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议时强调：“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在今年5月24日上海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六届上海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上，市委书记陈吉宁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着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更好引导民营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履行社会责任，奋力谱写上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重温党关于民营经济理论的活水源头和形成历史，对奋力谱写上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于团结同盟者的思想是有一个逐步认识深化的过程的。在党成立初期，就有一个怎么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的问题。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而产生的，由于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于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其性格中有软弱和妥协的一面。同时，又由于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它性格中又有革命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以及如何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曾经夸大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把革命领导权“送出去”，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强调“清一色”，采取的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排斥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留给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经验教训，是必须依靠工农群众、争取中间派，揭露、孤立和打击右派。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标志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的重大转折，其贡献就在于，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区分开来，纠正根据地建设中长期对私人经济的排斥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左”的错误，打破了以往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作最危险敌人的教条禁锢，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有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到1940年2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进一步深化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地位作用的认识，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推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

二

1952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周恩来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强调，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恰当地解决资产阶级问题。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畏惧的态度，不要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要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稳健、谨慎的态度。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实践的不断向前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要把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有效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针对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明确提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新论断。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写入了党章。

三

今年是上海解放74周年，重温陈毅市长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开展的工作，就充分体现了党的工商政策。

自近代以来，上海就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活跃着一批有影响的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工商界代表人士如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 郭棣活、刘靖基等。1949年5月27日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当时国民党留给上海人民的是一副烂摊子，全市私营工厂大多不能开工，即使能开工的企业也是库存空虚，物质匮乏，可以说，当时的上海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陈毅市长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建立上海工商业者对新中国政府的信心，即请资本家吃“定心丸”。陈毅市长坚决执行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指示：进入上海以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上海解放初期稳定大局，把大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至关重要的工作。

陈毅市长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首先召开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他指示统战部门拟定出席会议的代表人士，要求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并以市政府名义发请帖，郑重邀请盛丕华、胡厥文、刘靖基、荣毅仁等300余名代表人士出席会议。1949年6月2日在中国银行大楼召开的新上海首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陈毅市长发表讲话的第一句就是“工商界朋友们！”从一句“朋友们”，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党的工商政策，再到诚恳表示“人民政府希望工商界朋友们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你们有困难，政府帮助你们解决”，陈毅市长的一席话，化解了工商界代表们先前严肃凝重的表情和心中的纠结。许多参会代表反映这次会议给他们的印象和过去国民党市长的官僚作风是完全不同的。这次座谈会后，荣毅仁设家宴邀请陈毅市长，陈毅市长赴宴，成就了上海统战工作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个座谈会和一次家宴，沟通了党和政府同工商界的联系。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做好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更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上海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城市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徐汇区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