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要求表明，在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增强其均衡性可及性，是新时代公共服务工作的方向引领，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

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提升公共服务工作水平

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使命下对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新要求，是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要求，二十大报告要求未来五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2035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相比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新要求，对公共服务工作在两个层面上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是对公共服务工作的内容范围，适时合理扩展。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把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两大类，其中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全体人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由政府承担供给保障主要责任的公共服务，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是满足公民更高层次需求和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市场自发供给不足或难以让大多数公民可承受、需要国家通过支持社会机构或市场主体来增加普惠性供给的公共服务。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完成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进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公共服务工作不仅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要加大在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力，以促进更高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次是对公共服务工作的实施要求，更加精细科学。从二十大报告对基本公共服务和一般性公共服务的不同要求可以看出，不是所有公共服务都有均等化要求，只有基本公共服务才有均等化要求，一般性的公共服务则是有逐步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要求。基本公共服务涉及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主要由国家以公共资源来承担供给和保障，供给的数量与质量都应该实施基本统一的标准，均等化是其内在必然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则难以也不宜统一标准化，需要允许一定的个性化和差异化。一般认为，均衡性有在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下尊重合理差异但又不过度差异的含义，同时还有强调供需匹配、权责匹配、投入产出适配等意蕴。可及性则强调，不仅要有实现“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全面覆盖追求，还要注意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适配性，既要考虑供给的到达成本，也要考虑服务对象对服务的可获得性、可承受性和可接受性。

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与共同富裕的互动关系

公共服务都具有很强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属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均衡性、可及性水平，直接表征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共同富裕以富裕为前提，也以富裕为目标，不仅是分享，更是发展，是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公平分享的紧密结合。公共服务不仅是基础民生福祉的保障，也是社会发展动能的来源。

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要求，相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差别，就在于对公共服务有理念认识上的深化和突破，即把一部分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当作适应公平享富要求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也视为具有效率造富指向的一种社会投资，用于帮助特定的遭遇临时困难但未来产出潜力巨大的群体，更好积累人力资本和形成更高产出能力，从而增进社会总体产出。比如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健康服务的供给，不仅保障生存质量，还能有效增进人力资本积累，对其发展起到赋能作用。为此，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就是要让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配置做好公平享福和效率造福之间的桥梁，促进两者之间的有机衔接，筑牢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

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促进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需要公共服务工作在框架体系、供给机制、推进过程、结构内容、功能效果等方面注意把握好以下关键要点：

第一，框架体系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地方主体性的合理协调，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公共服务框架体系的顶层设计由国家制定，但鼓励地方创新探索，对好的做法给予积极吸纳。中央政府重点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配置严格执行统一标准，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早日实现。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对本地公共服务供需信息更加了解的优势和调动地方政府以高水平公共服务为发展赋能的积极性，在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与促进中给予一定的灵活性、自主性和裁量权，合理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性的公共服务要求。鼓励一些地方先行一步实现更高的社会整体福利，率先建成共同富裕的示范区。但要保证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异始终控制在合理和公平的范围之内，避免因为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异引发经济发展的区域失衡，对共同富裕产生阻碍。同时加快落实地方公共服务的开放性，全面拆除户籍、学历、资历等门槛化的制度限制，以公共服务的均衡和可及，来促进发展机会的均衡和可及。

第二，供给机制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机结合，完善成本分摊机制。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给予保障，但不代表必须都由政府供给，可以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合理引入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参与供给。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更加需要发动社会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发挥他们更接近需求方、更能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和供给效率更高的优势，扩大有效供给。公共服务之所以由国家提供或参与提供是因为所提供的服务具有“正外部性”，但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的外部性不同。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承担主要成本。对于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则要根据情况，在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分摊成本，从而使得相关服务可持续可扩大。

第三，推进过程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均衡性和可及性都是就一定边界范围而言的，这个边界范围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认知而不断扩展，不可能一步到位，立刻在全国和所有类别公共服务的层面都能达到。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尽力而为、责无旁贷，以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兜牢基本民生福祉保障底线，对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则要量力而行、突出重点。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地方的基础与条件不同，每个类型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进展也不一样，需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因类施策地推进。

第四，结构内容注意物质和精神的平衡。民生福祉是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的统一，共同富裕所要求的也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为此，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不仅要考虑物质层面公共服务产品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和可及，也要注意加强和完善精神和文化层面公共服务产品的均衡和可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更深层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第五，功能效果注意与社会利益整合、共同富裕价值观形成的协同。公共服务的配置过程涉及大量利益调整，包含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提高过程，也是国家对社会各种利益诉求整合的过程。这个整合过程，增进社会各阶层的群体主义精神和社会共同体意识，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对国家共同事业、共同利益的认同感，也是将共同富裕价值观内化的过程，保障共同富裕事业得到全体人民的共同拥护、积极响应和顺利实现。（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