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的一天夜里，上海“绒线大王”恒源祥公记号的账房里，总经理沈莱舟放下手中记得清清楚楚的账簿，满意地看了看身边那个左手打算盘、右手同时记账的年轻人。

年轻人叫沈恒春，是沈莱舟在江苏吴县洞庭东山的远房亲戚，八年前投奔霞飞路310号恒源祥支店做学徒，住在店内。他勤于钻研，很快学会双手同时珠算，加上平日待人谦和，得到了沈莱舟赏识，此时已被擢为恒源祥的总出纳。

“噼噼啪啪”的算珠声把沈莱舟从短暂闲情中唤回，复又忧心忡忡起来。两个月前，上海工商业刚刚遭受南京国民政府“金圆券”政策的重创，金圆券的发行和物价限制掀起了市面上抢购商品的风潮。绒线业很快受到冲击，恒源祥门面大，遭到冲击力也最大，共损失绒线存货五万多磅，收进的金圆券四十几亿元，转眼贬值不堪。

在这黎明前的最后暗夜中，24岁的沈恒春内心难以平静。经地下党员介绍，他刚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千里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野战军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华东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淮海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这是旧中国的最后一年。

「加入革命队伍的“绒线大王”员工」

抗战胜利后，上海反对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不断掀起高潮。194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批来自洞庭东山的旅沪青年以民间团体“东洞庭山各校同学联谊社”（简称“东联社”)为纽带，团结同乡同学，积极投身大上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洪流，并热情关心、支持着家乡的革命斗争。此时，“东联社”的主要成员中，有12人是中共地下党员。

“东联社”以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为工作重点，于1948年9月成立了中共洞庭党支部，并以“洞庭图书室”为主要活动阵地。图书室藏书近万册，还秘藏了大量当时不能公开借阅的左翼小说、苏联革命文艺作品及《西行漫记》《大众哲学》《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书刊，吸引了包括沈恒春在内的大批渴望真理的东山青年。1948年10月入党以后，沈恒春利用业余时间担任过洞庭同乡会理事和图书室主任。

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行漫记》（左）与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新华社发

沈恒春还与郑思庚、金维刚等人共同负责“东联社”康乐组的工作，根据青年人的兴趣爱好，逐步开设歌咏、舞蹈及乒乓、篮球、棋类等多项文体活动，经常演出以反内战或反映解放区为主题的歌曲和戏剧，进行思想宣传。

《西行漫记》中的影像：少年儿童在做游戏。 新华社发

1946年7月，“东联社”创办革命月刊《莫厘风》，运回东山家乡发行，进行革命启蒙，更设法安排了一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疏散到东山隐蔽起来。

1948年秋，“东联社”接到上级组织要求：“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迎接上海解放”，遂决定介绍一批人员参加“上海市职业界协会”（即“职协”），沈恒春随即加入早已存在的中共上海衣着业支部。

据当事人回忆，上级党组织在1949年初指示发展衣着业的“职协”和人民保安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职协”的积极分子直接加入解放上海的政治斗争中。

「走出绒线店，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4月21日，上海已经能听到隆隆炮声。此时的恒源祥绒线店有三位中共地下党员。地下党组织交给沈恒春的任务之一，是说服与帮助时任上海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会长的沈莱舟留在上海。至于“当家人”沈莱舟，早已留意到店内有几个青年伙计经常读夜校，只是对沈恒春等人的活动心照不宣，也不干涉。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沈恒春向沈莱舟请假离店几日。沈莱舟从抽屉里取出一沓银圆递去：“这些钱你带上，也许用得着，一路上要小心。”

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由104名“东联社”成员组成的“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洞庭中队”负责苏州河以南、浙江路以西、北京路以北、西藏路以东地段的交通治安任务。他们配合人民解放军，先后收缴了反动自卫队的40多支枪械，截获了7艘满载粮食企图逃跑的木船，收容了一批批散兵游勇，捡获了数以百计散落在街头的枪支弹药。经三天三夜的连续作战，沈恒春与上海人民一起迎来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沈恒春参与上海总工会、绒线业工会的筹备，担任衣着业工会秘书，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薪水比原来低很多的税务局卢湾分局工作，后来担任过卢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1954年至1966年间，他在上海市委党校担任教员，从事党史教育工作，为培养党的干部作出了贡献。此间，他还参加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工作，并在上海大隆机器厂社教期间任工作队秘书。

「著成中国人自己的上海史」

1979年1月，沈恒春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8月，调入新设立的上海史研究室，协助唐振常先生组织开展上海史研究，并继唐先生担任研究室主任。1987年离休以后，沈恒春继续负责组织上海史的研究任务。

当时刚刚工作，后来成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熊月之回忆：“沈恒春先生在历史所长期担任支部书记，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但实际上人极热忱。他协助唐先生管理上海史室，很多具体事务都由他处理。如果将上海史室比喻为一家公司，唐先生便是董事长，沈先生则是总经理。那时候的研究室，事务远比现在要多，分房子、加工资、分奖金、打开水、扫地、历史所四周环境卫生、出勤考绩，都要管。”

沈恒春使用过的资料卡片

1981年5月5日，上海史志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地方性史志学术研究团体。研究会很快确立了在1985年以前，以搜集资料为主，在编写《上海大事记》《上海沿革述略》《上海史志书目》等书基础上，再花十年左右时间，编写多卷本《上海史》。

唐振常和沈恒春组织上海史研究室的全体同志，经过1983年至1987年的几年奋战，完成了《上海史》专著的编写任务，向国庆四十周年、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献上厚礼。

唐振常、沈恒春编著《上海史》封面

此前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海的历史是由外国人书写的。学者胡道静评论，《上海史》的出版“弥补了我们这个明珠城市的文明上的一大缺憾”。历史学家李华兴评价：“《上海史》不仅是主编和编者刻苦研究、勤奋写作的结果，而且也是历史研究所全体同志三十几年共同耕耘的收获。”在当时出版界很不景气、学术著作难以问世的困难条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毅然出版了此书。

作为《上海史》副主编的沈恒春负责统稿工作，具体参与书中第二十二至二十七章的撰写，还精心编制了“主要新旧路名对照表、译名对照表”。熊月之回忆：“每期《上海史研究通讯》、每本《上海史研究》论文集，他（沈恒春）都仔细看过。他是《上海史》副主编，全书八十多万字，每章、每节、每条注释，他都细读过。他的字极工整，一笔不苟。他与唐先生两人性格正好互补。唐先生豁达豪放、不耐繁剧，沈先生严谨内向、事必躬亲。这可能与他长期做会计、当党校教员的经历有关。”   

《上海史》后来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作为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上海通史，叙述了上起陆地形成、下迄1949年5月期间的上海历史，在上海研究的学术史上有独特意义。来自上海各界各单位的110余人莅临新书发布会。与会者评价该书为一部了解国情、市情的教科书，“是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上海通史”，以地方性、综合性、整体性为主题构想，系统地考察了从上海成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城市演变的历史。    

沈恒春还主编了《〈明实录〉中苏松资料选编》、标校出版《瀛壖杂志》（合作）以及编辑《上海史研究》《上海史研究通讯》等。

1991年，针对上海历史资料不平衡、不统一、难以寻找的问题，他撰写《上海史基本史料提要》，为后人长期保护和整理上海城市历史资料留下了重要的文献。他还呼吁通过地方志的修撰，使上海史研究系统化、完整化，对上海史研究的初创与凝聚贡献卓著。1994年，他的名字进入《上海高级专家名录》。 

沈恒春照片

从24岁参加革命工作到为中国人书写自己的城市历史，沈恒春在革命斗争中磨炼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牢固信念，在不同工作岗位的转换中，不计较个人得失，书写了党员“功不在我”的奉献精神。作为一名学者，他显示了“甘坐冷板凳，勇做栽树人、挖井人”的高风亮节。如今，作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30卷本新修《上海通史》已全部告成，沈恒春的精神继续为后辈学人所继承。     

（作者徐昂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