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红色传令兵”，在秘密战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党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络需求应运而生。1923年，中央执委会明确毛泽东分管党内外通信、管理党的文件等工作，党的机要交通工作就此正式创立。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无数交通员隐姓埋名、无惧无畏，为党传递文件、护送干部、运送物资和经费，被誉为“红色传令兵”，在秘密战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套严格制度——

1925年初，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交通干事。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牺牲，大量党的组织被破坏，党的机要交通工作随即转入地下。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党中央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秘密交通机关。

到1928年底，围绕重要节点城市，初步形成了多条主要交通线。此后，这张交通网几经调整，却始终“秘而不破”。无数交通员穿梭在各个交通站点之间，冲破重重艰险，为党传送重要文件、战略物资和经费。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机要交通工作逐渐探索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秘密工作制度。

1930年，党中央设立中央交通局，吴德峰任首任局长。一份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记载：“中共特务三大亨，老奸巨猾吴德峰。”如此诋毁，足见吴德峰在早期隐蔽战线中的重要地位。

在吴德峰的主持下，中央交通局制定《秘密工作条例》，提出“迅速、准确、保险、可靠”的工作原则和五条纪律：一是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二是机关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和兄弟机关；三是党内不该了解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未经允许不得传播自己所了解的事；四是坚守岗位，不允许搞群众斗争，不许照相；五是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

1932年，为打破敌人的封锁，中央交通局派出经验丰富的交通员熊志华将党中央采购的电台配件运往中央苏区。位于广东汕头的南京旅社是其中的一个接头地点。然而，接头的交通员迟迟未来。佯装成饼干商人的熊志华得知当天汕头戒严，据说要抓一个从外地来的共产党，便急中生智买下一个在当地常见的竹枕头，再把藏在饼干盒里的电台配件装入竹枕头中。当夜，敌人三次轮番搜查，熊志华都沉着冷静，顺利躲过搜查，最终把电台配件安全送达中央苏区。

1945年，18岁的刘秀英成为一名交通员。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渡过乌龙江（闽江南支），送一份秘密信件到闽侯。当时，乌龙江上没有桥，过江只能靠渡船。刘秀英乔装走亲戚，把密件藏在发饰里。遇到搜身检查，就把随手提着的篮子紧紧抱在胸前，将对方的注意力转移到篮子里，并以篮子中的水果、饼干、香烟、鸡蛋为饵，引得敌人为其争抢，躲过检查。刘秀英还秘密送过枪支弹药，和同志们在闽江上建立起一条“红色航线”。

一条“回家路”——

护送党内外重要干部和革命民主人士是机要交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土地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见证了不同年代交通员的初心传承。

1931年12月，位于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一封中央苏区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一路顺风，顺利到达娘家。”这是周恩来发来的报告，表示自己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顺利到达中央苏区。

1930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广东省委的协助下，我们党开辟了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长达3000余公里，水陆交织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这条“回家路”累计护送了200多位党政军领导和共产国际代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瞿秋白、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何叔衡等，创造了被护送干部无一被捕的奇迹。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上海大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很多人都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1948年底，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学生运动领袖和其他民主进步人士转移至解放区。其中，年仅19岁的交通员叶公琦负责上海经镇江到苏北的线路。这条线路护送了最多的进步民主人士，包括音乐指挥家司徒汉。

当时，叶公琦假扮作司徒汉的“表弟”，司徒汉则装扮成米商，带上假身份证，跟着“表弟”坐火车到达镇江，再改乘轮船渡江。船上的国民党军警检查很严，看到“表弟”若无其事地抽着烟，“表哥”也镇定下来，翻阅起《粮食日报》。上岸后，两人在约定的茶馆里等来了接头的同志。完成交接后，“表弟”又赶回上海护送下一位同志。

时光荏苒，硝烟散尽。无数交通员牢记初心使命，用生命谱写的英勇壮举和忠诚诗篇永载史册、回响山河。

（作者：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何倩雯 沈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