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香港的产业，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印象深刻的都是发达的金融、消费、旅游等第三产业，科技企业很少进入视野。香港坊间一度还流传一句俚语：High-tech揩嘢，Low-tech捞嘢。大意就是，香港做高科技会赔钱，做低科技能赚钱。

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过去几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一直居于全球第二，仅次于东京-横滨。经由科技创新，香港经济正在实现多元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6月30日考察香港科学园时，勉励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珠联璧合，强化产学研创新协同，着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今年4月，香港高规格举办国际创科（内地称科创）营商周、首届香港国际创科展及2023香港Web3嘉年华等多项创科活动，吸引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大量专业人士。

当前，上海正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者日前走访香港两大产业园区，通过与政府高官、立法会议员、孵化平台管理层、创客团队深度交流，发现香港在支持科创方面取得不少成绩，其中有些经验做法，也对上海有借鉴意义。

“0”到“1”活力如何迸发

在香港国际创科展上，记者遇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系主任汤启宇教授，他和自己的研究生苏宇杰带来了实验室最新研究成果——可穿戴强力人造肌肉“希望之手”，可以有效帮助中风等失能患者恢复一定的运动能力。经过近10年的不断完善，目前该产品的价格已降至1万元人民币左右，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有销售布局。这次参展，汤启宇希望能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

“希望之手”是一个在大学实验室实现突破、最终成功转化成产品的案例，背后体现的是香港在原创研究方面的优势地位——一直以来，香港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5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前100位，多项领域的基础研究处于全球顶尖水平。“越来越多的基础创新正在直接形成新产业，这种‘基于科学的产业’已在不少海外发达地区迅速崛起。”作为长期工作在科研一线的大学教授，特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香港有条件培育基于科学创新的企业，“这也是香港创科的底气所在”。

从“0”到“1”的突破，一直是科创中最关键也最难做到的一步。在内地与香港全面恢复通关之后，汤启宇已经数次前往内地。作为大学教授，他坦言，内地很多城市都对科技创新给予很大支持，但在自主创新方面表现还有待提升。

“不论在哪里，要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突破，首先要有新的想法和创意，然后再去研究如何实现。”汤启宇说，新的想法和创意一方面来源于教育理念，平时就要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另一方面来源于和外界不断的交流。他举例，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每年都招收很多香港以外的学生，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学生，带来了不同的观念，学生们的眼界也由此得以开阔，也能迸发出更多灵感火花。

商汤科技是在香港上市的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科技独角兽企业，香港立法会议员尚海龙曾担任过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他表示，与全球同行的交流，是保持香港原创能力的关键一环。他特别提到了香港采取的“科研成果同行评议”制度——在进行原始创新时，科学家先要在国际上进行“通报”，目的是让同行检验成果能不能“复现”，即按照同样方案进行实验能否取得同样结果，维护香港原创成果的国际公信力。

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提到香港与上海科创人才流动，随着香港对科创日渐重视，对人才需求也在大幅增加，“本地大学所有读工科的毕业生加起来也不能满足这个数量。”他希望两地能形成良好的人才流动机制，让不同所长的海内外人才能在两地实现能力最大化、贡献最大化。

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工科生以前在香港很难找到心仪工作。”路邦科技创始人麦骞誉的一句话，道出了长期制约香港科创发展的短板——缺乏成果转化机制。由于缺乏产业支持，过去香港科研人员的很多成果都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或者离开香港去谋求发展。

在促进科技进步的过程中，政府如何把握好参与的“度”，非常考验执政者的能力。参与较少，则科创型企业缺少支持容易夭折，参与过多，则可能变成政府大包大揽。

那么，针对制约科创发展的明显短板，除了出台顶层规划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在资金支持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设立了创新及科技基金项目“ITF（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2022年，该基金共核准项目17946个，主要涵盖生物环保、咨询、电子电气、环保、基础工业等领域，核准资助金额约62.598亿元港币。从使用方式上看，这笔政府资金带有强烈的公益属性。尚海龙介绍，资助合同明确规定，如果某个项目团队获得的外部资助额，大于或等于ITF的资助额度，那么项目团队的研发成果，完全归外部资助机构或者项目团队所有。ITF作为出资方将退居幕后，不再有分红的要求。

“香港科研人员在申请ITF资助的同时，常会再去找一笔外部资金，有的甚至是教授与学生自己掏腰包出资，借此通过资本杠杆的撬动来加速成果转化。”尚海龙说，大疆创始人汪韬与导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思谋科技联合创始人沈小勇与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贾佳亚，还有他自己所在的商汤科技，都是通过ITF拿到创业的第一桶金，撬动了研究人员主动从实验室迈向市场，让香港成了“师生创业的乐园”。

对于政府基金而言，单笔投资看似吃了亏，但却能有效提升项目走出实验室的速度。从长远来看，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要远超分红。

支持还不止于资金。位于新界的科学园，是特区政府设立的法定机构，现在是香港的科创基地之一，聚集了1200多家科创企业，1.9万名研发人员在此工作，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卫保数码是其中一家从事智能传感器阵列研发的初创企业，将技术嵌入蓝牙耳机，后者将附加监测心率、测量体温等多项功能。走入其位于西19号楼15层办公区，第一眼见到的是巴塞罗那201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颁给企业的最佳穿戴式移动技术大奖。同期获奖的均为行业翘楚，比如英特尔、摩托罗拉等。

“我们的工程师都是‘搭石仔’（香港俚语，意为只埋头干活）。”企业联合创办人高平说，科学园不仅会为企业搭建起和政府沟通、项目对接的平台，还在进行未来CEO培养计划。这批职业经理人不知道未来会接手什么项目，但一些必要的能力，包括如何对接市场、对接资本等。原始创新一旦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他们就能快速介入，帮助成果从研发端迈向落地端。

应当说，特区政府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香港初创公司由2014年的约1000家快速增长至2022年的4000家以上，同期风险投资总额由12亿港币增长至420亿港币。香港岛南边的数码港是另一重要科创基地，走入D区大厅，投影仪在展板上射出紫色的“1930”。“去年这个数字是1800多。”工作人员介绍，不到一年时间，又有100多家企业成功孵化。“1930”的下方，则列有包括GoGoX、WeLab、Klook、ZA等6家出自数码港的独角兽企业名单。2018年，麦骞誉所在的路邦科技入驻数码港3座8楼，如今已建成全港首个5G实验室。

1+1＞2，沪港合作仍将大于竞争

在很多场合，上海和香港都会被相提并论，如今两座城市都被赋予了国际科创中心这一相似的目标。多位香港受访者均表示，从长远来看，两地的合作仍将大于竞争，如果应该携手共同向目标迈进，完全可以实现“1+1＞2”的效果。

这一方面是源于香港自身的资源禀赋确实受限。即使香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产业链与创新链脱节仍然是制约香港科创企业发展的一大因素。香港土地面积有限，且已经高度开发，成本极高，再想容纳更多制造业企业确实不太现实。今年1月公布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中，也只是提出未来10年制造业占香港经济的比重要提高到5%而已。

麦骞誉不止一次表达过对深圳的羡慕：“那里有很多工厂，企业有任何想法都能得到实现。我们企业在实验阶段需要一些定制设备，也要到深圳才能下单。”除了生产上的不便，缺少产业链，也就意味着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难以实现双向促进，产业遇到的最新问题，无法第一时间通过实验室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无法靠香港自身解决。所以，香港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内地。除了大湾区之外，香港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今年3月，香港数码港和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姐妹园区”，未来两港将强化产业信息交互及资源双向整合，以发挥临港集团拥有完整产业链资源、丰富应用场景等的产业优势。

同时，香港在沟通境内外、吸引全球资源、基础研究方面具有的优势，也可供上海在科创中心建设中充分借力。孙东建议，香港与上海可以在生物医药、量子信息、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协同推进，找到最合适的合作渠道和方式，实现两地科技成果的双向转化。

另一方面，沪港两地在科创方面的优势领域也有所不同，可以互补。相对而言，香港在生物医学、神经科学等领域较有优势，而上海在人工智能、5G技术等方面发展极快。尚海龙希望，两地要在股市沪港通外，早日形成“科创沪港通”，便于两地业内人士头脑风暴。

“一个队伍跑得快，另一个队伍跳得高，当大家联手时，整个队伍就是既跑得快、又跳得高。”谈及两地合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如是说。这也就是沪港科创合作的意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携手并肩服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