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把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两者相互协同、共生共促的关系，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一、深刻认识绿色生产力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绿色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生产和增长方式、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到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高耗低能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求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重，从从属关系走向相互融合相互协同，以创新为驱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绿色生产力是以新技术和新要素的优化组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同时提高环境质量和经济绩效的优质生产力。从供给侧看，科技创新，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不仅为企业工艺流程改进、技术改造、绿色产品创新提供了新空间，提高了要素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而且为降低资源能源消耗规模和强度提供了新路径。具体而言，以数字技术如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技术等作为手段和工具，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要素，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在各领域的能源供给、传输、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通过感知控制、数字建模、决策优化等方式，实现资源最优利用、助力节能减污降碳、促成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

绿色生产力是以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为需求牵引，充分发挥市场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导向性作用的前沿生产力。市场需求是企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从需求侧看，不断引导和深化经济社会主体对绿色低碳产品的认知，能促使企业和个人更主动寻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绿色消费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能从需求侧进一步“倒逼”供给侧绿色产业发展。促进绿色消费、培育绿色消费理念、树立可持续的消费价值观，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生产力是以现代化治理水平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治理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关乎民族未来的重大任务，环境的优化不仅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加强环境治理，改善环境质量，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中国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为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制度根基。

二、以绿色生产力助力上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生态系统、环境要素禀赋等领域差异显著，使得区域发展绿色生产力的重点和着力点都有所不同。作为超大规模国际大都市，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使得上海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相对更大，同时，经济活动和人口的高度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也使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消费拉动等因素对绿色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容易发挥。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始终坚持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坚定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上海要立足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绿色转型发展为抓手，以能源产业发展为“核爆点”，以全产业绿色化转型为增长点，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协调的政策体系构建等综合举措，探索以绿色生产力助力上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之路。

（一）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源动力”

理论上讲，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要依靠以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使得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可能。然而，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节能减排技术由于成本过高，无法进入实质性的商业化阶段。只有节能减排技术取得前沿性和颠覆性创新之后，绿色生产力才会实现质的飞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快速完成绿色转型。但是，目前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慢，绿色项目融资困难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与技术创新本身的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有关，由此也使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相关项目较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也难以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对此，上海要充分发挥既有的科技创新优势，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要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优势，推动绿色技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从源头上为绿色生产力助力上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力。

（二）以新能源产业发展为“核爆点”

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是绿色生产力的应有之义。近年来，上海通过制定《上海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上海市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上海市促进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2023-2025年）》等一系列方案措施，加强工业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推进重点新能源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能源产业体系。面对能源消费习惯和生产方式存在巨大惯性、新能源推广应用技术还不成熟，成本高企问题，需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一方面前沿性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促进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氢能等绿色能源和新型储能方式的发展，有序推动多元化推广应用；另一方面，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工艺升级等提高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低碳高效利用率。同时，面对新能源供给的不稳定特征还需要加快构建智能能源管理网络来及时合理调配新能源资源，保障新能源消费的安全。

（三）以全产业绿色转型为“加速器”

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是绿色生产力的新动能。上海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进一步推动全产业绿色转型。一是要紧紧围绕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2+2”+“3+6”+“4+5”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尤其需要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加快数字赋能、减碳降耗，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努力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二是以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加快交通结构调整。作为全球交通枢纽，上海需要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汽车、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的电气化、低碳化、智能化；另一方面要加大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布局，比如高速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铁路站点、民用机场、港口码头、物流园区等绿色化改造，使得新能源交通工具形成规模化应用。此外，上海要深入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鼓励市民通过公交出行助力绿色转型。

（四）以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为“牵引力”

全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领域的能耗和碳排放均会增加。作为超大规模城市，上海在消费领域产生的能耗和碳排放相对较高，以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从需求端来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引导供给端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对于绿色生产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上海经济社会绿色转型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消费端的参与。一方面，要积极倡导绿色消费方式，通过培养消费者的低碳认知能力来增强消费者对于碳中和的理解，培养绿色消费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完善绿色产品认证采信推广机制，方便公众获取产品绿色生产的相关信息，更好将绿色理念融入消费习惯中。此外，还要构建生活垃圾分类常态长效机制，并结合相关的激励政策，促使消费者转变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践行绿色消费理念。

（五）以高水平绿色治理为“集成器”

“波特假说”表明，合理且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成本，但在长期内可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竞争力，从而抵消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并且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盈利能力，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上海要更加精准科学地发挥好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力的引领、带动和倒逼作用。

一是市场化环境规制手段的创新。目前国内生态环境保护的手段以行政管制为主，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不足，使得环境治理方式单一，效率不高。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国际上公认的成本较低的减碳制度，尽管上海碳排放交易试点从研发阶段正式跨入运行操作阶段，但是目前上海碳排放交易体系还在完善中，相关的市场标准体系在建设之中。未来上海需要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并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和计量等管理制度，使得碳交易的定价更为合理，企业碳交易更加高效。除此之外，上海也需要继续完善环境财政、生态补偿机制、绿色金融、政府绿色采购倾斜等经济手段，进一步激发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促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二是以数字技术赋能环境精准治理。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系统，涉及海陆空不同污染物、噪声、辐射等环境指标的采集，并及时做出反馈，给出合理的治理方案。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渗透，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也高度依赖于数据资源的采集、流通、集成、共享和综合开发利用。上海是典型的超大规模城市，无论从经济活动、人口规模还是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而言，减污降碳的压力都相对更大，需要提高环境治理的及时性、科学性和精准度，而这取决于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在环境监测、环境质量预测预报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目前，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也在大力推进，城市治理的数字化程度大大提高，在环境治理维度的数字技术赋能将大大加快上海绿色智慧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建设脚步。

三是相关标准和法规的完善。环境规制对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并不是零散的，而是需要系统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除了常规的地方性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之外，上海以“浦东新区法规”这一特殊立法形式，展开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例如，2023年8月15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健全浦东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是上海推动生态保护逐步走向系统治理的重要举措，就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作出多项制度创新。未来上海需要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规标准体系，尤其是加强环保标准和产业政策衔接配套，健全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联动机制、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和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

四是强化政策之间的协同。在快速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往往是相互独立甚至是对立的关系，经济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受部门分割影响较大，缺乏统筹规划，协同效应不够理想。随着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得以捋顺，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开始强调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的发展格局。这也意味着，上海要加强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市场准入等经济政策与生态环境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中，更多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理念纳入产业发展、能源利用、生态保护等各个方面，尤其是提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