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家乡小镇的小酒馆里拷了半辈子的酒（吴语“拷酒”意为“舀酒”），“当垆卖酒”于我，就是儿时母亲酒甏边忙碌的背影。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江南。

小镇只有两家饭店，先开门的称为老饭店，后营业的就是新饭店。高中毕业后，母亲就进了新饭店。她每天3点摸黑起床，4点到岗，陆陆续续有了食客，4点半小饭馆已经坐满人了。

早市的议价面最吃香。二两粮票加7分钱的一碗阳春面，早市可以议价1角，用3分换二两粮票再合算不过。门一开“卖筹”窗口就排得里三层外三层。也有大人不舍得吃，攥着这根面筹带回家准备第二天给孩子当早饭。通常一张八仙桌8个人落座后，后面还站着三四层人等位。议价面是限量的，早市20斤面卖完，后面就要用粮票了。

靠墙的八仙桌，坐的是常来的酒客。抢到面筹后再拷上半斤黄酒，或者二两蹩脚烧酒，切个1角猪头肉，抑或一小碟长生果（花生），不紧不慢地喝酒吃菜，最后以一碗阳春面垫肚压轴，新的一天以对胃的隆重款待开始了。这样孔乙己类的人物，在江南小镇比比皆是。他们戴着毡帽，着中式前开襟棉袄，腰束“作裙”，款款而来。旧时吴地男子很多穿裙，夏衍《上海屋檐下》第一幕：“黄父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褪了色的蓝粗布衫，系着作裙。”就是江南老者的标准装束。酒客们脚上还穿着芦花蒲鞋，轻便又保暖。蒲鞋比草鞋制作更精细，也更值钱，农民下地一般不舍得穿，家乡有句俗谚：吃面着蒲鞋，暗里完人家。意指铺张浪费，家业要败光。看起来这些酒客过的倒是有钱有闲的日子。

八仙桌上有个叫张兴的，每天都来，最是活络，爱讲俏皮话，吃完面一抹嘴，马不停蹄开始收拾碗筷，帮忙洗碗，母亲正当忙时，招呼他：“张兴，帮我去菜场买三斤青菜！”他也跑得乐颠乐颠，对面卖筹的瘦阿姨从门缝里塞根面筹给他，就是每日的劳务福利。

八仙桌的另外一边，坐着陶小根，他是个农民。每天3点起床，挑个担从乡下走到茶馆，花4分喝碗茶，顺便把担子里的鸡蛋、蔬菜卖给茶友，赚了点钱就来新饭店吃酒，所谓“卖取青钱沽酒得”。他是个精明人，货卖完了，担子一头轻一头重，吃完酒回家总会在路边捡上两块砖放在担子里。有人看到呵斥几句，他就讪笑说：“称担头！称担头!（吴地俗语，意为让两边担子对称一样重）”边说边走远了，别人也懒得和他计较。经年累月，12年后，陶小根用每天捡的砖砌了一间房，自己颇为得意，逢人便炫耀。

饭店里有三种人是有实权的。

捞面师傅排第一，他这只捞面的手，掌握着吃面人这一顿的饥饱。晓得规矩的，递上一根烟，他手里略用些劲，勺子拍两下，不动声色，二两面能压到半斤，早市繁忙，这面下水就捞起，基本还是半生，换作现在，是无论如何难以下咽的，可是当时吃上这一碗加料面的人，很让人羡慕，因为能保证6个小时不饿。

母亲的拷酒差使也有讲究，酒勺晃一晃，半斤就变成了四两半，若是熟人，一口气勺起酒落，半滴不洒，半斤却能舀出五两半来。

对面卖筹的瘦阿姨，坐的位子比别人都高，居高临下最神气。布店小姐妹是不用排队的，做完早市去布店弄点零头布也够做一条裙子了。百货店的阿哥有电池，旁人买或许要领导批，早上议价面筹的关系，就直接卖了。小镇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每天都在新饭店的早市里变现。

小饭馆的服务态度最不讲究，中午12点还没吃完，扫地的胖阿姨就抄起大扫帚左右开弓，大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架势，食客也习惯了，赶紧起身结账走人。当时小镇只有两家饭店，服务态度这东西，看心情。现在我回乡，母亲告诉我，已经开了上百家饭店了，如果食客没吃完就赶人，根本无法生存。

下班的时候，母亲会花上两角买碗员工例汤，料特别扎实，白菜下翻滚着爆鱼，爆鱼边露出走油肉的卷边，油汪汪滚滚烫，够一家三口热气腾腾吃两顿。间或胖阿姨神秘兮兮端上半盆白斩鸡，眨眨眼，“二号菜。”“二号菜”就是桌面上收下来的剩菜，好像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卫生问题，大家都自然而快活地把“二号菜”吃完。

每年秋天棉花收割后，种下冬小麦，就到了江南高乡地农闲时分，农民就只等过年了。酒客家里慢慢蒸起了糕，炒香了发豆、长生果，做了甜酒酿，张兴、陶小根他们不再买猪头肉，自家带点发豆、长生果、毛豆来充做下酒菜，议价面也不吃了，家里蒸的发糕掰一块，八仙桌边就着天南海北的山海经下肚，年味不知不觉在小饭馆里弥漫开来。初一到初三，乡下人最爱来镇上轧闹猛，天没亮，母亲就生好炉子温上一壶老白酒，待张兴、陶小根们来了，一一倒上，浑白色的酒液温温热热下肚，新的一年就这样稳稳当当如期而至。

如今我坐在咖啡馆把这些回忆写出来，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闹的江南小酒馆，我在母亲身边吃面，张兴他们在不远处的八仙桌上喝酒聊天，母亲在酒甏前忙碌，那些影影绰绰的影子，和着含混不清的乡音，构成一幅颜色仍然鲜亮的油画。

我清晰记得所有人的特征，记得母亲面前一排酒甏的样子，八仙桌和条凳的方位，冒着热气的议价面味道，我却再也走不进画里。这些酒客和江南小酒馆一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