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古就被称为“水乡泽国”。纵横奔腾的河流，汹涌澎湃的海潮，使得江南，特别是江南沿海地区天然地承受着来自水灾的巨大威胁。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海潮在狂风暴雨的助力下沿钱塘江溯流而上，泛滥成灾的记载。而始于六朝时期的江南大开发，更几乎全程贯穿着江南人民与水患的抗争。在东晋偏安江南的103年里，仅遍及全境的严重水灾就有20多次。其后，从南朝直至明清，水灾始终是江南地区发生频率最高的自然灾害。

洪水与海潮曾经无数次摧毁了江南人的家园，但从未冲垮过他们的信心。凭借着永不服输的精神与卓越无穷的智慧，洪水过后，江南总能再现出一片鱼肥水美稻花香的景象。

江南大开发后，水灾次数急剧上升

长江、吴淞江、钱塘江等都从江南交汇入海。每逢大雨，则诸流汇集，水势浩荡。如果不能迅速排出，则必然涌出河道，泛滥成灾。不仅如此，江南雨季的来临还往往伴随着强劲的东南季风。吴淞江、钱塘江等江河的入海口在历史上都呈非常开阔的喇叭口状，海潮常常在狂风的助力下自入海口逆流而上，冲毁堤岸，淹没农田屋舍。

就史料来看，六朝以前的江南水灾不多。然而自六朝江南大开发开始，水灾次数急剧上升。

东晋以前的江南多山地、沼泽、滩涂，可供耕种的田地相当有限。但因地广人稀，人口与耕地的比例还算合理。然而随着大量北方移民南下避乱，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迅速凸显。为安置流民，巩固政权，征收财赋，政府不得不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大规模开发圩田。所谓圩田，是一种在滩涂、沼泽上筑堤阻挡江水，堤内耕种，堤外开渠进行灌溉的农田。

圩田本是江南人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科学的农田开发利用形式，然而圩田的大规模开发却直接导致了大量湖泊、河流的缩小甚至消失。如江阴境内原有一个芙蓉湖，到宋代时，整个湖区已经全部被开发为圩田。这无疑使江南河湖调节水量的能力大大降低。同时，由于人们在开发圩田的时候常对河道进行改向，许多田主还出于各种私欲随意改造围堤、沟渠，致使原本排水畅通的沟渠变得水流不畅。一遇大雨就形成内涝，甚至引发大范围洪灾。

遏制滥垦、退耕还湖是江南人治理水患的一个重要举措。

太湖下游原有吴淞江、东江、娄江通海。三江分别从东、南、北三面排水，能够很好地调节太湖水量，避免流域内江河泛滥。然而随着民众大规模围湖造田，到宋代时仅剩吴淞江一处通海，且江面大幅缩窄，导致太湖流域水灾频繁。为防止环境生态系统继续恶化，宋朝官方禁止买卖蓄水之地，并严禁将其辟为圩田。对于已经非法围湖造田的，则勒令退耕还湖，以减轻危害。为保证相关规定的实施，朝廷还命各地知县直接对圩田事宜进行监管，并定期派官员检查。

水灾面前江南人从未退缩

在猛增的人口和巨大的粮食需求面前，退耕还湖终究难以普及和持久。在大量河湖消失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如何减轻水灾危害程度，成了江南人重点探究的问题。

由政府组织兴修水利，是最重要的水灾防控手段。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往往需要巨大的人力、财力支撑。如宋朝太平兴国年间，江南规模最大的秦家圩在水灾中溃决。此后的几十年间，芜湖地区经常发生水患，导致这一带的千顷农田无法耕种。宋嘉祐六年，政府对其进行修复。该工程共动用了来自宁国、芜湖等8个县的1.4万名民工，用时80天。这样的工程支出，显然绝非普通民间力量所能承担。秦家圩的修复工程是由时任宁国县令的沈披亲自设计，该圩兼有蓄水、排水功能，可以防御水旱灾害，对稳定农业生产起到良好作用。因而被宋仁宗赐名“万春圩”。

充分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河道疏导洪水，也是古代江南防洪的重要措施。苏州、南通等江南古城多根据河流的走向临江筑城，既避免了洪水的正面袭击，又可通过疏浚河道等方式提高泄洪能力，保障了城市安全。

相对于江河之水的奔涌冲击，海潮的滔滔来袭无疑更难抵御。以水波凶恶著称的钱塘潮曾是严重威胁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大水患。早在三国时期，就有钱塘潮侵袭绍兴府，导致海宁境内一片汪洋的记载。尽管自唐代起，政府曾多次在钱塘江沿岸修筑海塘，但由于修筑理念落后，筑塘工艺粗糙，那些耗费大量人力堆筑成的土塘在汹涌的钱塘潮面前不堪一击。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地质变化等原因，钱塘潮更为凶猛，海塘屡建屡溃。潮灾严重时，“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

为治理潮患，生长于钱塘江畔的钱镠在建立吴越国后不到四年，就率领民众开始了大规模的筑塘工程。这次筑塘创造性地将筑塘与防坍结合起来，以装满石块的竹笼为海塘奠基，另用数排大木桩在江岸固定江堤，既防止了岸线内坍，又使江流发生一定的转向，减弱了潮水对于江岸的冲击强度。同时，钱镠还命人建造江闸以控制海潮入河，避免海潮泛滥。

其后的历代江南人也从未停止过对钱塘潮患的治理。江南潮工们进行了无数次探索、尝试，根据不同江段的地质状况和水流特征采用不同的方法筑塘，最终将暴虐不羁的钱塘潮牢牢地缚锁在河道中，成为一道供人观览的雄奇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