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老鸹”又来了。

当它凝视着志愿军的阵地时，志愿军也在凝视着它。这架美国飞机在高空盘旋着，机身不断地闪光，却没有进行轰炸，很快就飞走了。

这是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后的12小时。夜，久违地安静下来。万籁俱寂中，历史翻过重要一页。

美军陆战一师士兵马丁·拉斯这时看见了夜空中悬挂的一轮明月。“它好像一只中国灯笼”，他说。

在“联合国军”的印象里，月亮是中国的。这一天开始，中国，如明月高悬在世间，让人再也无法忽略它的存在。

一

停战前夕，板门店连绵的稻田与起伏的山丘中，一座带有朝鲜民族风格、飞檐斗拱的建筑矗立起来，等候着即将前来签署停战协定的双方代表。

板门店停战谈判会场和签字大厅外景（图源：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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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开城至板门店之间几条江河上的桥梁也全部完成修复，一座被称为“和平桥”，另一座被称为“胜利桥”。

胜利日的这番景象，在报章上铺展开来。

1953年7月27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告诉读者，“朝鲜停战协定今日签字”。报道说，当天上午10时，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先行签字，然后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分别签字。停战协定从朝鲜时间下午10时起生效。

1953年7月27日，《解放日报》头版

停战消息之所以提前传出，是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一朝一夕的决定。事实上，抗美援朝战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这厢争论军事分界线怎么划，那厢又为战俘问题聚讼不休，利益冲突尖锐，谈判旷日持久。有时双方没有新的话题，就对着抽烟。美方代表的烟抽完了，便伸手越过“中线”，拿中方的“大中华”、“大生产”抽，结束时，随手把剩下的烟也拿走了。就这样来来去去，一直持续到70年前的今天。

“在这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前夕，人们必须保持更高度的警惕，使朝鲜停战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当天《解放日报》刊发的另一篇报道提醒人们，尽管协定签订在望，“但如果以为美国好战分子和李承晚集团不想在最后一刻破坏停战，那就太天真了”。

这些顾虑并非多余。志愿军炮兵第七师二十一团指挥排长徐念奎当天就目睹了敌人是如何“发疯”的：机枪无目标地扫射，炮弹时不时打来，飞机一次次地运炸弹、丢炸弹……直到停战协定生效前一分钟，美军仍在朝着志愿军的阵地狂轰滥炸。

到了晚上10点，一切声音戛然而止。

听闻停战消息时，铁道兵二师二十二团还在开城前线抢修被破坏了的铁路。很快，朝鲜阿妈妮们从家里奔出来，抱住了志愿军战士们，嘴里说着“乔他”“乔他”。意思是，战争结束了，“好啊”“好啊”。

她们还拍着战士们的肩说，“你们可以回国了，将要看到自己的父母了”，说着说着，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草木也知愁。那时那刻，她们倍加思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亲人。

二

这篇告诉人们“必须保持更高度警惕使停战成为现实”的报道，署名是新华社特派记者吴敏和江南。很多读者不知道，“吴敏”和“江南”并不是两个具体的人，而是新华社的集体笔名。

1953年5月，周恩来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外国记者报道都用本人姓名，我们自己的记者是否也可以在报道中署名。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开始时不妨先用一个集体笔名，因为稿件是好几个人写的，一个名字用开了，以后就好办。

此后，新华社报道中开始不断出现特派记者“吴敏”和“江南”的名字，这些文章也成为中方关于朝鲜问题和停战谈判的权威报道。

“吴敏”的主要写作者是谈判代表团新闻处负责人沈建图。他是归国华侨，写稿常用英文。同样在新闻处工作的年轻记者罗昆禾很敬佩他这一点。

罗昆禾是在停战前一个月才来的，专门赴朝采访协定签订过程。早年在部队时，他跟随贺龙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也曾参与过日本投降的报道。但当他抵达与威海、烟台处在同一条经线上的开城，采访遣返战俘时，还是“愤怒得手打哆嗦”。

停战当天，罗昆禾也来到了板门店。出于一名记者的敏锐，他特别观察了双方签字时的表情。“我方人员正襟而坐，显得精神饱满而严谨。‘联合国军’的代表们，几乎是一声不响、一言不发地坐在他们的位置上，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一直到签字，一直到起身走出他们应该走的门……自始至终默默无言”。

抗美援朝最后一战——金城战役中，志愿军战士把红旗插上金城西南的552.8高地（图源：解放军报）

对美方来说，这天唯一值得欣慰的可能是威廉·迪安的“死而复生”。迪安是美军第24师师长，也是战争期间朝中方面俘获敌方的最高级将领，美方以及他的家属都以为他早已阵亡。在谈判桌上谈论遣俘问题时，英国记者阿兰·魏宁顿按照中方宣传的策略，故意向一名美国记者透露了“迪安活着，身体很好”的信息。后者立即向美国发去了四个字的急电：“迪安活着”。

这个消息一出，迅速被各家报纸采用，震动了美国朝野。迪安与看守他的卫兵下象棋、练太极拳、用筷子吃饭的照片，更是刺痛了美方的神经。

那时人们还想不到，签字仪式上的沉默，将横渡太平洋，长久笼罩在美国土地上。

在战争结束几年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不得不气馁地承认：“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让全世界最为高明的专家找出一处这场糟糕的战争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地方就是朝鲜。”

“七十馀年真一梦”。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始终是记忆中的一个黑洞。美国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观察到，不像二战或者越战，停火的第二年，它就变成了一场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和了解的战争。

这场战争结束将近30年之后，美国乡村歌手约翰·普莱恩写下了这么一段歌词：

“戴维在朝鲜战争中死掉/然而原因我们却不知道/现在一切都已经不重要。”

三

太平洋的这一边，历史的走向截然不同。

停战当日，志愿军24军70师文工队文艺兵韦德锐正和战友们排练多幕剧《战斗里成长》。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朝鲜演多幕剧。此前，这种大型节目从来不会出现在演出里——当时文艺兵都是在坑道里为前线战士表演，由于场地小、且演出随时可能被敌军的枪火打断，只能选择独唱、大鼓、短话剧之类的形式。

1952年，战斗间隙，坑道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歌声、笑声不断（图源：新华社）

“胜利了！和平了！”战士们换上了崭新的军装，把庆祝和平胜利的标语张贴在坑道门口，和文艺兵们一起跳起舞来。山川间回荡着欢乐的笑声。

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朝鲜的白天属于联合国军，朝鲜的夜晚则属于志愿军。”但从那一天起，志愿军可以在朝鲜湛蓝的天空下自由地行走，阿妈妮在弹坑尚存的田里忙着农事，姑娘们长裙翩翩且歌且舞。韦德锐所在的文工队没有立刻回国，1953年10月1日，他们还和朝鲜人民一起庆祝了中国的国庆节。

赶巧的话，文工队员们还有可能在朝鲜遇到老舍、巴金，遇到梅兰芳、程砚秋，遇到马思聪、周小燕。战争结束后，以文艺界人士为主的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他们每到一地，先慰问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再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3年7月28日，朝鲜开城市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朝鲜停战。图为参加大会的群众队伍（图源：人民画报）

在这些庆祝活动之前，好消息已经以最快的速度从板门店传回了上海。

停战次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朝鲜停战协定昨正式签字》，并用三个整版呈现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经过、朝鲜半岛地图等等。正因兹事体大，版面处理慎之又慎，本应清晨出街的报纸，直到中午12点40分才正式发行，到达读者手里已经是下午了。

1953年7月27日，《解放日报》头版

拿到这份报纸的上海市民，很难不注意到头版上一张醒目的照片，照片里，穿戴规范的女工正低头忙碌着——上海科发药厂的工人们正将为“最可爱的人”制造的各种维他命丸装入瓶内。

上海科发药厂的工人们

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伟大胜利欢呼雀跃、有如亲历。远隔千里的他们并不是这场战争的旁观者。

“一罐猪肉一颗心，千罐万罐保和平。”停战前四个月，国营益民食品一厂工人还在加紧为志愿军精制猪肉罐头，猪肉都是选择最好的拆骨肋条肉。再往前，上海组织志愿卫生工作队，分批派遣医务工作者到战争前线提供医疗服务。各界人民还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到1952年5月，折合捐献战斗机566架，约占全国总捐献飞机数量15.3%。

当这些名为“上钢号”“江南号”“申九号”的战斗机在朝鲜半空中盘旋时，不知是否也映入了沪籍志愿军战士的眼眸、抚慰着异乡人的心？或许，他们还会偶遇参加交通运输战地服务的上海司机师傅，说上几句家乡话。而更多人或许来不及开口——两年零九个月里，有1683名上海儿女在朝鲜的土地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停战后第三天，彭德怀来到第46军驻守的前沿阵地视察。他的声音沉痛：“两天前我们的战士还在为这块土地英勇战斗，付出了他们的年轻生命和鲜血。现在停战了，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今天的和平……”

随行人员用翠绿的松枝和无名的小花扎成一个小花圈，放置在一块高地上。彭德怀点了点头，然后俯下身去，把花圈调整为面对祖国的方向。

1953年7月28日上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图源：人民画报）

四

上海著名化工实业家、“味精大王”吴蕴初也曾尝过与儿女分离的心情。在抗美援朝战争掀起的参干热潮中，他唯一的女儿、复旦大学在读学生吴志莲决意参加军事干校。吴蕴初听说女儿报名参军，虽然心中不舍，仍陪同女儿到上海电台做节目，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后来，吴志莲作为军事干校学生代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在军干校中的成长。“当我与大家热情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种超乎朋友的感情，这是什么？我体会到了我们爱祖国、爱人类，为同一目标奋斗的同志的感情。”

吴志莲《我在军干校中锻炼成长》

不论战场上，还是生活中，越来越多青年的力量被汇聚起来。同时，一批朝鲜青年也来到了上海。

停战当天，朝鲜青年黄喜龙正在上海柴油机厂学习如何当好一名车工。1953年2月，他和同伴们进厂实习，厂里为每位朝鲜青年都指派了带教师傅。一位师傅说，接到任务他开初很犹豫，但“当我想到朝鲜人民是怎样克服困难，向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情景，想到他们是金日成元帅派来的青年，我便鼓起更大勇气去克服困难”。经过短短一年，他培养的朝鲜徒弟已经达到了四级技工的水平。

黄喜龙赶上了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的起步期。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了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如何为国家工业化建立基础，成为当时报纸上常见的话题。

从保家卫国到国内建设，这些战场上、工厂里的新闻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人得以更好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毕竟，能读书看报的上海市民比过去多了不少——这要归功于上海开展的全市扫盲运动——从1950年到1966年，共有80多万上海工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1952年国棉六厂工人在学习速成识字法（上海市档案馆藏）

文化水平提高了，生产技术普及了，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也就迈开了大步。停战当天的《解放日报》头版还介绍了1953年上半年华东区国营、公私合营厂矿企业所生产的23种主要产品的计划完成情况。根据报道，第二季度的产量、总产值、质量都比第一季度有显著的增长。

这一年，上海解放后第一次普选全面展开。对上海市民来说，这自然是政治生活里的大事情。以至于在停战当天《解放日报》刊登的“时事测验”题目里，还出现了这样一道题：“能够保证第一批基层选举工作胜利完成的重要条件，是各地都认真地____。”

时事测验

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不也是一种“胜利”吗？

五

叫嚣着“让红色中国的血流干”的美国将领李奇微，终究没看到这场战争削弱或拖垮新中国。

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对国内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归国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举行告别联欢。（图源：新华社）

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得知停战协定签订后，志愿军战士孟传英说：“和平了，祖国的五年建设计划更有保证了。”他嘱告在鞍钢工作的哥哥，要为建设祖国和建设鞍钢作更大的贡献。

停战后第三天，上海市立第二女子中学的初二学生陈受益约同学在淮海电影院观看苏联电影《丹孃》。苏联卫国战争中女英雄卓娅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少女们。她们这一代上海女性正挣脱枷锁，在就业、婚恋等方面获得更平等的权利。1953年3月，就是上海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广泛的宣传下，女性纷纷拿起婚姻法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朝鲜半岛迎来渴盼已久的宁静。此时的中华大地，正在蓬勃新生。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志愿军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图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