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世纪上半叶，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伴同行。他们虽来自不同国家，很多人却从此爱上中国，“一辈子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并肩前行，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有些人还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友好合作，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结下了深厚缘分。

“你们亲人当年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今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爱泼斯坦、柯鲁克等国际友人的亲属，向那些曾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宝贵贡献的国际友人致以深切缅怀。

这是艾培很喜欢的一张肖像照，出自张水澄之手。张水澄说，艾培最传神的是他那双手，正是这双手，写作了多少好文章！要表现艾培，必须把他的一双手一同表现出来。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块打开的书页状雕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

说这话的人叫作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国人。亲朋们唤他艾培（Eppy），是这一姓氏的昵称。

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将亲笔签名的石版画像送给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亲自批准他加入中国国籍，从此，新中国成了他自己的国家；他七十大寿，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杯；他80岁生日，还是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溢满玫瑰花香，江泽民送上了祝福；90岁时，胡锦涛带着插满鲜花的花篮来到他家。

这位波兰籍的老人，为何会牵动几代中国领导人的情感？

用挚友宋庆龄对他的评价，就是：“你做了真诚的、竭尽一切的努力，你的大笔为我们赢得了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对人民事业的援助和理解。”

1917年，两岁的艾培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居住在哈尔滨，后在天津定居。他15岁时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足迹遍布中国各地，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各阶层人物、事件、发展成果的稿件，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在妻子黄浣碧的眼里，“他似乎就是为中国而生的，对中国爱得深沉、爱得清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1992年，艾培与黄浣碧在美国为父母扫墓

进入人生的第88个年头，黄浣碧的头发全白了，眼眉开始低垂，手上也有了皱纹。虽然听力和视力不如以前，但她身子骨还不错，记忆力也很好，红色抓绒外套搭配小西裤，优雅干练。

1985年，51岁的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艾培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翻译、秘书和管家，直至2005年5月艾培在北京病逝。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20年是艾培90年人生拼图中的重要一块——这期间，他出版了很多总结性的重磅作品，从回忆录《见证中国》，到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历史不应忘记》，以及一经问世就获得极高评价的宋庆龄传记。

如今，黄浣碧是最了解这块拼图的人。循着她的讲述，我们得以透过波澜壮阔的时代，重温那些细碎动人的平凡日常。

相识已久，山西为媒

入秋后，北京的阳光不再炽烈，南长河两岸柳枝摇曳，水中树的倒影与白云相连。黄浣碧和朋友喜欢下楼沿河散步，她走得不快，但很稳当，偶尔听到“嘟嘟嘟”的游船经过，她就停下来，侧身去看看。

她喜欢水，80多岁还经常游泳，河里海里都游得畅快。这河被仿古护栏围得直挺挺的，有皇家水道的庄重感，与家乡随处可见的河流不太一样。黄浣碧祖籍广东中山，侨乡的祖辈习惯外出谋生。她从未谋面的祖父就在早年远赴美国，成了修铁路的劳工。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父母也离开家乡，经香港去了美国，我不愿去，我想继续学习。当时我的班主任是共产党员，她鼓励我多读书，还帮我加入了共青团。”她慢慢说，声音有些软糯，舌尖前后音分得没那么清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得知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干部培训班招生，15岁的黄浣碧报名参军。军装照上，英气干练，两根麻花辫又黑又粗，脸圆圆的，浓眉大眼灵动有神。

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在珠江军分区司令部做文印员。那个年代没有打字机，文印工作是纯手工的。先在钢板上刻写蜡纸，然后涂油，再一张张刮印……她拿起茶盘比画着说，过了这么多年，这些步骤她还记得清楚。

做文印员时的黄浣碧（刘雪妍 翻拍）

黄浣碧当时的证件（顾杰 摄）

1934年，艾培在《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

彼时，在时代广场的一个录音棚里，艾培和朋友们高唱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还跳起了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热烈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还在自己主编的《聚焦远东》杂志上以《新中国诞生了》为题发表了社论，并在封面刊登了一面五星红旗，这是在美国刊出的第一面全彩的五星红旗图片。

应宋庆龄之邀，1951年，艾培回到了心向往之的北京，参加创办英文杂志China Reconstructs，即《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为China Today，《今日中国》），加入对外介绍中国的宣传事业。在他看来，这段时间的中国，就像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诗里写的，“这是天堂，沐浴着朝气和曙光”。

创办之初，编辑部没有办公室，创刊号的内容架构是在公园长椅上商定的。作为早期执行编辑和后期总编辑，艾培为塑造这本杂志的性格奠定了基础。每次英文版付印前，负责校对的工作人员最怕给艾培看清样，因为，谁都知道，任何稿子，只要经过他的手，没有不改动的，有时甚至会改成“大花脸”，可谁都不得不承认，他改得就是有道理。

1938年，艾培在香港与中外新闻文化界人士合影（左二为斯诺，左三为艾培）

50年代，艾培与同事们在编辑部四合院内

“随着杂志语种的增加，改成中文定稿后，就需要打字，艾培写的英文字母很潦草，超难辨认，只有我能识别。”黄浣碧1960年进入杂志社工作，与艾培成为同事，她干的事情很多，收发文件、整理档案、接待都做过，做得最多的还是打字和印刷。

继续读书，多学些知识，一直是黄浣碧的梦想，当年离开学校去参军，除了满怀一腔革命热情，也是为了进干部培训班多学些知识。“没想到进了孙夫人的杂志社，成天与一群有学问的人打交道，我打心眼里高兴，杂志社是我的大学校。”说着，黄浣碧起身拿来许多照片，上门聚会、外出采访、去公园聚会，记录了老同事的情谊。

艾培和邱茉莉是杂志社的恩爱夫妻，虽然这对组合看起来有些奇特——艾培比邱茉莉年轻9岁多，还矮她一头，但他们相知相爱，有着共同的人生追求。

1946年，艾培与邱茉莉在美国

1956年，艾培撰写《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一书

1976年夏，艾培在外文局大院的地震棚内写《西藏变迁》一书

用老记者的镜头，记录今日中国的变迁

“印象中，艾培性子很慢，好像永远不着急，他总是处于思考与写作中，满脑子都是稿子，对身边杂事兴趣全无，也不理会，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我和他们夫妻俩关系都不错，和邱茉莉更好一些，她把艾培的生活起居照顾得非常细致，艾培很依赖妻子。”黄浣碧笑笑说，大家都喜欢艾培，他为人很好，很善良，很厚道，很容易相处。

1980年邱茉莉患上癌症，艾培的生活乱了套，遇到困难时，他会拜托黄浣碧帮忙。邱茉莉去世后一年多，应山西日报社的邀请，艾培重访抗战时的采访之路，黄浣碧和摄影记者张水澄一路陪同。

午饭后大家一同游览五台山，三人在春天和暖的阳光下散步，艾培左手扶着黄浣碧的肩头，右手挽着张水澄的手臂，突然说：“小黄已经准备考虑她的婚姻问题了！”“是啊，老江（黄浣碧前夫）走了很多年了，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你猜她的对象是谁？……就是我！”艾培对张水澄笑着说。

1990年4月15日，艾培与黄浣碧在上海兴国宾馆（左）；90年代，艾培与黄浣碧在友谊宾馆家中（右）

张水澄还没反应过来，艾培三句话不离本行，接着又说：“我建议你写一篇文章，题目是‘Surprise……Suitable！’（‘惊奇……合适！’），但《中国建设》不会发表。”回太原的路上，艾培向陪同的人员公布了订婚的消息，并在宾馆里买了葡萄酒和糖果招待了大家。

艾培去世后，黄浣碧在整理遗物时，无意发现了一张已经泛黄的纸，纸上有“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红色抬头，写着“山西为媒 黄河为证 山高水长 心心相印”，这让她心头一热，惊讶又感动。

上海姑娘，为新世纪增色

1992年11月，历经十年，《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终于出版。手捧样书，艾培长舒一口气，黄浣碧也同样激动。1985年他们结婚后，一个共同的心愿和大事，就是完成宋庆龄传记的写作。

虽然艾培打小就来到中国，在中国接受教育，但是在哈尔滨，他的世界是俄式的，在天津则是西式的。他就读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他习惯于英文写作与思维。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虽然他能听懂普通话，也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但他不会用中文阅读和写作，弄不懂多音字与多义词。

“有天走在路上，他突然问我，旁边人为什么说‘死蘑菇’？蘑菇怎么死了？我听了一下，人家说的是‘4毛5’。”黄浣碧说，以艾培的中文水平，根本无法直接通读《宋庆龄年谱》，她就一段一段地为他讲解。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不仅费嗓子，还费神费心。年谱上用的是简练的书面语，直接读出来，艾培就会不知所云，必须用他听得懂的描述。“他都不理解傍晚是什么，我要说，是太阳快下山了，还没到晚上。”有时一个句子、一条记载，她要讲两三遍，甚至四五遍。艾培听到重要的部分，就用英文输入电脑做摘录。

艾培在使用第一代苹果电脑写传

80年代，电脑刚刚问世，还是个稀罕物，艾培这台是经过层层报批，从香港订到的。如今黄浣碧还把它放在家中的橱柜中，这是第一代苹果电脑，外壳是个箱子，打开是电脑，用完收起来装好，一拎就能走，虽然屏幕只有9吋，但可以随时增删文本，已经很方便了。

“这个新式武器，看别人操作很容易，到了自己手里却没那么如意，最开始艾培不太会用，思绪涌来时一个劲儿地输入，写了很多，却忘了存盘，有时写得很顺，不知道碰了什么键，写的内容全都不见了。”黄浣碧抿抿嘴，笑说，“艾培经常与电脑作斗争，最苦恼时，他就两手一摊，耸耸肩说‘哎，我要上吊了’，但他从来不承认是自己误操作，总认为是电脑罢工，还说‘人脑斗不过电脑’。”

艾培历经10年写传，严格讲，是耗时10年。写作计划1980年就已经拟定，真正动笔是在1985年与黄浣碧结婚之后，当时他已经70岁了。

熟悉宋庆龄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从来不事张扬。黄浣碧说：“她喜欢写信，但从不在信中谈及机密与重要事情，很多信的最后，她都会写上一句‘阅后销毁’。”

艾培保留了200多封与宋庆龄的来往信函，遵照他的遗嘱，已经全部捐给了北京宋庆龄故居和中国福利会。这些来信内容广泛，有互赠礼物，有交换读物，也有沟通老友信息，商量刊物工作与文章的，其中最早的写于1939年。

以宋庆龄的个性，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多年来，海内外无数人试图说服她，要为她写传，其中不乏名人与大家，可是都被她一概拒绝。她对自己的照片也总是很慎重——一是不轻易拍照，二是未经她本人准许，绝不允许她的照片随便对外。

但是1975年5月，宋庆龄却正式向艾培提出，请他为自己写传，并表示将自己保存的所有照片都交给他保管，“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

对艾培来说，从23岁开始与宋庆龄共同奋战了将近半个多世纪，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我会把我的能力和精力都无保留地投入其中”。

1980年，接受写传任务之初，艾培很有信心，他以为以自己的能力与掌握的资料，不会耗费很长时间，而且他和宋庆龄都以为会有充足的时间沟通交谈，大家分别忙着手头更紧急的事情，将交谈一推再推。没想到，宋庆龄因病于1981年逝世，艾培悲伤地和其他老朋友一道为她守灵。

他在《宋庆龄颂》中写：“上海姑娘，热情、沉静、闪闪发光……你那压制不住的精神力量，纯洁、不知疲倦、无畏，始终一样，点燃起新的、年轻的心，为新的世纪增色生光。”这些反复出现的形容词，是宋庆龄在他心中难以磨灭的形象，也是他在传记中所要表达的内容。

写传的过程中，政协、杂志社、国际友人研究会、工合，各种组织的各种杂事让他应接不暇。有一段时间，他干脆躲到宋庆龄故居专心写传。

宋庆龄生前喜爱和平鸽，图为艾培在宋庆龄故居撰写宋庆龄传记的间隙，与故居的工作人员一起喂鸽子

黄浣碧记得，那是1989年，每天早上8点，艾培会准时去宋庆龄故居“上班”。故居的主任在研究室给他腾出了半个房间，放了桌椅和一张可供中午稍事休息的单人床，“虽然条件简陋，但是艾培很高兴，他就躲在里面，像以前做战地记者那样工作起来”。

经过大量的采访和缜密的考证，艾培终于完成了这本目前公认最权威的宋庆龄传记。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几乎一口气读完了书稿，他说：“这部书不是用手写的，而是用心血浇注的，他为这位20世纪的伟大女性树立了一个永久的丰碑。”

对黄浣碧而言，能参与这项工作意义非凡，以自己的心血与努力，表达对宋庆龄的崇敬与敬爱，“既是荣幸，也是缘分”。

见证中国，历史不会忘记

如今黄浣碧独自居住，她爱干净，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客厅的橱柜满满当当，摆着各式小玩意，她笑吟吟地一一拿出来给我们介绍：这套微型书是俄国人送的，那个木偶来自日本，“对了，现在我用的菜刀，还是和艾培去四川旅游时背回来的，非常沉，质量很好，一直用了这么多年”。

1988年，艾培在写给友人莉莉的信中，提到了黄浣碧：“她是中国人，我的老同事，非常热心肠。她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给到我惊人的帮助，并且负责我的中文通信和研究。我希望我对她也是个有用的、有帮助的人——她说是，但我不相信。”

他喜欢叫她“小黄”“HUANBI”和“老太太”，这是独属于他的爱称。她记得他最爱吃的是“妈妈累”果酱和“格瑞诺拉”早餐，前者混合了橙子和柠檬，后者包含麦片、各类坚果和干果，他天天吃都不腻。

艾培去世后，黄浣碧很少自己去游泳了，她把毛泽东签名的石板画像捐了，将艾培的毛衫送给了朋友，外套和短袖给了楼下的环卫工，在她看来，这就是物尽其用。而艾培当年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和入党申请书是一直保存着的，纸页已经泛黄，整齐的英文单词背后，是他对中国火热的爱。

黄浣碧说，艾培最喜欢穿中山装，因为“有四个大口袋，里面什么都能装：记录纸、烟具、火柴、抽过的烟头和火柴头”。他嘴角总带着笑，别人跟他打招呼时，他会伸出手来，回报一个“铁钳”般有力的握手。

这双手，握过毛泽东、叶剑英、董必武，也握过农民、工人；翻阅过斯诺从陕北拍回的珍贵照片，也把逃生的船票递给邓颖超。而握的最久的，肯定是当做武器的笔杆子。这支笔，改定了新华社向世界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记录了卢沟桥的枪声、台儿庄的炮弹轰鸣。在抗战初期的艰难岁月里，24岁的他坚定地写下：“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

艾培夫妇与好友柯鲁克夫妇（刘雪妍 翻拍）

他在自传里写道：“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在黄浣碧眼里，艾培正直、纯真、憨厚，还有点“一根筋”，他对中国“爱得清澈”。范敬宜曾问他：“您在中国不习惯的是什么？”他答：“三个M——马马虎虎，明天再说，慢慢来！”这是他特有的直接和睿智。

1995年4月20日，艾培80寿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答谢词至今被津津乐道，黄浣碧说：“他的发言出乎所有人的想象，观点鲜明而具体，既有批评也有建议，用‘语惊四座’来形容毫不夸张。”

“今天，在西方的传媒中，对中国的攻击多于赞扬。抓住缺点，不管是真实的或是捏造的，就大做文章，无限夸张。对成就视而不见，或者只是勉勉强强地、酸溜溜地稍加承认。中国不论做什么总是错的，这成了现在的一种时髦的风气。中国人口增长，就说世界人口要爆炸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又说剥夺了没有出生的小生命的生存权。中国遇到了一点经济上的困难，说中国整个体制不对头；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又说中国要成为全世界第三号、第二号，甚至头号强国……

所有这一切，不必使我们感到无谓的烦恼。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做什么，不是别人在说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些什么……如果我们把自己描绘得完美无缺，那么，来中国的人回去后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好’。但是那些受西方传媒影响、以为中国一团漆黑的人，他们来中国后回去却会说：‘比他们说的好得多’……”说这些话时，他身着笔挺的西服，红光满面，精神抖擞。

1944年作为美国记者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在晋西北采访时，艾培身着八路军军装

熟悉他的朋友都说：“这就是艾培！”黄浣碧说：“这个从事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人，从来不说言不由衷的‘空话’，尤其不会说令人厌恶的‘套话’。”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些答谢词，当时的总编辑范敬宜俨然是把它当做历史文献来看待的。

艾培脑际宽广，盛着思绪千万。他认为“脑海”一词很有意思，因为“没有一个词能这样合适地表达人类心灵广泛而又复杂的运动——有时深不见底，有时浪高千尺；有时安静无声，有时又怒涛汹涌。不同海洋，可以反映岩层深处的寒冷，也可以反映火山的炽热。”

秋水时至，百川入海，无论来处，最终都奔涌至同一个方向。

阳光洒进屋子，黄浣碧养的君子兰、凤梨、芦荟、吊兰簇拥在窗前，郁郁葱葱。让人想起艾培初到延安时写下的活色生香：一片片小麦、小米，黄澄澄的丰收在望，豆子、棉花、亚麻，郁郁葱葱，尽收眼底。老人、孩子面颊红润。“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