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是生物专业,师专毕业后当了十几年中学生物老师,一直没有入党——35岁以前,陈云坤的人生轨迹似乎与长征这段红色历史并无交集。
2005年,习水县县政府开始筹建四渡赤水纪念馆。陈云坤被上级“相中”,调去援助习水红色旅游开发以及四渡赤水纪念馆建馆事宜。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与长征邂逅了。10年间,陈云坤的足迹踏遍习水县的每一处角落,当地老百姓给了他一个漂亮的封号——“红色才子”。
初见
桌上放着一杯刚泡舒展的“老鹰茶”,云贵川特有的一种茶叶。刚入口时有些生涩,细细回味却带着甘醇。
“和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习水县的‘红色才子’,陈云坤。”顺着介绍人的目光,我方才注意到他。黝黑的皮肤,不高的身材,一件灰色外套,眼里有明显的血丝。
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才微微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便又低下头去。
初到贵州,这里的人给我的印象就如同9月盛开的桂花,充满热情。唯有对面这个人,自看到他伊始,就闷着头看书,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
古板而孤傲的红色专家,我暗暗给他贴上了标签。
杯子里的茶喝完了,我起身告辞。就在这时,陈云坤站了起来,捧着一本书朝我走来。
“你可以先看看它,史实部分我都划出来了,叠角的地方是重点内容。”我接过这本叫做《十个连长一个班》的书,随手一翻,里面竟已密密麻麻地做上了批注。
原来,他刚才是在帮我整理资料。
“明天我带你去土城,看四渡赤水纪念馆”,陈云坤顿了顿,“有什么想了解的就直接打我电话吧,知无不言。”说完了这句,他又回到桌案前,翻开了另一本什么书,再度与我们隔绝。
这人真是像极了那杯“老鹰茶”,我心想。
93岁的袍哥深情地回忆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的故事,正是陈云坤找到了这位历史的见证者。
第二天,我们驱车从习水县城开往土城镇。一路上,陈云坤的话不多,一般都是我问他答,我不问他则不另起话题。
四渡赤水纪念馆里,讲解员正在讲述的是那场被毛泽东称为“平生最得意之笔”的战役。陈云坤站在离我们不远处,眼睛盯着一张双方交战的兵力对比图。
“从第三渡赤水开始,红军从被动转向主动。四渡赤水战役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此拉开帷幕。”讲解员话音刚落,陈云坤大步走了过来。“我认为,红军的主动权在二渡赤水时便已显现。”
演说了千百遍的台词被质疑,讲解员有些不知所措。
陈云坤索性向讲解员要过了激光笔。“二渡赤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红军绝妙地重返黔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这般战略,若不是胸怀雄韬伟略之人,恐怕无法想到。”
站在作战地图前,陈云坤的手指打着圈,川军多少人、滇军在什么方位、黔军的行军路线当场就被他一一还原。
这是陈云坤第一次展露出兴奋。
后来我发现,但凡是与长征有关的话题,都能使他一改常态,滔滔不绝。
车沿着盘山公路直上,距离土城偏北3公里的地方,是青杠坡烈士陵园。
红军在这个葫芦形隘口里,遭到了川军的猛烈俯击。敌情的错判加之地形的不利,青杠坡之战,红军死伤惨烈。三天三夜的雨水冲刷,将坡脚的一条小河染成了红色。
烈士纪念碑建在山峦之上,瞻仰者必须步行168级台阶,才能一睹它的尊容。
方才还在细细讲述青杠坡战役的陈云坤,自踏上第一级台阶开始,便停止了讲解。
拾级而上的过程中,听到的唯有各自的脚步声,重复、沉闷。陈云坤的头埋得很低,以至于看不到他的表情。
站在纪念碑前,身旁是一言不发的陈云坤。他抿着嘴唇,左手紧紧握住右手的手腕,目光平视着纪念碑,又好像透过它向更远的山脉望去。
很长时间,他都保持这个姿势,像是一尊雕像。
“你看不到我敬礼,也看不到我脱帽,但这不代表我心中没有触动。”下了山,陈云坤对我说,他反感那些带有形式主义的东西,“真正的崇敬是深埋心底的,任何行动在伟岸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用纸来糊墙,晚上睡不着觉,我便偷偷就着灯读纸上的文字。”
后来,陈云坤才知道,这一张张令他如痴如醉的纸上,写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想看书到不惜把糊好的墙纸撕下来,读完了背面,再原封不动地粘回去。”陈云坤说,《论持久战》是他对红色历史的启蒙老师。
父母知道儿子的禀赋在文,但他们觉得农民的后代要想走出大山,光靠一支笔杆是不够的。陈云坤听从了家里的安排,志愿填了生物专业,师专毕业后,成为乡镇中学的一名初中教师。
那时的陈云坤常会写些文字,起初是投给校报,后来又被县委机关报《习水报》引用摘录。再后来,陈云坤成了《习水报》的一名记者。
2005年,习水县县政府打算筹建四渡赤水纪念馆,需要一位能够汇编史料、为纪念馆收集撰写素材的同志。县里几位领导看过陈云坤的文章,认为可以请他来担任这项工作。
从县城辗转土城镇,站在四渡赤水纪念馆门口的陈云坤还不知道,这将成为他真正意义上研究长征的起点。
追寻
“习水有红色历史,土城里有红色故事。我要寻找到它们。”遍读长征历史的陈云坤已不再满足于手头的资料。
此时,一个强烈的疑问在他心头攒动:中央红军为什么能够夺取长征最后的胜利?——他要寻找答案,要去革命发生的地方追根溯源。
陈云坤走访了土城镇上93岁的“袍哥”罗明先,听他回忆当年红军驻扎时,打土豪为百姓分发井盐的故事;顺着41年前江西老红军寄出的一封信,他来到回龙镇养菌人卢洪家中,证实了当年在二渡赤水战役中身负重伤的6位红军的事迹……
走遍了习水的每一个角落,陈云坤整理的采访手稿多达100万字。
至于那个促使他踏上征程的疑问,陈云坤用10年的时间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自信、坚毅,和民心。
“即便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也要保持高度的自信;一旦立下目标,就坚韧不拔地走下去;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官、兵平等,兵、民平等,在平等和尊重中获得人民的拥戴。”陈云坤说,“长征已经用实践告诉我们,做到这三点,将无往不胜。”
湍流不息的赤水河,仿佛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81年前的这场战役。
陈云坤的家不大,但有关长征的书籍数量却多得惊人。
“只要翻开书、提起笔,什么家务事,女儿的功课一概不管了。”每次看到丈夫伏在案头,妻子李姐是又好气又好笑,“饭桌上的话,他呀,一句都不会,但一说起长征,就连口齿都变清了。”
3年前,《十个连长一个班》出版了,其中大部分史料正是取材于陈云坤的采访手稿。
有人不理解,放着手边整理的上百万字手稿,陈云坤自己为什么不出书?陈云坤答:“我还没有想好,要用怎么样的情绪和笔触去表达我心目中的长征。长征是人类挑战自身极限的一次征途,它关乎生与死,荣与辱。随随便便地落笔,我便是辜负了它。”
在品读长征时,陈云坤曾三度落泪。第一次是2005年,读到红军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被俘后,用手伸进腹中,绞断肠子而牺牲;第二次,当红军夫妇王泉媛亲手递给王首道那双迟到了近60年的千层底黑布鞋时;而第三次,则是重听《十送红军》:“愁绪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是一场生死别离,它绝不是什么暂别,而是永别。这一点他们的父母、妻儿、兄弟都知道。”歌声流淌,陈云坤轻轻对身旁未谙世事的女儿说,“你听的是旋律,老爸听的是歌背后的含义。”
再过两个月,根据书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将开播。可除了李姐外,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部剧,陈云坤自掏腰包贴了近20万元。
我以为那是出于震颤之后的感性,陈云坤摇了摇头。
“是因为责任。”他轻吸了一口气,“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作家,没有足够的人脉和资源去传播这段红色历史。”他说,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有了孩子,却没有能力抚养他长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长征采访手稿)是我的弃儿”,陈云坤低下了头,“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去弥补。”现在,看到“弃儿”茁壮成长的样子,陈云坤觉得,“自己也算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了。”
图文/陈逸君
插画 /派派
红色才子,和他炽热的心。