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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脱贫第一线】云南娃娃到上海就业,以前为啥总待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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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建华 2020-08-03 15:02
摘要:刚从事就业扶贫工作时,我还是“小徐”,而今虽被唤作“老徐”,发际线也在不断往后退,但是在这条路上,干劲越来越足。

上海市对口支援地区就业服务工作站主任 徐建华

上观新闻记者 陈抒怡 采访整理



2006年,我28岁,放弃稳定工作,创立了社会组织,为云南等上海对口支援、扶贫协作的地区提供就业服务。

接手这项工作很偶然。当时云南玉溪工业财贸学校的校长找到我,说他们有30名学生想来上海找工作,希望我能帮忙联系。经过调查了解,我发现用工市场存在供需矛盾,一方面上海中小企业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西部一些不发达地区就业困难。

此前,我去过云南,看到当地贫困户的家庭条件相当艰苦,给这些学生们提供工作机会,也是想让他们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火种”。于是,我找到上海市中小企业办,联系了一些劳务公司接收这批学生。

学生们来了,问题也接踵而至。有老师把火车票买错了,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出过远门;很多娃娃待不住,有的当天刚到就急着要回去,约九成人没到半年就回老家了。学校急,学生回家找不到工作;企业急,员工流失快,来不及找人补上。

问题出在哪里?连续组织了几批云南学生来沪就业后,我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初来乍到陌生城市,娃娃们要过“三三关”,也就是3天要过饮食关,3周要过亲情关,3个月要过工作关。只要三关熬过,保持稳定10个月,基本就适应了。

为了让娃娃们尽快适应,我们围绕他们的“衣食住行用”,请“企外辅导员”为他们上课,除了职业规划、政策法规等内容外,还有关于在上海生活方面的指导。同时,督促企业组织娃娃们出去看一看,逛一逛。之后,这些云南娃娃在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就业人数逐年上升,仅云南玉溪工业财贸学校,通过我们中心实现就业的人数就超过1万人。

在我看来,就业扶贫关键是解决一个“内心想要”的问题。只有渴望就业,才能最终实现稳定就业。2010年,云南持续干旱,致一批农民返贫,云南迪庆州扶贫办向我们中心求助,共有200多人想参加企业面试,我们很快组织20家企业赴滇。

然而我们到那里时,才发现真正来州里面试的不足15人,藏族小伙品布此里便是其中之一。品布此里初中没毕业,26个英文字母一个不识,但有一点,他渴望走出大山,他骑毛驴、乘拖拉机和摩托车再转大巴,用了至少8小时才从村子到了县城。后来,品布此里受聘于上海一家做电缆的外资企业。初抵上海时,语言、生活习惯、饮食上也很不适应,中心给予他各种疏导与帮助。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在那家企业一待就是4年。2014年,企业派他去无锡分公司,他不愿离开上海,也没找我们帮忙,而是自力更生在一家上海企业谋得工作。之后,他又自己买了助动车,跟当年一同出来的姑娘结婚生子,在沪扎下根来。

品布此里已经完全具备了自主就业能力。这几年,类似的青年人在我们的帮扶对象中,绝非特例。


徐建华(中)在云南保山市走访建档立卡户。 受访者 供图

我们统计过,在我们服务过的对象中,约四成人“走出来”后又打道回府。但是,只要深入跟踪研究,就会有惊喜发现,很多人在3个月后仍要出来,未必来上海,但会去家乡周边或其他城市继续找工作。外出打拼,开阔了眼界,几年之后,他们有望成为带领全家、甚至带领全村奔小康的“火种”。

要改变人的思想,就要改变以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些年,我们中心在云南等对口地区建起“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将信息发布的终端深入到深藏于崇山峻岭中的县、乡、村,让经过核实、筛选的岗位信息直接进村,滚动播放,贯通了就业信息通道中的“最后一公里”。这样的终端,我们现已安装426台,其中约80%在乡、村一级。

刚从事就业扶贫工作时,我还是“小徐”,而今虽被唤作“老徐”,发际线也在不断往后退,但是在这条路上,干劲越来越足。为了表明自己服务云南、青海两个边远省份的心志,我给自己起了个别名“徐云青”,参与这项工作的就业辅导员就叫“小云青”。

栏目主编:孔令君 文字编辑:孔令君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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