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多小时的聊天，叶亮一直垂着头痴笑，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直到听到“龙马”，他迅速抬头，兴奋眨眼，重复了两遍“龙马！龙马！”

“龙马”曾经是云南砚山县一家红砖厂，建在者腊乡革豆村半山腰里，偏僻得像一个不起眼的半拉子工地，红砖高低摞叠，“叮叮咚咚”的作业声响不间断发出。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叶亮，是警方从这家砖厂解救回家的第11名智障人士。离家20年，叶亮依旧能说出位于建水县的家庭地址，因此被民政系统工作人员层层护送回家。

今年2月底，国内疫情刚有好转，又有一名家属前来认亲。血型成功配对后，这位流浪人员重返家中。而继续留守砚山县的其他3人，也均已落户，每月都能获得低保补助。

据砚山县政府新闻办通报，警方于一年前在龙马页岩砖厂救出15名流浪人员，其中12人有智力障碍。龙马砖厂事件后，砚山县多家砖厂因类似用工问题被陆续查封，仅留下空无一人的工地和成摞的红砖。一次偶然发现的非法用工事件，牵扯出了一段流浪者群体不为人知的集体际遇。

面包车深夜送来一群“憨包”

叶亮右肩上巴掌大的放射形伤还没有长好：伤口边缘已经结实的褐色伤疤，中间新皮肤是刚长出的惨白，中心则是还在蜕皮出水的粉色。

“搬砖时烫的……都烧成灰了……”49岁的叶亮笑嘻嘻地说，妹妹叶文用棉签把药水点涂在他身上。

叶亮的双耳耳廓也没有了正常的纹路沟壑，像一块被肆意蹂躏改变形状的橡皮泥。“老鼠咬的。”叶亮说话短促仓皇。

叶文和叶亮说话，都必须凑在他耳朵前喊话，就好像在他工作过的龙马砖厂，隆隆作响的机器一齐开启，即使站得很近也要撕扯着嗓子才能彼此听到。

警方去年解救智障工人的事发地龙马砖厂。 （刘雪妍摄）

去年11月底，记者看到龙马砖厂运送砖块的庞大传送带片刻不停空转，像一个可移动的环形大操场。作业声响和漫天扬起的粉尘一下拢住了人的视听。在几十摞超过人高的“砖墙”中行走，人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机器。转盘一侧，四五名工人动作一致地埋头装着两车砖。

距离砖厂不到500米的地方就是村庄，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去外面工作了，“现在厂里做工的都是包工头带来的，他们很少收本地人，本地人不愿意干这么重的活。”一位村民说。

记者询问起智障工人，龙马砖厂的工人都讳莫如深，都声称自己“刚来的，什么都不知道”。早先出现在新闻镜头里的厂长许兴璠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他曾在多家媒体面前解释：这些智障工人是一对承包了这家砖厂的宣威包工头夫妻带来的，与己无关。

2019年11月27日，当地警方关停了砖厂，并将法定代表人许兴璠带走调查。

“以前附近几家砖厂都有憨包，龙马5月出事了，检查严了，最近也没看到了。”一位来龙马砖厂装车的司机提点。

憨包，是云南砚山当地人对看起来痴痴傻傻的智障人士的叫法。顺着司机的线索，记者在砚山县砖厂最密集的者腊乡继续寻找“憨包”的身影。

者腊几乎每隔几公里的村道拐角处，就会有几家红砖厂，烟囱高低错落。“一个烟囱一个红砖厂”是当地人心照不宣的农村工业图景。在砖厂拉过十多年砖的出租车司机自豪地说：“这个乡的红土很适合做砖，文山州大部分红砖由这里提供，不少湖南、福建的包工头也跑来开砖窑。”

巨大的流动性，成了用工乱象丛生的导火索。

距离龙马砖厂六七公里的平祥砖厂，砖厂所有人薛老板正盯着分屏监控，他大方承认“以前这里用过憨包。”

“去年来了名姓付的楚雄包工头，他就是收管理费，憨包都是一位姓张的二包工头带来的。”在蔡老板言语间，砖厂被多层转包，他只负责每月按包工头上报的工作量为每位工人发钱，因此“招什么样的工人、工人干活效率如何”和他无关。

“我们根本就分不出来那些人究竟怎样，而且新手其实比干久了的憨包还不如。”薛老板有时见到姓张的包工头妻子给他们做饭，工地上这些人没过两三天就换了面孔。

这与砚山检察院在2019年9月发布的公告情节相同：“2018年5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朱某某带着十余个工人，到砚山县平祥砖厂承包上砖工作，而其中多人是流浪汉或者智障人员，直至2019年年初，工人们才被公安机关解救……但因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砚山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柏盛砖厂的负责人也不避讳用过这样的工人。不过在他的说辞中“上网查了才知道留下这帮人是违法的。”

同兴砖厂在当地算是大规模的，说起3年前曾有人上门推销工人，监理还记得来者的说法是 “云南的，但不是本地的，没有身份证。” 砖厂以“没身份证不能上保险”为由拒绝了。

而福兴砖厂小卖部的店主张春兰十分确定：“去年这里来过好几批憨憨的人，听口音和他们自己介绍，家在昆明、昭通、景洪、思茅、大理的都有。” 这些话也被在此做工数年的工人证实。

她记得这些人头一次来砖厂都是在凌晨，“一晚上拉四五个人，塞满一个面包车开到砖厂里。”

几乎所有工人都说福兴砖厂出现过好几批憨包，但老板陈某坚决否认。工人们口中提到的经常出入砖厂的两名包工头，在他口中也只有1名。

陈某坚持去年只来过一名昭通的张姓包工头，此人也对记者坚决否认曾带过憨包上砖。工人们口中“经常带憨包来砖厂”的那位贵州包工头，也在陈某“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中被一笔带过了。记者此后走访的四五家砖厂，负责人都否认见过憨包。

“原本不傻的过了1个月也变傻了”

砚山县安康医院，和院内被家人用铁链牵着的精神病人相比，坐在会客厅的3位智障人士表情平和，露出友好的憨笑。

他们就是叶亮在龙马砖厂的“工友”，正在接受康复训练。其中只有一位能勉强对话，说出自己名叫“张官兴”，可警方查不到任何相应的户籍信息。

“你们互相认识吗？”

“认识，一起搬砖，很不累。”

“在砖厂多久了？”

“三个月，就是十天。”

他不懂“饱”是什么意思，只说“吃一碗”；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年龄”；当问到“有人打你吗？”他点头：“打”，指了指自己的后脑勺，伤痕清晰可见。砚山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的负责人张恩敏解释，被解救出来时，他头上就有伤。

刚来医院时，他们不意愿说话，整日愁容，张恩敏发现，这几个月4人的体重明显都增加了，也爱笑了。

几位在砖厂的智障工人被警方发现后，被送往当地这家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治疗。 （刘雪妍 摄）

张春兰记得，福兴砖厂的憨包们喜欢去小卖部买零食。让她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人刚来的时候挺正常的，会洗衣裳，晾被子，怎么有的一两个礼拜就成了憨人？

常见的表现是：身上脏臭，经常自言自语，还会随地大小便，从不避人，有人刚来时知道名字和家，后来就都不知道了。

到了这种程度的“憨包”，每月一两百零花钱就打发了。他们拿着钱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小卖部买零食，不少人一次性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还欠下小卖部一屁股债。

一位在砖厂五六年的出窑工说出了几乎一致的见闻，他记得，这些工人大多是一位贵州来的包工头带来的，住在距离他宿舍数百米外新盖的蓝色工棚，近20人睡两三个大间里。

“他们常买了零食提到搬砖的车旁边，一边搬一边吃……”这位出窑工觉得他们看上去“就只有小孩的心智”。

在张春兰眼中，这些工人呆傻的程度不相同：脑子好使的憨包，知道背着包工头偷懒，还知道自己不拿计件工资，不用太拼命；脑子不够使的就一刻不停地干，不知道休息。

路过“憨包”们的作业现场时，他看到一两名监工在旁监督，还有一位不会说话的残疾人负责这十多人的饮食起居，每过一段时间，工头会把他们的头发都推成平头，“远远看去光溜溜的一排。”

张春兰说，有时候警察来厂里查安全生产，工头会通知“出去躲躲。”他们就自己跑去山里，第二天晚上会自己回来。

2011年9月，河南电视台记者崔松旺在假扮智障工人，卧底调查黑砖窑的过程中，拍到了比上观记者所闻更触目惊心的画面。

被圈养的智障奴工们严重驼背，身体变形，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食物却只有发馊发咸的煮面条和白菜，完不成任务甚至连这些都没得吃。和崔松旺搭班干活的是一位智障工人，监工平均五分钟就用三角带和鞋子打他一次。

干活时，崔松旺隐形眼镜掉了，做工慢了一些，就挨了好几顿打。被打后他打算逃走，谎称拉肚子，没想到马上被监工叫住，顺手就甩了个耳光，又用鞭子抽他后背，两道血痕直到四个小时跑出来后还清晰可见。费尽气力逃出来后他感慨，自己这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很难跑出来，别说那些人了。

龙马砖厂也有一位憨包还曾恳求过拉砖车的司机：我给你身上所有的钱，你带我逃出去可以吗？

张春兰记得去年年底有位景洪来的小伙子跟她诉苦：工头说是做运水工人，上车后喝了一瓶矿泉水，就坐了一晚上车到了砖厂。

4天后，这位小伙子从工地逃跑，一夜之后又回到了原地。

砖厂的秘密

晚上九点多，7名衣衫破旧的工人动作迟缓，费力地夹起三四块砖，拖着步子走到卡车挡板上放下，另一人又慢悠悠接力拿起。

这是当地装砖司机刘师傅发给记者的一段去年夏天自己拍摄的视频，他说：“当时好奇怎么那么多人装一车砖才拍的，后来看了新闻才想到，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憨包。”

“两名夫妻工2个多小时能装完一车砖，四五个憨包要磨蹭一下午。”砚山本地工人玩笑似地回忆。

装车工是砖厂里的一个专门工种，负责把出窑后的砖搬到车上。每装1万块砖，工人可以获得约120-150元的报酬。这纯体力活也是“憨包”唯一能胜任的岗位，他们的报酬自然与正常工人相去甚远。

“慢归慢，但也有利可图，除了吃住，这些人基本每个月给几百零花钱就打发了。”同兴砖厂的负责人给记者分析，因为机械化程度高，他们这样日均十几万块砖的大砖厂，只需要30多名工人，但机械化程度越低的厂子，需要的工人反而更多，需要上百人的不在少数。

平祥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厂，法人薛老板诉苦：砖厂机械化革新很厉害，但自己的隧道窑设备因为当时的设计问题，很难全部机械化。

恶性循环下，“憨包”成了填补用工空缺的捷径。

“周围有十几家砖厂，明年估计剩不了几家了，”薛老板说，前两年，各地扶贫攻坚如火如荼，“扶贫砖”的订单源源不断，各砖厂都扩大了规模。现在扶贫工作收尾，订单骤减，转眼供大于求，工人自然留不住了。

“这些人在家里啥也不能干，还增加家庭负担。在工地上他们有了工作，还有人负责他们吃饭睡觉，其实也算公益了。”另一位承认自己“曾经接收过这样的工人，现在知道违法了”的砖厂负责人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曾经出现过“憨包”的砖厂老板，对这种非法用工多是事不关己的态度：因为这些砖厂很多采用外包制经营，即老板提供生产场地和设备，合作的包工头寻找工人组织生产。每月包工头按照工作量和老板结算工钱。“我们计件发钱，憨包们干得少，拿得也少。”薛老板解释。

“憨包”大多来源于“职业招募人”，他们游走在街头和砖厂，周转工人、赚取差价。

崔松旺两周没洗漱换衣，在驻马店街头捡垃圾、吃剩饭，装作智障人士，“顺利”被职业招募人带进了一个砖窑。工头让他跑了两圈，就“验货”完毕，不到十分钟，他被以500元的价格卖出。

他从知情人口得知了一条秘密的 “智障奴工交易链”：兼职“探货人”（商贩和客运司机）——职业招募人（无业人员和地痞）——包工头（黑工厂和黑砖窑）。窑厂之间相互认识，也会转借或出租智障奴工。

其中行话是：“料好了，就价格高点，料不好了，价格就低点。”料好就是人傻但干活很好，料坏就是人傻不能干，还讨要工资。当时每位智障工人每月能为工头赚到1500元，10个智障人一年就是18万元。

调查中崔松旺也发现，很多智障人士来到黑砖窑之后，智障更严重了，有的人原本没有精神障碍，因为在这里呆久了，也出现了精神失常。

云南当地一家砖厂工人在搬砖。 （刘雪妍摄）

不过在叶亮家中，“大哥出走时精神状态如何”，在家中说法却莫衷一是。

叶文记得哥哥出走前“只是有点内向，智力和精神都正常，还是村里难得的大学生”。出走前，哥哥还会做蛋炒饭给她吃。

可在父母的记忆里，20年前，儿子就去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住过两次院，第一次是因为大专毕业工作分配受挫，3个月后他辞职回家务农，第二次则是在和妻子离婚以后。

现在，叶亮被当地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精神残疾（一级），家里人不清楚病情程度，只知道眼下的叶亮“病更重了”：不会做饭洗衣、不知道添减衣物，连饥饱也无法自我表达。

这种“裂变”，与福兴砖厂小卖部利张春兰夫妻见证的一切不谋而合：一个人在一段不为人知的时间里，精神状态发生了急剧直下的状况。而这种剧变是否真的可能？

为了侧面求证，记者找到了“让爱回家”工作室的发起人张世伟，他创办的民间公益机构通过“反向寻亲”，也就是帮助流浪者发出讯息寻找家人，在成立2年多的时间里帮助了3000多位流浪者回家。在他看来，流浪者在外遭遇极端封闭或者是强刺激的环境，精神状态迅速恶化绝非个案。

张世伟曾在联系一位有精神分裂症症状流浪者家属时，被指责为“诈骗犯”——因为几天前，这位流浪者还打电话给家中报平安，电话中听不出任何异常。

众人口中的“正常人”，究竟是如何进入这个交易链沦为劳工的？张世伟给记者介绍了一位逃脱者，在被骗去东莞黑砖窑做劳工十多年后，自己逃出来的湖北随州人王盼。

据王盼叔叔描述，2005年前后，20岁出头的侄子独自一人去深圳打工，身上的钱耗尽后工作依旧无着，就流浪去了东莞，在那里遇到一位称“3天就能挣一笔快钱”的工头，可跟着上车后他就被控制了，他们强迫他交出身份证，并将他送往了一个“像是大监狱的砖厂”。

王盼回忆：砖厂十多年里一直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砖厂2公里直径区域。自己和另外4人一个班头，有2名监工负责监视他们，一发现有谁要离开砖厂，就会挨打。和他一起被骗进工厂的人，不少中途就疯了、傻了，也有生病得不到医治很快就死的。王盼刚逃脱回家的那天，满身是抽打留下的血印子。

刚逃出的半年，因为身份证上的住址信息都还留在砖厂，王盼不敢回家，他躲进了山里，总怀疑“有砖厂的人要来杀他”，近乎崩溃，半年后精神才逐渐恢复。

回家的路

叶文记得，2019年5月29日从蒙自救助站把哥哥接回来时，才到村口，叶亮就低声念了句“回家了。”

于他而言，离家的这20年好像被偷走了——刚回家1个多月，他坚持说自己30岁，那是他离家出走时的年龄；看到墙上的家庭老照片、在村里遇到当年的同龄人，他能说出每一位人的名字和称谓，然而问起这20年遇到过什么人，他时而一言不发，时而胡言乱语。

1998年农历三月十五叶亮说自己想去十几里外的小姨家做客，在小姨家吃完午饭以后，叶亮再也没回来了。

“那天他穿了一件绿色的小外衣。”这是母亲最后的记忆。

“哥哥刚走丢时，我们根本没想过报警，就觉得他应该是在家里不开心，跑去哪里坐办公室了，过得还算体面。”两三年一直没有音讯，家里人开始托外出打工的亲戚四处打听；等到过了10年，一家人渐渐开始惶恐“人怕是找不回来了”，但因为时隔太久，更没有了报警、刊登寻人启事的心思。

叶亮被警方解救回家后，每天都在家门前看护家中的这些鸭子。 （刘雪妍摄）

叶亮现在白天总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对着家里的旱鸭子龇牙咧嘴。赶鸭子，成了他轻松的新工作。

叶文给他拿了几本儿子高中时的教材，叶亮每天会自觉找个时间把书端正平放在桌子上，翻开来看一看。叶文惊奇地发现哥哥依旧认识书中大部分汉字。

“花了那么多钱培养的大学生忽然丢了，20年后跑回来成了这样。日后，会不会成为弟弟妹妹们的负担？”这是丢失的亲人重逢刹那的痛哭流涕后，更长远的现实。

虽然偶有抱怨，但父亲依旧会淌泪：“也不求他有出息了，活着就好。”

“如果他一切都是正常的，怎么会不回家？”在叶文的理解里，能清楚说清家中地址的哥哥之所以不回家，是因为遭遇了非人的虐待。

而以张世伟对接触过的上千名流浪者的观察，并不排除叶亮或许是陷入了一种 “习得性无助”。“有的人家庭住址就在嘴边，但就是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回家。” 他说。

在200多公里外的砚山，尽管寻亲电话依旧每天不断，但能对上号的却不多。张恩敏常会建议寻亲的家属先不要着急赶来砚山，先在当地做一个DNA鉴定，因为这些流浪者的DNA都已经入库公安系统，随时可进行比对。

而在“让爱回家”东莞寮步镇负责人赖玉强的志愿经历中，“几乎有90%的流浪者不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个人信息回家，但在见到家人的那一刻，他们都会改变心意。”

他归纳过自己接触的长期流浪者的3种类型：不记得归途的失智者；连语言和社交功能都退化了的网瘾少年；还有一种则是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年轻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学生，初入社会受挫后，没有勇气再和家人联系。“其实流浪者中并不是大部分都是残障人士，在我们救助的流浪者中，残疾人大约只占30%。”张世伟补充。

叶亮的出走尽管时隔遥远，也不外乎是第三种情况。

刚开始接触这些街头流浪者时，“让爱回家”只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办身份证、找工作。直到获取信任后，才提出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和亲人获得联系，可最终愿意接受帮助回家的流浪者只占4成。

张恩敏时常也会遇到街上拒绝接受帮助的流浪者，却爱莫能助。“我们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能主动寻找流浪者后，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张恩敏说。

“以后可以给每位失忆的流浪人员佩戴有定位功能的手环；并让所有流浪人员和失散家属都采血入库，成本不高，却能避免不少生离死别的故事。”张世伟曾设想过一些简单方法。

记者结束在叶亮家的采访后，叶文带着我们刚走出家门100多米，叶亮拿着叶文落在屋里的帽子气喘吁吁追了上来。接过帽子时，叶文笑着帮哥哥理了理衣服下摆。

之后的几分钟，她一直转头看着叶亮慢慢走回家，直到他消失在了门内。叶文说，自己害怕哥哥再一次的不辞而别。

（叶亮、叶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