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中国代表团启程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毛泽东特别关照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到纽约后去看望顾维钧，但不要用官方名义，也不必提是自己要她去的。

章含之的养父章士钊是顾维钧的故交，她便以晚辈身份登门。那年顾维钧已年过八旬，在女儿顾菊珍家里会面，并共进晚餐。章含之按毛主席的嘱咐，向顾维钧介绍了大陆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说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章含之后来回忆说，顾维钧精神极好，步履矫健，对大陆情况极有兴趣，但回避了访问邀请。回国后，毛主席第一时间召见章含之，详细询问了见面情况，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此事当时无人知晓，顾维钧不在自己家会面，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官，顾维钧此时已退休多年。在他漫长的外交生涯中，至少有两个高光时刻。其一，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就中国对山东主权据理力争，最终拒绝签字；其二，1945年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这两次，顾维钧都作为本国主要代表与会，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外交才干，是中国近现代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顾维钧成长在上海一个富裕的官商家庭，从小生活在华洋杂处的开放口岸，有主动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也有目睹外国人在租界享有特权而激发的民族情感，两者交融汇合，形成了能够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

进入外交界后，顾维钧立志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努力让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但当时毕竟国力有限，顾维钧有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更多的却是委曲求全的苦涩回忆。他的经历是近现代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他所面临的困难和经历的失败，也是时代的局限。

顾维钧外表俊朗，谈吐柔中有刚。在他将近百年的人生中，从事外交和国际法院工作长达50多年，外交官气质融入他的言行，乃至血液之中。有一次，顾菊珍看到一篇文章，说顾维钧一生有28个女人，在餐后闲谈中提起，顾维钧很自然地当即反问：“只有28个？”

顾维钧晚年，唐德刚为他做口述史。作为历史学者，唐德刚为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人都做过口述史，跟他们交谈随意，唯独顾维钧对他始终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唐博士”，弄得唐德刚也只能毕恭毕敬，有些问题到了嘴边却问不出口。在他看来，顾维钧一辈子无时无刻不在办外交，永远披着一件外交官的大礼服。

人物档案

顾维钧：1888年生，上海嘉定人，字少川。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官之一。历任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公使、大使，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退出外交界后任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1985年在纽约逝世，享年98岁。

访谈嘉宾

金光耀：1954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著有《中华民国史》（第十卷，合作）、《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合作）等。

徐景灿：1940年生，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老旗袍馆馆长，顾维钧夫人严幼韵的外甥女，著有《中国望族旗袍宝鉴》（合作）等。

赵庆云：1977年生，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等。

和会之痛

高渊：顾维钧第一次成为“明星外交官”，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但也有人认为，年仅31岁的顾维钧入选中国代表团，为后来的内部不和埋下了伏笔？

金光耀：当时北京政府派出的和会代表，除外交总长陆征祥外，驻欧美国家的外交使节是主要人选。顾维钧尽管年轻，但以他驻美公使的身份入选，应该在情理之中。

问题是，巴黎和会根据对一战的贡献大小，将参会国分为几等，英、美、法、意、日为第一等大国，可派5名全权代表，中国被列为三等，只能派两名。而北京政府对和会期望很高，提前委派了5名代表，都在和会开幕前到了巴黎。

因为每次会议代表可以轮换，陆征祥决定全权代表仍为5人，排列顺序为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得知后，主动提出自己最年轻，排第五为宜。陆征祥就将顾与施的位置对调，而魏宸组负责起草文电和内务，不必靠前。排名电告北京后，有官员认为，这5名代表中能力最强的是顾维钧，经总统徐世昌批准，将顾维钧提到第二位。

高渊：这一改排名，就出了乱子？

金光耀：收到北京的委任电后，顾维钧感慨，这必将使代表团成员之间难以相处。因为施肇基是顾维钧赴美留学的带路人，魏宸组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王正廷曾任署理工商总长、参议院副议长，谁都比他资深。

果然，代表团内部分歧丛生，意气之争层出不穷。比如，对顾维钧负责起草的关于国联备忘录，王和施提出严词批评，顾维钧后来回忆说，他们的批评都不对题，显然是有意使陆征祥和自己难堪。

代表团顾问、驻丹麦公使颜惠庆评论说，大敌当前，竟有人不惜运用阴谋，争取席次。代表团一度无法正常工作，后来北京方面将排序改回了陆、王、顾、施、魏，但裂缝已难以弥合。

高渊：颜惠庆说的“大敌当前”，指的是什么？

金光耀：这要回溯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就企图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扩大在华权益。它迫不及待地向德国宣战，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随后，日本驻华公使以违反外交礼仪的方式，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勒索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内容包括山东权益、东北权益、长江流域权益、福建权益，以及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中日合办警察等。日本此举，将其侵华野心暴露无遗。

当时北京政府就认识到，山东问题要等战后召开和会才可能最终解决。当中国对德宣战加入一战后，北京政府开始了具体的谋划。顾维钧更认识到，战后和会是中国外交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

高渊：这个机会最终丧失，主因是什么？

金光耀：还在美国留学时，顾维钧就认识到日本外交的欺骗性，他指出言行不一是日本外交的特征，就此提出“联美制日”的主张。

在启程参加巴黎和会前，顾维钧向美国政府高层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即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这是中国第一次完整阐明对和会的期望和要求，得到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承诺。

但在和会期间，美国突然变卦。当时意大利代表团因领土要求未获满足，宣布退出和会。如果日本因山东问题也退出，和会将走向失败。而让和会进行下去，最终成立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首要目标，为此他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

高渊：对此变局，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金光耀：代表团提出三种选择：一是照意大利办法全体离会回国，二是在和约上签字，三是签字但不承认山东问题条款。但具体如何选择，团内分歧严重，于是决定请示北京。

当时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到国内，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民众群情激昂。迫于压力，北京政府最初主张不签字，后来又指示对山东条款保留的前提下签字，再后来指示先争取保留签字，如保留不成就全约签字。

1919年6月28日下午3点，是和约的签字时刻。这天清晨，顾维钧约见和会秘书长杜塔斯塔，中国的要求被明确拒绝。顾维钧表示，中国已经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这天下午，中国代表团集体请辞，并发表了不签约声明。

高渊：顾维钧当年说，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在中国历史上。但也有人认为，这一天还是有一点亮色的？

金光耀：中国的合理要求被拒，这显然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但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维护了国家尊严，顺应了国内民意，打破了近代以来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让”的惯例。拒签行动开创了敢于抗争的先例，对于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巴黎和会前后的顾维钧

升迁之速

高渊：对于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应该如何评价？

金光耀：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先后提交了四个重要文件，即山东问题说帖、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和中国希望条件。顾维钧主持起草了前两个文件和最后一个文件近一半的内容，他在代表团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顾维钧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对美外交。代表团刚到巴黎时，为了更好地跟美国沟通，他拟了一份工作计划，开列7个问题，让大家分头准备。他自己承担了其中的4项，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归还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和会最后关头，顾维钧担负起整个代表团的重任，先后与和会秘书长、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法国外交部长等会面，还给威尔逊写信，对山东问题据理力争。

而且，他在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言。按代表团成员资历，本来轮不到最年轻的顾维钧，但其他人要么没有准备，要么临阵退缩，顾维钧因为对中日问题早有研究，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

高渊：顾维钧是怎么进入民国外交界的？

金光耀：那是在1912年初，24岁的顾维钧正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突然接到中国驻美国使馆通知，说刚刚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请他担任英文秘书。他后来才知道，是国务总理唐绍仪的推荐。唐曾在美国见过顾维钧，对他印象深刻。

当时顾维钧毫无心理准备，就以还未完成学业为由婉拒。他的导师穆尔告诉他，读国际法和外交学的博士，就是为了担任政府公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促成此事，穆尔为顾维钧的博士论文答辩开了绿灯。

顾维钧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高渊：顾维钧初入民国官场，是怎么表现的？

金光耀：在总统府，顾维钧负责袁世凯会见外国高官和使节的翻译，起草在外文报纸刊登的政府声明或公告，处理总统的英文函件等。

他同时进入外交部，第二年就担任参事，负责与英美国家使馆的联系。当时外交部设总长、次长各一人，下设参事和司长各4人。顾维钧建议成立档案科和翻译科，提升了民国初年外交部的专业化程度。

“二十一条”问题的处理上，顾维钧充分利用与美国驻华公使的密切关系，主动向美国透露内容，争取了外交主动。报人王芸生在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认为，“二十一条”交涉中我国的外交错误很少，高度称赞了官位不高的顾维钧的外交活动。

高渊：顾维钧回国仅三年，27岁就当中国驻美国公使，31岁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发声，34岁出任外交总长，在中国外交界的蹿升速度为何这么快？

金光耀：他进入外交界时，正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迫切需要外交专业人才。那时候，诞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他们大多是留学生。而顾维钧不仅掌握外语，还是国际法博士。

另外，顾维钧有京城三大美男子之称，进入民国官场后，唐绍仪主动让女儿唐宝玥跟他接近，并很快订婚。袁世凯还想把第五个女儿嫁给他，但晚了一步。

虽然才貌俱佳，但让这个只有27岁，没有驻外经历的年轻人担任驻美公使，这是极不寻常的。民国初年列强歧视中国，外交关系最高级别就是公使级。在中国外交史上，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

谈判之艰

高渊：很多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止于巴黎和会，其实在和会结束两年后，还开过华盛顿会议，其中一个关键议题就是山东问题？

金光耀：当时，美国日益感受到日本扩张的威胁，为了确保它在远东的地位，也为了国内的裁军呼声，美国与英国决定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

巴黎和会结束后，顾维钧就改任驻英公使了，同时兼任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这个安排是方便他两者兼顾。他从英国外交大臣寇松那里，得知拟议中的华盛顿会议后，马上向外交部报告，认为此次会议对中国前途关系重大，建议政府及早筹备并给予指示。

高渊：当时的北京政府作何反应？

金光耀：1921年8月，美国总统哈定向英、法、日、中等8国发出参会邀请。中国代表团由外交总长颜惠庆组建，鉴于巴黎和会时的排名风波，他先私下得到顾维钧愿意排在驻美公使施肇基之后的承诺，然后组成了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的代表团，施肇基任首席代表。

后来伍朝枢没有成行，中国代表团实际是三位全权代表。他们的分工是，施肇基负责外国驻华军队撤军和撤销及移交外国邮局问题，顾维钧负责山东问题、关税问题及租借地、势力范围、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并监督代表团的对外宣传工作，王宠惠负责收回租界和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

由此可见，顾维钧承担了最多的工作，包括最受国内关注的山东问题，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最为棘手的问题。

高渊：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持怎样的策略？

金光耀：顾维钧多次强调华盛顿会议的重要性，就是提醒政府要避免巴黎和会的结局。他建议中国在会议上的提案不要贪多，具体可分为甲乙两部。甲部为原则，共四种：要求各国担保尊重我国主权及领土完全，以杜外患；要求废除条约上各种不公平之束缚限制，求自由发展；申明赞成各国在华工商业均等主义，并于全国一律遵守；宣告我国建设计划大纲，以慰各国期望。

从列出的这些问题看，顾维钧将华盛顿会议看作巴黎和会的延续，和会的失利阴影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希望这次能完成未竟的任务。

高渊：山东问题是如何交涉的？

金光耀：顾维钧先探美英口风，发现两国都希望在华盛顿会议之外由中日谈判解决。这跟顾维钧此前的建议相似，就是可在华盛顿会议之外交涉，但地点必须在华盛顿。

北京政府一开始希望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议程，而日本则认为山东问题与本次会议无关，应该另择时间地点由中日直接谈。最终这两项建议都未被会议主办方接受，而是选择了顾维钧方案。中日会谈时，美英代表到场，最终交涉结果提交会议，这显然对中国较为有利。

中日之间的会外交涉历时两个月，进行了36次会谈。按照中国代表团的分工，顾维钧是中方主要发言人。

高渊：中日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金光耀：在华盛顿会议前，日本已宣布归还胶州湾租借权，这次会谈的焦点是胶济铁路的归属，这是中日分歧最大、争辩最激烈、费时也最多的议题。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中国以何种方式收回该路，日本坚持中国向日本借款赎路，以求继续控制铁路，中国则提出或以现款赎路，或以国库券12年内分期付款，但3年后可一次付清，以尽快收回路权。

在复杂的交涉中，顾维钧的灵活应变起了关键作用。在顾维钧等人的努力下，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有允意，后来却突然变卦，坚持中国借款赎路。困境下，顾维钧请美英出面，日本不得不作出一些退让，提出同意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并雇日本人为车务长。

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希望中日交涉尽快结束，表示对日本的新方案很满意，希望中国能接受。对这一方案，中国代表团内部和国内都有反对声，顾维钧认为方案虽然不完全公道，但中国可得的也不过如此了，是可以接受的。

高渊：山东问题的最终签约，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

金光耀：1922年2月，中日在华盛顿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对胶济铁路的处置采用了日本方案，同时对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归还中国、日本军队从山东撤退等事项作了规定。巴黎和会遗留下来的山东问题，终于有了结局。

对中国而言，华盛顿会议具有特殊意义。近代以来，在中国与列强的交涉中，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一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与巴黎和会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成功离不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而顾维钧等外交官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高渊：有意思的是，巴黎和会中国失败，顾维钧大获赞誉，在华盛顿解决了山东问题，他却受到不小的争议，对此你怎么看？

金光耀：顾维钧在谈判中，跟外交部存在一些分歧。外交部的某些主张，比如反对与日直接交涉和主张现款赎路，看上去很强硬，实际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舆论。现款赎路需2500万美元，而当时只募集了不到50万美元，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

相比之下，顾维钧更务实。当时被批评迫于美英压力让步过多，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外交上的妥协。民众希望立即收回应有权益，当然是正当的。但对一线谈判的外交官来说，必须审慎考虑所面临的现实，采取适当的策略，以尽最大可能争取最有利的结局。

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立即争回所有丧失的国家主权的条件。因此，在声明保留以后完全收回主权的前提下，在一些问题上作出局部妥协，以先争回某些权利，是切实可行的选择。正如顾维钧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作为个人立身的箴言，但不适用于一国的外交。

1920年，顾维钧（前排左二）参加国际联盟第一次大会

态度之变

高渊：华盛顿会议之后，顾维钧回国担任过外交总长，甚至一度出任国务总理，后来又担任驻法大使和驻英大使。但他外交生涯的又一个高峰，要到二战即将结束之时？

金光耀：对，1944年8月至1945年6月，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无疑是他外交生涯的又一个巅峰。

二战爆发后，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顾维钧认为新的国际组织迟早要建立，他草拟过一份计划，不断加以修订。其中，对投票表决问题，他主张如改国联的全体一致原则为多数原则，必须常任会员国全体赞同才有效，这是为了加重中国的地位。

任驻法公使时的顾维钧

高渊：但一开始，顾维钧并不是中国参加会谈的人选？

金光耀：1944年8月，美国发起了筹建新的国际组织的会议，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与会国是美、英、苏、中四国，预示这四大国将是未来国际组织的重心。

外交部最初拟定的与会名单上，顾维钧不在其列。后来经人建议，加上了他和驻美大使魏道明等人。魏道明接到外交部的电报后，自认为以其驻在国大使的身份，理应排第一，就这样通知了美方。但最终，蒋介石确定顾维钧为首席代表，这让魏道明十分尴尬。

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另一个尴尬是，当时苏联以没跟日本开战为由，不愿与中国坐在一张会议桌上。最后采取了开罗会议模式，第一阶段美、英、苏三国开会，第二阶段美、英、中三国开会。

高渊：在敦巴顿橡树园，顾维钧是否又遇到了类似巴黎和会上的内部不和？

金光耀：顾维钧抵达美国时，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开始。原计划第一阶段结束后立即转入第二阶段，但顾维钧提出推迟几天，原因就是要统一代表团内部意见。

当时美、英、苏三国达成一致的是，新的国际组织名称为“联合国”，下设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中有常任席位，大会重要决议需要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一般决议以简单多数决定。

对此，中国代表团内部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三国草案与中国的要求相差甚远，中国应该提出自己的建议，不管那三国有无可能接受。但顾维钧认为，这一立场不切实际，以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不宜拒绝，当下的关键是必须维持中国的四大国地位。

内部讨论的结果是，在第二阶段会议期间，中国以补充意见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于是，顾维钧在会上提出7点补充意见并作说明，美英两国并不完全赞同，随后就分歧之处展开讨论。

在补充意见未被全部接受的情况下，顾维钧再次力排众议，认为应该在协议上签字，并获得了国民政府的认可。这显示了顾维钧对中国的实际地位有自知之明，他的首要关切就是力保中国的大国地位。

高渊：在顾维钧内心，是否担心中国可能跌出四大国，他的主张是务实还是软弱？

金光耀：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居大国地位，内心有小国忧虑。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能否成为一个大国，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全局性问题。

对此，有些人主张，中国不必强求大国地位，因为中国无法像美、英、苏那样真正享有大国特权。顾维钧认为，正因为有差距，就更要积极进取，定下了必须维持四强的基调。

作为首席代表，顾维钧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力主采取现实灵活的应对策略，不拘泥于某些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获得会议成功为首要目标。

顿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美、英三国首席代表

高渊：但在第二年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顾维钧却一反常态，态度非常强硬？

金光耀：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请柬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法国临时政府发出。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确认。

在《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讨论中，顾维钧并不迁就美国。比如托管制度，最初美国提出在国际组织监督下，由受托国对殖民地进行管理，意在取代殖民地制度。这一主张遭到了殖民帝国英国的强烈反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太平洋地区必须在美国控制之下，因此主张将该区域列为战略地区另类处理。

方案遭到不少与会国特别是小国的反对，中国代表团认为，宪章中对托管地的未来前途，须在自治之外加上“独立”字样，但遭到美、英、法等国反对。

对此，顾维钧代表中国4次起立发言，态度异常坚决，形成中国与美英尖锐对立局面。休会时，美国代表私下说只要中国同意，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顾维钧的回答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特殊利益，只是希望将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由于中国的坚持，“独立”最终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高渊：顾维钧是因为中国大国地位已经确定，所以放开表达中国立场了？

金光耀：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顾维钧将确保中国的四强地位作为首要目标，因此与美英商讨中多有妥协。但在旧金山会议上，顾维钧不再心有顾忌，在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布、托管地的最终独立等问题上，完全从道义原则出发，跟其他大国考虑一己私利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中国对《联合国宪章》作出的独特贡献。

1945年6月底，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首先由五大发起国签字，中国按英文字母排在首位，首席代表顾维钧用毛笔，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老马之情

高渊：走过这个巅峰后，顾维钧的外交生涯迅速陷入低潮，他甚至自称“已如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为何落差这么大？

金光耀：抗战胜利后，顾维钧转任驻美国大使，这是他希望得到的职位，因为他的外交理念一直以美国为重。但随着国民党挑起内战，并节节败退，美国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了距离，这使得顾维钧对美外交四处碰壁。

外交官是代表政府的，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扭转局面。顾维钧在1948年就萌生退意，但未获批准。后来数度请辞，而且把话说得非常坦率：一是常感力不从心，二是如早点退，还能以写作为生，不然老来会有生计问题。

直到1956年5月，他才结束了十年驻美使命，也结束了在中国外交界漫长的服务生涯。这时，距他27岁担任驻美公使，已经过去了40年。

高渊：不过他并未退出国际舞台，又担任了十年国际法院法官，他对这个职位似乎情有独钟？

金光耀：在荷兰海牙的十年里，国际法院一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顾维钧从未缺席。这期间，国际法院共研究和判决了17个案件，他参加了所有案件的秘密审议和公开审理，担任了其中3个案件的起草委员会委员，还对8个案件发表了书面意见。有的意见书刊登在学术专刊上，受到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他卸任后曾说，这是他一生的公职中，最欢喜的职位。以往在外交界服务，所说所做都代表政府，有不同想法也必须保留，而在国际法院是第一次能够真正表达个人意见。

高渊：在他晚年，不仅遇到了最喜欢的职位，还跟最喜欢的女人结了婚。顾维钧跟严幼韵结婚时，已年过七旬？

徐景灿：严幼韵是我母亲严莲韵的亲妹妹，顾维钧是我的姨父。1959年9月他们在墨西哥城举办了婚礼，那年姨父71岁，姨妈54岁。

证婚人之一是何凤山，当时并不出名。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在二战时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为走投无路的犹太人签发了几千份签证，让他们能前往中国，被后人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是姨父的晚辈，我想姨父请他当证婚人，就是看重他的人品。

高渊：在你的眼中，二老之间的感情如何？

徐景灿：他们相爱多年，到了老年仍情意绵绵。刚到海牙的国际法院时，姨父给远在纽约的姨妈写诗：“夜夜深情思爱人，朝朝无缄独自闷。千种缘由莫能解，万里邮航一日程。”  

姨妈的爱，更多体现在对姨父无微不至的照顾上。每天凌晨，姨父熟睡醒来，姨妈已准备好一杯热牛奶和几块饼干，放在床头柜上，让他喝下后继续睡觉。这主要是担心他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不利。姨父退休后生活安逸，活到98岁离世，很大程度上靠姨妈的照料。

顾维钧、严幼韵夫妇

高渊：你姨妈的人生也颇具传奇？

徐景灿：姨妈长得漂亮，她父亲在上海南京路上开“老九章绸锻庄”，各种衣料随她挑，总是穿得很时髦。她是复旦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女生，当时女生宿舍还没造好，她每天坐自备轿车上学。因为车牌是84号，很多人叫她“84小姐”，也有男生将英语 Eighty Four念成沪语 “爱的花”。

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外交官，叫杨光泩。二战中，日军侵占菲律宾后，将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和另外7名留守领事馆的外交官抓捕杀害。作为总领事夫人，姨妈不仅要照顾三个女儿，还要保护那7位外交官的妻儿。那几年，她的马尼拉家里住了将近20个人，他们在花园里种菜，在地下室养鸡，自己做酱油、肥皂。

二战结束后，她带着孩子们去了纽约，进入联合国担任礼宾官。跟姨父结婚后才离职，联合国的同事们对她依依不舍。2017年，姨妈以112岁高寿离世，她总是坚信最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高渊：这几年，不少人对顾维钧的婚史很感兴趣，也会争论他到底是“三婚”还是“四婚”，你怎么看？

金光耀：有研究者说，顾维钧的一生是婚事三部曲：第一位夫人唐宝玥“主贵”，因为她父亲是民国大官唐绍仪，顾借以发展政治地位；第二位夫人黄蕙兰“主富”，因为她父亲是印尼华侨“亚洲糖王”黄仲涵，顾获得了财力支撑；第三位夫人严幼韵“主爱”，顾维钧说过，三位夫人中他最喜欢严幼韵，因为她最了解自己。

当然，在顾维钧12岁时，父母给他订过与张氏的婚事。他留学美国后第一次回家，在父亲绝食相逼下，不得已举办了婚礼，但新婚之夜睡到了母亲的卧室。他返回美国继续学业时，将新娘安置在费城的一个美国家庭，经常去看望，以朋友之礼相处。等张氏基本习惯美国生活后，两人和平分手。

顾维钧的两个留美朋友胡适和蒋廷黻，跟他有相似的经历，但应对方式不同。胡适当年在美国有个热恋女友，但迫于家庭压力，还是娶了小脚女子江冬秀，过了一辈子。蒋廷黻则异常强硬，称如不解除婚约就不回国，最终逼迫父母让步。在此事处理上，顾维钧也显示了外交手腕。

严幼韵（中）在联合国工作

解冻之谜

高渊：虽是民国时代的明星外交官，但因为各种原因，顾维钧在1949年后鲜为大陆民众所知。很多人把电影《我的1919》，视为他重新浮出水面的标志。其实早在1983年，《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在大陆出版后，就引发了史学界的“顾维钧热”？

金光耀：回忆录第一卷出版，确实备受学界瞩目。当时我刚读研究生，觉得第一卷不仅史料丰富，而且可读性很强，让我对顾维钧和民国初年的外交产生了兴趣。

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涯，使他的口述回忆相当于一部民国外交史，其中大量第一手资料极有价值。开始口述时顾维钧71岁，最终完成已经88岁，口述回忆录英文稿长达1.1万页，原稿由他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后来译成中文有13册600多万字，这样规模的个人回忆录非常罕见。

高渊：据说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过程，颇有一点曲折？

赵庆云：最早是1980年5月，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陈鲁直致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表示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找他，说她父亲的口述回忆录以缩微胶片形式存在哥大，原稿未经校核，她父亲已年过九旬，不可能亲自核校，也没有精力指点她，如果近代史所有兴趣，顾菊珍极愿合作。

当时主持近代史所工作的刘大年教授得知后，对此高度重视，马上向中国社科院提出报告，申请外汇向哥伦比亚大学购买缩微胶片。由于顾维钧曾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近代史所整理出一份材料加以说明。

高渊：对于是全部翻译出版，还是出选本，也有过不同看法？

赵庆云：1980年10月，顾菊珍夫妇应近代史所之邀，来北京磋商回忆录出版事宜。他们颇为谨慎，表示回忆录出选本还是全本，是公开出还是内部出，一切由国内决定 。

刘大年表示一字不删、一字不改是翻译出版原则，顾菊珍听后既高兴又惊讶。后来根据顾维钧本人的建议，对某些稿页作了适当删节。

高渊：顾维钧对回忆录中文版在大陆出版，持何态度？

赵庆云：回忆录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组织翻译，为避免统战色彩，署名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致函版权所属的哥伦比亚大学。

第一分册出版后，刘大年立即寄给顾维钧，并在书上题词：“顾老先生为寿”，落款是“后学刘大年”。顾维钧收到书后十分高兴，尤其喜欢“为寿”两字，签名回赠刘大年一本。

当时，台湾方面曾有人致信顾维钧，追问出版说明中所写承顾本人“欣然同意”，是否真实？顾菊珍明确答复，父亲将文件送交哥伦比亚大学保存时，曾附以短简，表示倘若回忆录日后能译成中文，将极为铭感，此短简可视为“他的欣喜与同意的表示”。

高渊：在此之后，顾维钧这个名字是如何逐步解冻的？

金光耀：大陆学界对顾维钧最早作出正面评价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邓野。1986年，他在关于巴黎和会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了顾维钧的关键作用。1991年，顾维钧作为正面人物进入上海的高中历史教材，是一个很关键的变化。

1998年，顾维钧的家乡嘉定区筹建“顾维钧生平陈列室”，此举获得了顾维钧家人的大力支持。当时开了一个论证会，我也参加了。会上有人提出，解放战争中顾维钧曾在“战犯名单”中，为他设陈列室是否合适？与会的历史学家唐振常和文物专家马承源等，都认为顾维钧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的外交家，纪念他很有必要。后来，此事得到上海市政协和统战部领导的支持，1999年开馆后反响很好。紧接着，电影《我的1919》公映，由陈道明扮演顾维钧，更让他广为人知。

2018年，在顾维钧诞辰130周年之际，嘉定博物馆扩建了陈列室，现在展出130幅珍贵历史照片、139件文献资料以及顾维钧生前遗物，近一半是此前没有的。

高渊：对于家乡，晚年顾维钧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徐景灿：改革开放后，我有幸和姨父姨妈在纽约相处了近两年，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他们家里。我经常陪姨父早餐、散步、下棋、游泳，近距离接触了他的晚年生活。我还受姨妈委托，为姨父定制寿衣。

我第一次见到姨父时，他已经92岁了，传奇人生巅峰早已过去，连口述历史也已经完成，那是一位和蔼睿智、思念故乡的老人。有一次他问我，去过嘉定没有，然后抽出一张便条纸，画了简单的嘉定地图，上面有孔庙、古塔和西门，感慨地说他家就在西门。这张小纸片，我后来转交给了嘉定博物馆，它承载了姨父的思乡情。

姨父家的厨师告诉我，他最想吃的是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每年到了上市时节总要念叨。但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厨师连见都没见过。我后来去嘉定，没找到罗汉菜，就带了塌棵菜种子去美国。大概是水土差异，种子没能长出来，姨父心中一定比我更遗憾。

少年顾维钧

高渊：他对新中国，又是怎样的态度？

徐景灿：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后，中国驻美使馆有好几位外交官登门拜访，姨父都热情接待。有一位上海市的老领导退休后访美，为姨父姨妈带了一幅寿星图。交谈中，姨父询问并赞扬改革开放政策，问候邓小平和叶剑英等。虽然旅居海外，但他的心跟祖国紧紧相连。

姨父晚年，还有一件事让他很高兴。1984年，中英就香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早餐时，姨父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从报上剪下珍藏。1942年，中英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时，姨父就表示要等待香港问题的解决，即将百岁之际等到了这一天，他怎能不激动。

顾维钧题词

品格之争

高渊：现在，对于如何评价顾维钧的历史地位，学界还有不同看法。唐德刚就说过，近代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两个是周恩来和李鸿章，半个是顾维钧，你认同吗？

金光耀：2000年，上海举办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名家云集，唐德刚也特地从美国赶来。他向大会提交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两个半外交家”之说就出自其中。

文章中，唐德刚称顾维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职业外交官，而说他只是“半个”，是因为主要决策权不在他手中。我认为，决策权或自由裁量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周恩来就讲过，外交无小事。

以此说顾维钧是半个外交家，我觉得不够完整，因为他还是作了一些决策的。比如，在巴黎和会上拒签，是以顾维钧为主的代表团作出的决定；北洋时期中国终止和比利时的不平等条约，顾维钧当时是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肯定是参与决策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顾维钧违背袁世凯意愿，把消息透露给美国使馆，以寻求支持等。

高渊：顾维钧曾自比塔列朗，那是被歌德誉为“19世纪第一外交家”的法国外交官，外交生涯长达40多年，但也备受争议。民国时期就有人指责顾维钧跟塔列朗一样，被各种政治势力所用。你觉得，将两人对比合适吗？

金光耀：就外交才干而言，顾维钧可与塔列朗一比。塔列朗在拿破仑战败后，代表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成功操纵了英俄普奥四大国。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跟列强斡旋，心中或许以塔列朗自诩，但结局却饮恨塞纳河畔。这让人不得不感叹，个人的外交才干无法超越国运。

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顾维钧也是以外交之才，为当政者所用。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撰文说他是“人用之才”，在各个派系中跳跃，如果为好人所用，可以做些好事，如果为坏人所用，也可以做些坏事。

这样的评论确实点到了要害，但也要看到，外交官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他需要政府的任命，对外代表的是执政的政府。民国时期派系林立，总统如走马灯般换，他如果想在外交界施展才华，就必须为当政者所用。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称自己超脱于政治，只关注外交，所以各个派别都能接受。

高渊：你赞同他说的，对国内政治不感兴趣吗？

金光耀：20多年前，我出版过《顾维钧传》，采纳了他的说法，认为他是超脱于派系政治的。但现在我认为，他在回忆录中的表白，并非当年的真实想法。

1922年到1927年，顾维钧在频繁更替的政府内阁中，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还曾署理国务总理。他不仅外交在行，内交上也长袖善舞。在错综复杂的派系政治中，他一直受直系支持，奉系势力上升后，他与张学良关系也密切起来，成为直奉两派都可以接受的人。在当时的人眼中，顾维钧并不独立于政治，以至于有报章说他“卿本佳人，何为做贼”。

高渊：也有学者认为，顾维钧身上还是带有一些“中性品格”，这使他最终没有被政治摧毁。这个评价中肯吗？

金光耀：顾维钧在经历了北洋时期政治倾轧之后，产生了对派系政治的厌恶。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显示，折射出他卷入国内政治不成功的经历，应当是真实的。正是这一经历，让他懂得了与政治保持距离，也对他后来与国民党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基本不介入党内派系政治。

或许就是因为他的“中性品格”，1985年他在纽约逝世后，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向家属转达了对顾维钧的哀悼。这说明，他最终得到了善待和宽容。

高渊：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顾维钧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他在回忆录中对此似乎没有提及？

金光耀：这应该是他故意遗忘的。1915年顾维钧担任驻美公使时，正是袁世凯酝酿帝制的敏感时刻，按顾维钧后来所说，他竭力避免与帝制复辟有任何纠葛。其实，他当时赴美有一项任务，就是为袁世凯称帝营造国际舆论环境，他也为此出了力。

但也不难理解，作为弱国外交官，顾维钧在国际谈判中，深感一个四分五裂的祖国，无法成为强大的后盾，由此向往强人政治。袁世凯身败名裂之后，他当然要否认此事。

公理之战

高渊：在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涯中，基本上扮演的都是“弱国外交官”。很多人说，弱国无外交，他是怎么看的？

金光耀：除了在旧金山会议上，他就托管地问题跟美英代表起正面冲突，稍显大国气概外，他一直是以弱国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他也习惯了这样的角色。

但顾维钧不认同“弱国无外交”，他在一次演讲中有过专门的阐述。他说，“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高渊：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在外交谈判中，顾维钧始终如履薄冰，信奉“将能得到的先拿到手”的原则，可以说他是个地道的现实主义者？

金光耀：学者邓野曾说，现实主义是顾维钧参加一切谈判的出发点，对于那些无法整体解决的问题，他主张采取分割的方法，求取部分先解决，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之所以要将有的问题留待将来解决，是因为当前时机尚未成熟。

在顾维钧身后，是一个没有多少筹码的弱国，谈判中他不可能作过多的正面抗衡。所以他强调技战术的运用，要求谈判方案必须有灵活性，以便为谈判留下余地。对于永久性文件的起草，他同样力求措辞有灵活性，以后如果情况改变了，可以作不同解释。

高渊：顾维钧所处的那个时代，“国民外交”大受追捧，但他为何一直对此持保留意见？

金光耀：他认为，“国民外交”主张百分之百的成功，群众组织起来向谈判双方施压，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是永远成功不了的。在华盛顿会议上，当时国内民众的呼声是中日不能直接谈判，否则就是软弱和投降。顾维钧采取了变通办法，让这个问题在会外谈判，还是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反对。

但同时，顾维钧也很会运用舆论和媒体的力量，向对方施压。比如，1926年中国终止和比利时之间的条约，他在声明中写道，因为国内民族主义日益觉醒，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再继续维持中比之间的原有条约，完全不可能了。

高渊：在外交战略上，顾维钧的基本思路是“联美制日”，这明智吗？

金光耀：中国传统外交向来主张“以夷制夷”，但并不确定固定的联合对象，而是随机应变。从中日交涉“二十一条”起，顾维钧就主张“联美制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他更屡屡呼吁确立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战略。在近代中国转型期，这是全新的外交战略。

“联美制日”的主张，是基于顾维钧对远东国际局势的认识。20世纪上半叶，日本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远交美国来制约日本，确实是当时外交上最可行的选择，这也是很多像他一样的留美学生的共识。

高渊：顾维钧被看作民国外交的“亲美派”代表人物，他最终利用了美国，还是被美国所利用？

金光耀：在他看来，美国跟其他列强不同，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是他外交生涯最后阶段的对美外交，因为掺杂了党派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但顾维钧的“亲美”并非无底线。在有关台湾地位的问题上，他对美国可能导致海峡两岸分离的举动，一直高度警觉，对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认同，就是他“亲美”的底线。

高渊：在外交活动中，顾维钧秉持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金光耀：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顾维钧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

他这段话，可以说准确预判了20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也成为他的外交信条。当时没有阐释什么是他心目中的公理，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倡导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顾维钧认为这是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将此看作他所期望的抗争强权的公理。

高渊：“以公理争强权”的理念，在现在的世界依然行得通吗？

金光耀：以公理争强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被中国舆论痛斥他口中的公理是一文不值的空话。而顾维钧的言行挑战强权，彰显公理，赢得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尊重。他坚信强权或能得逞一时，但不能一手遮天，如果公理不去挑战强权，强权就会一直主导世界。

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看，公理具有长久的力量，在与强权的抗争中会逐步得到彰显，并最终战胜强权。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并不断地为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