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首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并在战争中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全民族抗战的政治领导责任，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就在9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首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占领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屠杀无数的中国士兵与劳苦群众”的滔天罪行。他呼吁：“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 “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博古代表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轰炸着上海，全上海的劳苦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流血，死亡，伤残，饥饿，冷冻！帝国主义强盗的暴行，国民党军阀及资产阶级的出卖中国，使几百万上海劳苦群众受着非人的残暴与空前的灾难。”《宣言》明确要求“全上海的工友们及一切劳苦群众”，“举行总同盟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随后，两三百名共产党员参加了奋起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并在上海各日资纱厂组织了涉及到4万名工人参与的多次罢工。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博古代表党中央所发表的这些精辟论断，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号召力，特别是对于具有正义感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五四”以来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民主主义战士，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了解，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引领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停止一切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现抗战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又伸向了华北。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1936年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现阶段的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当时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对于救国会的工作非常关心，他化名“莫文华”先后两次给邹韬奋写信，对于即将在香港创办的《生活日报》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我觉得贵刊应担负促成解放中国民族的伟业，而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之实际的组织”， “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他认为，“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成了一切救国先进分子中之主要危险”，要求“一切的爱国志士们”，“为着团结全民族一切救亡的力量去战胜敌人”，“要放胆的跑到广大的各种各色的群众中去，把人民阵线创立起来”。

为了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各地方势力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敌，邹韬奋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救国会领导人于同年7月15日联名发表了由共产党人胡愈之帮助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呼声，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重大反响，特别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同。8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他充分肯定了救国会的这一主张，并代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救国会全体会员“表示诚恳的敬意”，表示愿意在救国会的纲领下签名，同救国会及“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这对于团结广大上层民主人士共同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9月18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邹韬奋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信中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9月24日，潘汉年带着这封信离开陕北苏区，前往上海。此后，救国会同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开始有了直接的联系。全国各地的救国组织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加强，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展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上海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开一先声”的特殊作用

上海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抗战既与十四年中国抗战史相始终，又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相关联，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特殊贡献。上海抗战实际上包括以两次淞沪抗战为主体的武装抗战和以民众为主流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这是上海抗战中两个既各具特色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抗战的这两翼，生动而全面地凸显了上海和上海抗战在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特殊地位。当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拒不增援，19路军寡不敌众，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而夭折的时候，以邹韬奋为代表的广大上海人民却从中看到了胜利，看到了希望。他说：“蔡军长和他的忠勇将士此次血战抗敌，义声震动遐迩，不过为我们全国‘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民国生存而战’开一先声，我们全国民众还要赶上去作继续不断的努力。”这是对“一二八”淞沪抗战做出的比较贴切的评价。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都是如此。正如邹韬奋在《中国人的责任》一文中所说的，“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5千年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但是我们的责任还不止此。日帝国主义倘若沦亡了中国，它的威胁世界和平和安全是更要猖狂的。”因此，他认为：“我们为祖国的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而战。我们为祖国驱除我们的民族的敌人，是我们对祖国应负的责任；我们为世界驱除人类的刽子手，也是我们对世界应负的责任。”

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重大贡献是远远地被低估了。邹韬奋先生在当年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是为着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一方面也是为着世界正义的积极支持。前一目的易于了解，后一目的往往为世人所忽视”。为此，我们要加倍努力，向全世界讲好这个至关重要的中国故事。

（作者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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