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一位名叫蒋玮的湖南女学生走进了上海大学。女孩眼里，这所学校颇为奇异：

“上海大学这时设在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一幢幢旧的、不结实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我和王剑虹住在一幢一楼一底的一间小亭子间里，楼上楼下住着一些这个系那个系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学生。她们看不惯我们，我们也看不惯他们，碰面时偶尔点点头，根本没有来住。”

1924年迁校后的校内风貌

上海大学西摩路时期校门及“时应里”的师生宿舍楼

相比于校舍，教员风采显然是一道更抢眼的风景。

“……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茅盾）讲的《奥德赛》《伊利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里产生过许多幻想，我去翻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地理，把它们拿来和我们自己民族的远古的故事比较。我还读过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不会接近学生。他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他不询问学生的功课。所以我以为不打扰他最好。

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剑虹原本就喜欢旧诗旧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

田汉是讲西洋诗的，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

当年上课时坐在蒋玮后排的男生施德普一直记得，这位湖南女同学傲气，从不回头多看一眼，仅有在前后传递讲义时，才得以一见她的面相，有时打个“无言的招呼”。如此半年之久，未曾有过任何交流。直到1928年之后，施德普才与蒋玮渐渐熟悉起来。而那个时候，他们各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施蜇存和丁玲。

1923年，丁玲（左）与好友王剑虹在常德的合影

1923年，丁玲在家乡常德的照相馆留影

丁玲下了个断语，“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她和王剑虹与瞿秋白之前在南京有过一次遇偶，瞿秋白写信邀请这对好闺蜜来上海大学求学。安顿下来后，瞿秋白课余教她俩俄文。

青年施蜇存 

“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讲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 ，东南西北。他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謣，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不久，王剑虹对瞿秋白暗生情愫，活泼的丁玲将王剑虹的心意带给了瞿秋白，成就了这段幸福但过于短暂的婚恋。王剑虹于婚后半年多因肺病去世。1927年，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登上文坛的处女作《梦珂》，即是以文学手法记述了这段往事。

同在1923年，已于上海大学担任教职的茅盾让自己的妻弟孔另境也进校来求学。孔另境再三难忘的是这样一组镜头：

以四间民屋的客堂连贯辟成的狭长的教室内，拥挤得无从插足，数百颗活跃的心灵期待听受一次庄严的启发。突然一个瘦长白皙的人形出现在前面的讲台上，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额角又宽又平，鼻梁上架着一副和他面庞相配的深度近视眼镜。谁也未注意他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讲室，这反乎常例的出现，顷刻镇压了喧嚷的人声，站在讲台上的人仿佛迟疑了一下，又仿佛故意等待了一下，才用极低的声音吐出了一句话来：

“我是瞿秋白。”

这有趣的的自我介绍的开场白，要是在绅士淑媛们的集会里，一定是要引起一阵喧笑，然而在这里，没有谁觉得可笑，这种没有第三者介绍词的演讲，正是这里的特色之一，大家听见了这一句的反应差不多是一致地——

“不错，你正是我们所仰慕的瞿先生！”

全国乃至海外有志于革命事业的青年，纷纷来到这个学校就学。其中，有从边远地区云南、贵州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来的；有从“南洋”、日本、“安南”、“高丽”等地归国求学的。就是在上海，也有许多青年是从校舍巍峨、设备完美的南洋大学、沪江大学以及东亚同文书院等校转学过来的。这群学生中，有不少将在未来的历史中留有一席之地。可是有一位稍显老成的男子其实已经是个“名人”了。他安徽口音，姿态挺直，面容肃然，有点当过兵的样子。听到瞿秋白关于苏联的报告时，不禁前倾，显得格外专心。他叫张治中，在上海大学选修俄文，入学前，曾任川军第五师第三独立旅司令部参谋长。

张治中

张治中是冲着“红色”的上海大学来的。1923年，张治中带着夫人和一个孩子来到上海，赁居法租界的一个楼面，每月房租16元。这一间小房子用布幔隔成两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兼客厅。夫人弄饭，洗衣，他读书，翻字典，坐电车，上课。他在上海大学选修俄文，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补习英文。其实，张治中的语言天赋不错，他特意去找上海的几家外国电影院，去观看仅有英文字幕的电影，居然能懂到十分之七八。可是俄文却越学越困难，张治中私下与老师瞿秋白聊过一次，坦陈入学的目的，就是想效仿瞿秋白考察苏俄，并环游欧美。张治中说，他以前想到德国去留学，所以尽力学德文，现在对苏俄的兴趣比较高，想到俄国去看一看，所以改学俄文，虽然比学英文辛苦，仍是不肯放弃。虽然没有在上海大学读到毕业，但于右任的讲演、瞿秋白的讲演，使他对社会主义苏联心向往之。

这段师生之缘在三十多年后有一个这样的尾声：据瞿秋白继女瞿独伊回忆，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张治中将军负责办理。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为之送行，请他务必救出被关的难友，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张治中亲自与杨之华母女等中共难友交谈，对杨之华，他一张口就称呼为“师母”。不久，张治中调动了十辆美式大卡车，配备了通讯、医务、军需人员等护送130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牢狱，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抵达延安，成功脱险。

青年孔另境

青云路校舍实在狭小，已经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学生。上海大学于1924年寒假迁校于当时英租界西摩路（即今陕西北路）。校门坐东朝西，内有花园园地，二间坐北朝南的洋房。除教务、总务在楼下办公外，其余皆为教室。在学校附近的里弄里，另租男女宿舍及图书室。

1924年6月，孙中山亲手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他启用了上大师生担任要职。上大教员恽代英、萧楚女、安体诚、高语罕等先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邓中夏、施存统等到黄埔军校作讲演。上海大学还输送了很多学生投考黄埔军校。“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名不虚传，并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认。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在当时还是秘密的，也是“上海大学”代办理的。

暑假后，一个名叫欧阳继修的瘦高的年轻人走进西摩路附近一条名叫“时应里”的弄堂，这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所在地。他是来考插班生的。一开腔，一口川音。上海大学学生中四川学生特别多，成了一种现象。一是因为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很厉害，农村经济濒于破产，知识青年缺少出路。二是当时的青年人普遍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都想寻求革命的道路，于是不约而同都往上海跑，而上海大学又以传授革命思想和社会学理念出名，所以上海大学成为首选。另一方面，上海大学校方是越穷越苦的学生越要收——读过中学，毕业或没有毕业的都要。于是，这些同学进了上海大学后，又把该校的情况告诉给同乡，一个介绍一个的来了。

青年阳翰笙

这一位来考插班生的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在他的眼里，这所著名大学的插班考试，并不单考数理化，还要考“对时局的看法”。这难不倒阳翰笙。早年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李硕勋等参与组织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在叙府（即宜宾）川南师范学校结识了校长恽代英，开始追求改造社会之路，1924年在北京西山，他又认识了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陈毅，正是在这位乐至老乡的支持下，阳翰笙放弃报考清华大学，转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

一入学，阳翰笙觉得一切都非常新鲜，许多理论和道理是闻所未闻的。在社会学系，从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一直到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都是以马列主义为中心进行系统的教育。阳翰笙感觉到，以前读过的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其实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实际上就是不懂。要理解这门学问不简单，用了许多功，看了许多书，才算初步懂了一点。

阳翰笙重逢了早于他入学的中学同学李硕勋，又认识了刘华、黄仁、何秉彝等不少蜀中子弟。一片乡音，响彻楼上楼下。据与何秉彝是小学同学、与李硕勋是好友，经常来上海大学串门的李一氓回忆，“以上海大学的同学为主，在四川学生中形成了一股左倾力量”。并且，当时上海的左倾学生有许多颇为有趣的暗语，如用“商务印书馆”来代替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简写作CP，而商务印书馆英译名（COMMERCIAL PRESS）的简写也是CP，所以如说某人是共产党时，就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共产党员互称为“大学同学”，把青年团员称为“中学同学”。李一氓的印象中，当时年轻的整个党都是很学生气的，如当时的中央通告正文前的称呼，不写“同志们”，而写成“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写作“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

隔着历史空间回望存在时间短暂的上海大学，它的意义却比当时更显得确凿：很多青年都是在那里入党、开始革命工作的，它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的一个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