律生活，是否能得到公平公正审判，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接收到法治带来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他说。

谭婷对这句话的感触，在这几年里愈发深刻。她曾遇到一位被父母包办婚姻的聋人女孩。女孩常年遭受家暴想要离婚，离家出走后偶然了解到唐帅可以帮助聋哑人打官司，花了近两年时间才终于联系到唐帅的团队。谭婷记得，女孩诉说经历时，边比画手语边流泪。最后，在团队的帮助下，女孩成功离婚，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她后来特地和谭婷“说”了“谢谢”。

谭婷在做视频法律咨询服务。 张凌云 摄

聋人律师计划

2017年以前，谭婷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人生能跟“法律”“律师”这些词产生联系。

8岁时，因为中耳炎治疗不当，谭婷从此与有声世界隔绝。在大凉山的农村，周围的孩子在村子围墙上嘲笑般地写上“聋子”。谭婷不敢走出家门，觉得自己是个怪物。

辍学5年后，谭婷才再次走进了课堂。爸妈把她送去了离家一百多公里外西昌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她把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看作是一次“重生”，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长大后要去特殊教育学校当老师。这是当时她对未来职业的全部想象。

2017年，谭婷从重庆师范大学毕业，正是那时，她在网上看到了唐帅律所发布招聘聋人助理的公告。

唐帅——她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过这个名字，知道他是重庆一位经常为聋人打官司的律师。

出生于聋人家庭的唐帅，小时候曾经被父母送到外婆家。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远离聋人的世界。

但唐帅似乎是那个被老天“选中”的人，从小就格外有语言天赋，包括手语。在父母工作的工厂，唐帅偷偷学会了手语。为了弄清各地手语的差别，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跑去朝天门、解放碑，与拿手比画的游客“聊天”。这个特长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工作机会。2006年，唐帅成为手语翻译，为重庆各区公安机关刑事案做翻译，处理过近千件聋人案子。2012年，唐帅获得了法律执业资格证书。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 ”

但唐帅告诉记者，现实情况是，由于普通话手语和自然手语的差别，很多时候，司法机关请来的手语老师无法正确理解聋人比画的意思。

他曾在一次庭审中，当庭指出一位手语翻译在翻译时“偷工减料”，让对方羞红了脸。如果遇上连手语都不太会的聋人，就只能靠猜。他难忘一位湖南法官曾和他说过的一句话，“在涉及聋人的刑事案里，审判官往往不是法官，不是律师，不是检察官，而是手语翻译。”

唐帅记得，有位聋人女孩被认定为偷盗事实成立，但她一再表示自己没有偷。后来团队介入，重新观看录像才发现，参与审讯的人员根本没有看懂女孩在说什么，是手语翻译和她在沟通时理解出现了误差，“虚构”了她偷盗的过程。唐帅帮女孩翻译，大家才反应过来，笔录内容不是她说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律所30%的案子都与聋人相关。涌来的聋人相关案件，都只能等着唐帅解决。孤军奋战的唐帅想要改变现状。他尝试请手语老师教律所的律师们手语，但很快发现路行不通：哪怕掌握得最好的律师，也只能比画几个词，更不要提在对话中熟练使用。

后来，他失眠时看一部纪念邓小平的纪录片得到灵感：“港人治港”，最了解聋人的也是聋人，为何不能让聋人学习法律，让聋人律师服务聋人呢？

但唐帅却发现，全国范围内没有一所高校的法学院和政法院校招收聋人。他试着找熟悉的法学院领导提建议，却被委婉拒绝。

唐帅决定自己培养，就在全国聋人和高校圈里发布信息，招聘聋人助理。

谭婷投出简历时，没有跟父母商量。自从离开家读书后，很多事情她开始自己决定。

收到七八十份简历后，唐帅挨个筛选简历，面试了不少人。他不在意他们有没有法律相关背景，只想了解对方的领悟力和综合素质。最后，他精选出包括谭婷在内的5位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聋人。其中2人有一些说话的能力，另外3人只能通过手语交流。

最开始在律所工作时，谭婷和其他几位聋人助理，只能做些最琐碎的事情，打印资料，接待聋人朋友。看到着急等在唐帅办公室外咨询的聋人们，谭婷经常会生出爱莫能助的焦急感，她甚至天真地想到，如果唐律师是孙悟空该多好，可以变出许多分身，帮助更多的聋人。

让这些聋人助理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唐帅最初的规划，但由于考试办法的改变，报考者需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不符合报考资格的谭婷和其他几位同事不得不转战法考。

唐帅花钱给聋人助理们买来全套的书和教材，让他们边工作边自学。所里的律师同事们偶尔充当老师。谭婷之前从同事那里听说，被称为“天下第一考”的法考，每年只有10%的通过率，心想，自己作为毫无法律背景的聋人，能通过吗？

谭婷只记得唐帅告诫她一句话，“这得吃苦。” 谭婷笑了笑后回答唐帅，“苦，我吃习惯了。” 

跨越鸿沟

毕竟前无古人，得知唐帅想要培养聋人通过法考，周围的人觉得他“疯了”。

而第一批招进律所的4名聋人，后来都陆陆续续离开了。

只有谭婷坚持了下来。她觉得学习有用。2018年11月，在她系统性地准备法考6个月后，谭婷第一次独立地帮一位聋人解答了法律问题。那一天，谭婷激动地发了条朋友圈。当聋人朋友对她表达谢意的一瞬间，谭婷觉得一股暖意涌上心头，这是她学法以来，第一次尝到成就感的滋味。

唐帅毫不避讳地直言，谭婷最后通过法考这件事，几乎是被他“逼”出来的。

刚来到律所时，谭婷掌握的手语在唐帅那里根本过不了关。“她的手语非常制式化，走向社会，她根本没法跟更底层的聋人群体交流”。谭婷之前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手语相当于手语版的普通话，严格遵循汉语的语序，但在现实中，许多聋人的自然手语会加入表情，语序也不受语法规则的约束。

比如“如果”这个词，谭婷就发现全国各地有许多种比法。现在，她能把“如果”对应的所有手势都比划出来。

看书自学也很艰难。特殊学校的课本内容，难度要远低于同年级普校。对谭婷来说，尚不提建立法律知识体系，一开始，书本上的一个词、一句话都能难倒她。“‘法人’是一个人吗？” 为了理解“法人”这个法律术语，她整整花了一个星期。

每天6点起床后，谭婷除了工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上班路上、回家吃饭时，她抓住一切空隙捧着书或者手机看视频，学到凌晨也是常事。最累时，谭婷觉得眼前的文字都在跳。

许多免费公开课没有字幕，她只能把手机放在电脑前，让语音识别软件识别成文字，再一点点消化。有时候老师方言严重，她就只能去请教同事，或是查资料。

谭婷没有数过为了学习法律、准备法考看过多少本书，但这几年看的书垒起来，已经超过了她的身高。

那几年，谭婷每天还得花上1小时左右练习发声。自从失去听力后，谭婷不敢开口说话，渐渐地也忘了该如何发声。但她对声音仍有记忆。为了能和身边的健听人更方便沟通，谭婷重新拾起发声，对着语音转换软件纠正语音语调，一句话里有一个字错了就重来，直到屏幕上显示正确。最多时，简单的一句话，她要说几十遍，练到喉咙刺痛。现在她已能在软件帮助下，和周围的健听人顺畅交流。

这是又一次，谭婷坚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某种程度上，埋头苦读的谭婷跟多年前那个“觉得自己没有伞只能努力奔跑”的女孩重叠了。辍学的几年里，谭婷在家拿着新华字典一页页抄写认字。回到学校后，为了能追赶时间，也为了给家里省钱，她主动要求从二年级跳到五年级。不识字的妈妈告诉她，一定要读书。高中最后一年，整个年级包括谭婷在内只剩下4人。她说，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当初父母的支持，可能现在的她还在大凉山的村里割猪草。

这几年，谭婷获得了很多荣誉。 张凌云 摄

谭婷整整考了3次法律考试，前两次都以10分和4分之差没能通过。3年时间里，律所也陆陆续续招了不少新的聋人助理，但不断有人离开，最后，还是谭婷跑到了终点。2020年，谭婷终于通过了考试，成了第一位通过法考的聋人。

破圈之后

法考的通过，并没有让谭婷觉得未来豁然开朗，她反而更迷茫了。

她找到唐帅，“我站在法庭上检察官、法官看不懂我的手语，他们说的我也听不到，我怎么能帮聋人打官司？”质疑也同样出现在网友的口中，“谭婷连出庭都做不到，又谈何正义？”

但唐帅告诉谭婷，对于律师而言，更多的工作在庭外。“她是最好的能给聋人提供精准普法的人才。如果在源头上对聋人进行普法，让他们知法、懂法，遇到困难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可能比给单个聋人打官司带来的价值更大。”

唐帅不愿看到谭婷的这次“破圈”只激起一丝浪花后就归于平静。在他看来，要健全针对聋人的公共法律体系，还需要一系列的人才储备和制度完善。他希望聋人的法律诉求和专业人才间的供求失衡，能被政府和社会中的更多人看到。

今年，他的律所里，还有一位聋人可能通过法考。但让聋人能够学习法律，仅靠唐帅一人的努力显然不够，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

这几年，律所的运营也举步维艰。唐帅只能贴钱来为聋人打官司，还背上了债务。为了能够维持律所经营，唐帅和同事们只能去全国各地“疯狂”寻找可代理的案子。

然而，在律师们收入锐减的情况下，找到律所的聋人纠纷案件还在猛增。

2019年，唐帅开通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和谭婷共同开启了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普法之路。绝大多数的聋人都会使用快手，所以，唐帅把针对聋人普法的重点放在了快手上。而在抖音平台侧重向健听人传达聋人圈层的现状和思维。

这几年，唐帅利用短视频账号一直在向聋人群体普法。

视频下方，他时常会看到很多类似评论，“原来聋人也能写字”“他们的手语语序原来跟我们不一样”。唐帅觉得这是他把握不了的困境：很多普通人至今对这个群体仍然存在认知障碍和局限。

另一面，聋人群体的法律意识依然停留在最基础的阶段，但针对聋人的犯罪手段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十几年前是偷盗、抢劫，到后来是金融诈骗。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唐帅发现，找来律所的聋人在短视频平台上被侮辱、诈骗、侵犯隐私等案件逐年增多，相关案件的卷宗堆了一叠。而由于平台审核问题，这些涉及违法犯罪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层出不穷。

最近由于工作繁忙，谭婷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之前，她一周会直播两三次，每次都会持续2小时左右。坐在镜头前，谭婷会依次跟想要咨询的聋人视频连麦。他们隔着两块屏幕比画着手语进行交流。谭婷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她面对的不仅仅是个案中的一个聋人，而是更多更遥远的广大聋人群体。

她最初想在账号自我介绍写上“刑事或民事相关咨询”，但转念一想，大部分的聋人根本无法看懂这两个词。最后谭婷写到，“如果聋人朋友有离婚、借钱不还，被诈骗等方面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私信咨询我”。

普法之余，谭婷也会解答很多健听人的疑惑。“为什么聋人的表情通常很夸张”“为什么我是聋人也会说话”，她一边比画手语，一边努力发声解释，尽管有些语调还不太准确，但现在没有字幕，她说的话也足够让人听清。

翻看微信好友的数量，谭婷手指划了许久才到底，如今，她的两个微信号里，聋人朋友数量已经超过了五千人。很多人在咨询过她后，还向更多的朋友推荐谭婷。

在谭婷的办公桌上，她贴了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我想用一双会说话的手，把正义的声音带到每个无声的角落。

谭婷办公桌上的便签纸。 张凌云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