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老章时，他年近古稀，我还不到30岁。那是199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在上海设立华东分社，我有幸考入。我一直把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当成自己新闻生涯的开始。而那时，老章已离休多年。

老章名叫章世鸿。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这么叫他并非不敬。当年在人民日报社，我们叫任何领导都是这么个叫法。即使是报社“最高首长”邵华泽、范敬宜，我们也照样直呼老邵、老范。这么没大没小地叫领导的日子，当年只道是寻常。老章年届耄耋后，我们有时会改口叫他章老，这是后话。

老章是标准的老革命、老干部。1945年10月，老章入党，那年他才18岁，是个中学生。在上海，入的当然是地下组织。让他惊喜的是，按暗号上门接头的，竟然是他的生物老师王芷涯。他们在他家亭子间举行了没有党旗的入党仪式，历时8分钟。他晚年写文章回忆当年入党仪式的细节，仍然历历如绘。此后，他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他的战友有几位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48年，老章从上海转入大别山解放区，因他在上海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过书，组织任命他担任《皖西日报》编辑。次年，他随部队进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接管工作，后入新华日报社工作，1953年调入人民日报社。

20世纪80年代，老章任人民日报驻上海首席记者，写了大量报道，为上海的改革开放鼓与呼。当时，上海矛盾重重。老章的报道，报喜也报忧。他的代表作是1988年2月2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一个城市两种速度说明了什么？——访上海闵行开发区随想录》，文章剖析了上海的开发区与非开发区发展速度迥异的问题。老章后来坦言：“当时思想斗争却很激烈，最大的顾虑是：我对上海经济工作的全局进行评述，会不会打击面过大，从而得罪一些人？”反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写，因为当前人们关心的焦点正是上海全局性的问题。作为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做，是应尽之责。”这篇报道刊出后，《解放日报》于次日转载，反响很大。老章总结道：“记者并非一个旁观者，而应该是社会问题的观察家、评论家，因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还应该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敢于解剖各种社会现象，由现象进入事物的本质，由局部问题透视全局，写出有分量的述评性报道来。”老章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报道，后来集为《太平洋西岸新曙光》一书，于1990年出版。

《太平洋西岸新曙光》

二

余生也晚，在老章记者生涯的黄金时代，我还是个学生。但幸运的是，我进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后有幸多次随老章外出采访。华东分社一成立，老章就表示希望到华东各地进行采访。他身体十分硬朗，但毕竟年近古稀了，分社领导就派青年记者跟随，主要目的是学习，当然也不无“保驾”之意。开始是几个年轻人轮流陪同，也许是因为我比较胆大，愿意和老章讨论问题、交换看法，而不仅仅是跟着走，老章最喜欢我，渐渐地我变成了他的专职“跟班”。

老章出门喜欢往山沟里跑。他带着我去了皖南、赣南、闽西、苏北等地的几十个县，跑过华东的一大半山区。这些地方难免条件艰苦，但老章从不计较，有时住进满是霉味的简陋房间，他也满口称赞，说“很好很好”，临走时还会一一对工作人员致谢。但如果对方没把采访工作安排好，老章会发脾气，把人家批评得哑口无言。

老章精力充沛，出一次门半个多月，日程总是排得很满，一刻不停地采访考察。这似乎也是老章不服老的体现。

本文作者和章老（图左）在黄山

老章之不服老，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登黄山。那是1995年秋，我们去皖南采访，老章上黄山这件事受到了当地的重视，陪同人员陪我们从云谷寺坐缆车上去，在始信峰附近逛一圈就打算下山了，老章却说，要登光明顶。陪同人员吓坏了，纷纷劝阻，劝阻不成就说用轿子抬他上去，但老章坚持要自己走。最后，我一个人陪他走了一整天。回上海后，老章写了一篇《站在黄山光明顶》详记此事。虽然连续上下坡十多个小时把老章累坏了，但他“毫无悔意”，因为“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当然，所谓不服老只是表象，其内核是一位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尽管分社领导从来不给我们派任务，但老章每次出门都要写很多稿子。大多数是我写初稿，他来改定，也有几次他采访得特别兴奋，就亲自动笔了。老章极其认真地对待每篇报道，也希望编辑部认真对待我们的稿件。如果报道被处理得突出，他会像小记者一样兴奋。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江西，准备下乡前，江西记者站站长余清楚来送行，他拿了当天的报纸说：“老章，你和天扬的报道上了今天的头版头条。”老章听闻，一把拿过报纸就看，兴奋得手舞足蹈，说：“这对我们鼓舞太大了，我们去赣南一定要好好采访，写出有分量的报道来。”

本文作者和章老（图左）参观周恩来纪念馆

老章的率真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一老一少相处时他毫无架子，并不嫌我年少无知，我俩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不管想到什么，都脱口而出跟我讨论。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人有没有可能一辈子只对一个人产生爱情？”问完，马上自己回答：“不大可能。”后来我发现，关于这个问题，他还真的写过一篇文章，言之成理，开明极了。又有一次，他问：“为什么有的人一当官就变坏？”我知道，对这个问题，他心里一定是有答案的，因为关于监督和制约权力，他写过更多文章。

三

如今我也临近退休。回想起来，当年能与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同志朝夕相处，一起走过这么多地方、采写这么多稿子，是我记者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认识老章时，他已离休多年，对于如何度过老年阶段有着深沉的思考。他在一本书的前言写道：“一个人生理上一定会衰老，这是自然规律，但心理上、精神上也可以不衰老。我们应该力争生理上延缓衰老，而在精神上永葆青春。”老章做到了。

《九十年代中国纪事：一个记者的视野和思考》

《二十世纪反思》

《新世纪沉思》

老章把自己的晚年生活总结为8个字：读书，思考，考察，写作。我以为，其中的核心是“思考”。老章的思考，宏阔而深远，具体而不羁。老章晚年笔耕不辍，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好几本集子。他起的书名，几乎每一本都带“思”字：《九十年代中国纪事：一个记者的视野和思考》《二十世纪反思》《新世纪沉思》等。老章有个习惯，他想到什么，稍有头绪，马上就记下来。他说：“有时睡梦中突有所思，也会立即起床开灯执笔记下，然后再上床，以免晨起后忘却。”这样的思想火花记满了好几本笔记本。老章给我看过这些笔记，我觉得它们极有价值，建议他印出来，于是有了他的最后一本书《中国改革历程采访笔记》。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这年，老章虚岁九十。

《中国改革历程采访笔记》

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老章仍然作如此深入甚至是痛苦的思考，他是有着历史使命感的。他曾写道：“如果说，许多事，我们过去头脑中还是盲目的，那么，到了晚年，我们不能再盲目下去，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认清我们走过的路，并且告诉后代，应该发扬什么、防止什么。这正是我们老同志的历史职责。”

一直作宏观思考的老章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我有了儿子之后，他一直很关心孩子，问长问短。有一次，他还特意带着给孩子的礼物到我家来。儿子叫他爷爷，他显得特别开心。而我要去看望他，他总是坚持说，你在岗位上忙，还是我到报社来看你。我知道，就像当年登黄山一样，我只能听他的。他来报社时，同事们都会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位老先生一个人跑来找我。我每次送老章出门，看着老人缓步走向公交车站时常常会湿了眼眶。我们一老一小谈论的话题总是很集中：他的书和我的文章。他的书，每一本都签了名送给我。因为老章不会用电脑，手写稿请人录入，所以其中误植不少。我自告奋勇帮他校对，也就成了他书稿的第一读者。校对时，我会犯“编辑病”，不仅改误植，还改文句。老章从来不以为忤，还表扬我改得好。2008年起，我到评论部工作，见报的评论文章多起来，老章读到我的文章，常会打电话来鼓励。听他的声音就像自己的稿子发表一样开心。他一直说：“你正当年，要多写。”可以说，我是在老章关怀的目光下成长的，我每有懈怠，只要一想到老章，便会振作起来。

章老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四

近三年来疫情肆虐。因为怕有万一，我与长者们的交往锐减，包括与老章。

转眼进入兔年，我以为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待春暖就可以去见老章了。却不料，春节里传来他不幸逝世的噩耗。大年初五上午，老章安息了，享年96岁。

这，就是我认识的老章。

晚年的老章说：“我的许多老一辈朋友并不总是在平庸地安度晚年，而是仍各以一颗赤子之心关心天下大事，有所思，有所作为，而且经过几十年的沧桑，思想上更趋成熟了。”这，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描绘老章，我以为，就应该是——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