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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访谈】陈丹燕:规划与逐梦,让上海更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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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芳 2016-05-27 12:02
摘要:如果要抓取作家陈丹燕的“关键词”,除了“中国作家第一背包客”、“非虚构”之类,“上海写作”、“外滩”、“城市书写”等皆为标志。她曾参与上海城市规划编制的讨论,也曾多次做过关于上海城市变迁的讲座。她认为,“上海是个有规划的城市,在规划编制中展示了更大的雄心。”

城市总体规划是文化,而非实用的图纸

 

徐芳:《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40)纲要》描绘了上海的未来愿景: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您是爱上海写上海的上海知名作家,对城市发展的感应,也就是历史感、文化感的表达很敏锐,上海很老很沧桑,这并不表示它的发展会停止吧?

 

陈丹燕:当城市总体规划从地理的功能性工作脱颖而出,成为对一座城市前途的眺望,它就开始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意义——它变成了一种与城市历史相衔接的、可操作完成的、对城市面貌的塑造。这样一想,规划变得意味深长起来。规划师们总是说,规划的初衷只是城市发展的功能性工作,也许他们是害怕这种意味深长展现出来的多解。但无论如何,城市总体规划越来越是一项文化性的工作,而非一张实用的图纸。

 

上海曾有五次城市总体规划,现在正在做第六次,这一次是规划2016至2040年的城市前景。它的第一次总体规划是1946年,我还未出生,第六次规划的2040年,那时我已经很老了。将一个人的生命放在这座城市的规划时间里,一个人漫长的成长与生活,刹那间就变得短暂。

 

这是颁发给上海一张崭新的身份证

 

徐芳:城市应该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吗?该如何把脉治病开药方,引导城市更健康成长,且进一步指出发展方向?建设中又该怎样留住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能否对热词“城市理想”做出您的诠释?

 

陈丹燕:1946年的都市计划有个文字优美、情怀青春的总论。这个总论既能接受阶层与贫富带来的差异,也不放弃谋求和平共处的城市理想,并为此做出人口、住房、交通、生活以及娱乐的各种规划。即使隔了七十年的沧桑巨变,今天看来,这个理想仍是上海规划中重要的。

 

在规划里,上海想要对照的是世界重要的航运目的地与自己的差异,诸如自己的城市增长方式与伦敦的差异,自己的人均绿地面积与柏林的差异,自己的黄浦江与巴黎的塞纳河相比,建立大桥的必要性。面对战后世界大城市的工业化趋势,它预测到城市人口会有很快的增长,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年轻化的国家,有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它对人口与城市扩张的前景,是与纽约对照的。

 

我想,它做如此对比,并不只是因为它在1946年时,人口是世界第四大城。还因为它是一个航海时代东亚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欧洲和美洲都是与它联系密切的生意伙伴。在地理位置上,它需要这样的对照。当然,在精神上,它通过这样的比较获得了归属感。

 

到2014年,它被公开出版,我这时才有机会读到这个城市总体规划。有一些句子震惊了我。一是对上海人口的预测。规划中说道,按照大战后世界工业化的趋势,人口会向大城市聚集,再加上中国战后人口的年轻化,生育力旺盛,规划预计1946年以后的五十年,上海人口将达到1500万。实际上,在1996 年,上海人口达到了1470万。对城市人口的预测一直在规划中继续,在1948年时,规划中在提到内战造成上海难民大量增加的同时,也预测到2000年后,上海人口也可能会达到2100万之巨。

 

二是越界规划了当时属于江苏的松江县、上海县和嘉定县。上海旧城区保留下来,上海城区多余人口将疏散到卫星城镇的松江县,上海县与嘉定县。虽然都市计划未曾实施,但1959年这三个县就已划归上海市管辖,给上海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面积。

 

三是对浦东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定义。当时的规划理想化地认为,浦东是离上海市区最近的乡野,可以保留它的乡村风格。但1992年的浦东开发与当时规划不同,浦东成为城市新的金融中心,固然是有它互联网时代的需要,也有在黄浦江对岸新金融区再次崛起的城市理想,一句“浦东是浦西的儿子”,点明了这个城市内在传承关系。

 

第一个在上海得到执行的城市总体规划,是1953年前苏联专家穆欣主持的规划。这个城市总体规划按照莫斯科城市规划的模样,以外滩起始,虹桥机场为止的延安路为城市中轴线,以先生产再生活为宗旨,建立一个生产型城市。在中轴线两边,建立了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作为中心广场,建造了不同于旧建筑面貌的中苏友好大厦作为中央会场,改造了犹太富商的豪宅成为少年宫,改造了旧娱乐场所作为工人文化宫,甚至在西郊修建了优美的园林作为领导人下榻的国宾馆。这是一个将上海改造成大型内陆工业城市的计划,颁发给上海一张崭新的身份证。

 

直到1986年第四次总体规划,上海从重重封闭中挣脱出来,再次逐步转回到面向海洋与世界。这样的转变似乎证明上海走了弯路,但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这样却有力地增加了城市面貌的丰富性,作为手工业城市的趣味及梦想,捡拾了在通常口岸城市渐渐培养起来的民族复兴梦想,工人阶级承接着的梦想和自豪,其实不光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座敞开上衣露出肌肉的上海工人形象的雕塑取代了从前埃及方尖碑式样的华尔纪念碑,竖立在外滩最重要的位置。也许这些城市符号是意识形态化的,但在上海,它们并非只是抽象,也是血肉鲜活的传承,也符合城市自己的记忆。这种既冲突又有交织的传统,使上海的历史不再只是通商口岸城市的飞流直下,而拥有了一些柳暗花明的深幽。这恰恰是成为大都市必须具备的文化丰富性。

 

千回百转追梦,让上海更有诗意

 

徐芳:能否描绘一下属于上海的城市“气质”,如果有“气质”这一说法的话?

 

陈丹燕: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1946年时的记忆随着全世界工业化的完成再次苏醒,它拼命想赶上四十年代那些曾经是它梦想的城市,它本来就粗鲁而强悍的物质追求,由于再次苏醒而更加急切,它生怕落下了。它一路朝着世界大都市的目标飞奔,摩天楼高了还要更高,商业中心大了还要更大,中心城区那些老公寓和老洋房的价钱超过圣彼得堡,还要超过巴黎和纽约,更要逼平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上海以超大客流刷新了一百年来世界博览会的记录。它的新城市规划与之比较的仍旧是巴黎、纽约、伦敦,到2015年的第六次城市总体规划草稿里,它誓言要在2040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不光是人口数量意义上的大都市,更是创新能力与金融重要性上的,甚至是国际旅客输出和输入数量上的。千回百转,它的理想总在前方。

 

有趣的事发生了,我是在非常上海化的野心勃勃的城市气氛中,开始理解七八十年代曾弥漫在上海旧街区的惆怅。原来它始终都是一种与兴致勃勃、光鲜闪亮、奋勇争先的风尚相伴相行的城市气质。当一种城市传统开始活跃,另一种城市传统渐渐沉入历史,惆怅就在原先热闹光鲜的地方弥漫开来,衬托着另一种野心勃勃。我原来只以为它是一种在工业化城市的改造中对海港与辽阔的国际视野的追忆,但其实,它是一种对城市传统的怀想。它是一种对丰富性的多情。

 

如今它飘荡在旧厂区,陈旧的工人文化宫,以及在高端物业和翻修一新的洋房花园前黯然失色的公共院落中,犹如它曾经荡漾在那些历史街区和旧洋房的花园阴影之中一样。当上钢三厂被改造成红坊,高大的厂房内充满咖啡香气和年轻设计师装束时髦的身影,当餐馆开始以大工厂食堂作为号召,餐具也用当年的洋铁白瓷碗,菜单也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这时我才理解上海并不只为商业城市传统的凋落而惆怅,它也会为自己中轴线的被抛弃而惆怅。这原来是个怀旧的城市,它因为此起彼伏地沉入历史,又浮出历史的表面,成为这座城市动力的文化而惆怅。上海因此有了一些诗意。

 

那么,上海是个文化多元并善于包容并蓄的丰饶都会吗?上海在精神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强烈个性与内在冲突吗?这是在我看来它是否能最终成为国际大都市的精神指标。它从未月白风清过,总是泥沙俱下却奔腾万里。但无论是怎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始终萦绕在城市上空的惆怅都有力地镇定了它的躁动,辽阔了它的心胸。

 

【嘉宾介绍】:陈丹燕,作家。二十年来的创作在如何将虚构和非虚构熔冶一炉上多有探索,也对图文书的创作形式多有建树。自1992年至2013年的二十年间,她陆续出版上海非虚构系列书籍。关于上海城市变迁和人物命运的非虚构作品在中国多地都数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其中 “上海三部曲”被翻译成日文,“外滩三部曲”先后被翻译成德语和英语,在德国与美国出版印行。

 

(本文节录自解放日报2016.2.28朝花评论版 ,原标题为:《规划与逐梦:上海的理想在前方》)

  题图:蒋迪雯摄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编辑邮箱:xuufang@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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